为使我们的论点普遍性更大，受移居现象的影响较少，我们对整个世界而不是一个地区的情况加以考察。假设人口增长受到的抑制已被完全消除。假设地球为人类提供的生活资料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定数量，增加额与目前整个世界的产量相等。这一假设就等于承认土地的生产力永远无限，而且这种增长率要比我们所能想象的人类努力使生活资料能够达到的增长率大得多。
设世界人口为任意数目，比如说10亿，那么人口将按1、2、4、8、16、32、64、128、256、512的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将按1、2、3、4、5、6、7、8、9、10的比率增加。两百年后，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比将为512比10，三百年后，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比将为4096比13，两千年后，两者的差距将几乎无法估算，尽管到那时产量已增至极高的水平。
这个假设没有对土地的产量作任何限制，土地产量会不断增加，甚至可能超过人们所能指出的任何数量；然而每个时期的人口增殖力仍然占据着优势，要使人口的增长比生活资料的增长的水平低，那只能通过强有力的自然法则持续不断地作用，使较强大的人口增殖力得到抑制。
下面让我们对这种抑制所起到的作用进行考察。就植物和动物来说，情况很简单。它们受强大的本能驱使而繁衍自己的物种，这种本能不受理性的妨碍，或者说不会因为担心其后代的生活而受到妨碍。因此，由于这种自由，繁殖力于是充分发挥，而它所造成的过分结果又因空间与营养的缺乏而受到抑制，对动物和植物来说，这是共同的，但动物还要被相互残食所抑制。
对于人类，这种抑制作用则更为复杂。人类受同样强大的本能驱使而繁衍自己的种族，但理性却出面进行干预，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如果无力供养子女，是否可以不生育。在平等状态下，问题也许就这么简单。但在目前的社会状态下，人们还会考虑另外一些问题。如果生育孩子，生活地位是否会降低？生活是否会遇到比现在更多的困难？是否要更卖力地干活？如果家庭人口很多，即使尽最大努力能否养活他们？是否会看着子女受冻挨饿，而自己又无能为力？是否会深陷不能自食其力的贫困之境，而不得不由他人施舍生活？
人们认为，在一切文明国家里，正是由于这些思考使许多人不能遵从及早爱上一个女人的自然法则。这种限制即使不是绝对会、也几乎必然会产生罪恶。不过，在所有社会，即使在最放纵邪恶的社会，合乎道德地爱慕一个女子的倾向也总是十分强烈，以致人口会不断增加。人口的不断增加使社会下层阶级沉沦于贫困之中，他们的境遇永远也不会因此有明显的改善。
让我们假定某个国家的生产资料，仅仅能够使其居民过安乐生活。在即使是最放纵邪恶的社会中也可见到的增加人口的不断努力，会使人口的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因此，之前养活700万人口的食物，现在必须在750万或800万人口之间进行分配。结果。穷人的生活必然会大大恶化，许多穷人必然会陷于极为悲惨的境地。由于劳动者的数目也多于市场所能提供的工作机会，劳动力的价格必然趋于下降，与此同时，食物的价格则趋于上升。所以，劳动者要挣得和以前一样多的工资，就得更卖力地工作。在这种艰苦时期，结婚会严重受到阻碍，养家糊口也难上加难，以致人口处于停滞状态。这个时候，劳动价格低廉，劳动者人数充裕，劳动者不得不更勤奋地工作，这些会鼓励耕作者向土地投入更多的肥料，进行更加全面的改良，直至生活资料和人口恢复最初的比例。在这个时候，劳动者的境况会有所好转，人口所受到的抑制也会有所放松。劳动者生活境况的恶化与改善，就是如此周而复始、不断循环的。
认识肤浅的观察者不会注意到这种摆动，甚至眼光最为锐利的观察家对这种摆动的周期也难以做出估计。然而，那些善于思考而又深入研究过这一问题的人，他们都不怀疑，在一些古老的国家，确实存在这样的摆动，尽管由于相反因素的作用，摆动的幅度要比我的描述小得多，并不规则得多。
这种摆动不像预期的那么明显，不那么容易被经验所证实，其所以如此的原因很多。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所掌握的人类历史，仅仅只是关于上层阶级的历史，而上面所说的那种摆动却主要发生在另一部分人身上。关于这些人的风俗习惯的可靠记载，几乎没有。要令人满意地记录下一个民族在一段时期内在这方面的历史，需要善于观察的人花费一生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做不间断的细致观察与研究。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一些方面：成年人数与结婚人数比例是什么；限制结婚会在什么程度上使邪恶的风气盛行；与生活较优越的阶级相比较，社会上最贫穷的阶级具有怎样的儿童死亡率；劳动的实际价格如何变动；在某一时期的不同时间内，社会下层阶级的安乐与幸福会发生怎样可见的变化。
这样一部历史对于说明经常性的抑制如何影响人口是非常有帮助的，并有可能证明上述那种摆动的存在，尽管由于有许多因素的干扰，摆动的节奏也许是不规则的。这些因素包括：某些制造业兴起或衰落；农业企业经济增强或减弱；年成好或坏；爆发战争；流行时疫；实施济贫法；发明出减少劳动的方法而劳动市场却并未相应扩大，尤其是劳动的名义价格与实际价格发生差异，这种差异也许比其它任何因素更容易掩盖劳动者生活境况的变动。劳动的名义价格很少普遍下降，可是我们经常看到，当食物的名义价格逐渐上升时，劳动的名义价格却往往保持不变。这等于使劳动的价格降低了，这个时候，社会下层阶级的生活境况必然趋于恶化。资本家们却因为劳动的真实低廉，而越来越富有。资本的增加使他们能够雇用更多的人手。所以工作机会增多，劳动价格因而会上升。但是，在所有社会之中，劳动市场上都或多或少地缺少自由（这或者是教区法造成的，或者是富人容易联合而穷人不容易联合这一更普遍的因素造成的），这会阻止劳动价格上升，使其保持较长时间的下降趋势；也许一直要等到荒年，要求提高劳动价格的呼声太高时，才不得不提高劳动价格。
就这样，劳动价格上升的真正原因被掩盖了。富人们以为，他们提高劳动价格乃是在荒年时对穷人表示同情和给予恩惠，一旦年成转好，他们对劳动价格未回落的抱怨便接踵而来，尽管他们只需稍微想一想，就会明白，要不是他们联合起来压低劳动价格，劳动价格本来早就会上升的。但是，虽说富人通过不正当的联合常常可以延长穷人受苦的时间，可是却没有哪一种社会形态能在不平等的国度避免大多数人经常陷于贫困，或能在平等的国度避免所有的人经常陷于贫困。这一观点的真实性所依据的理论，在我看来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认为无法否认该理论的任何组成部分。人口没有生活资料便无法增加这一命题是极其明了的，无需再加以任何说明。只要有生活资料，人口便会增加，任何民族的历史都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占优势的人口增殖力如果不产生贫困与罪恶便不会受到抑制，人们在人生经验中已饱尝了贫困和罪恶这两颗苦果，而且产生这两颗苦果的物质原因似乎仍在发挥作用，这些都为上述命题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
但是，为了更充分地证实这三个命题的正确性，让我们考察一下人类迄今所经历的各种状态。我想，只需粗略地加以考察，便足以使我们相信，这些命题是颠扑不破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