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自己倒了杯水，拿上笔记本去会议室，管镇玉、丁花和杜正军已经在那里了。
如刘文良分析，检察院没有起诉那个六万元和三万元的好处费，其余四笔都在内，对于第一笔是这样认定的：“被告人在分管业务工作期间，先后多次以劳务费、勘察费的名义，从本单位或直接从业务单位支取款项，总计贪污一百四十九万元。”起诉书的结尾也说：“被告人在羁押后，认罪态度较好，并主动退还七十八万元赃款。”
丁花问能不能判缓刑。管镇玉说现在不好说。他和现法院负责刑事的鲁院长沟通过，对于一百四十九万元这笔，他也谈了自己的看法，鲁院长认可控方定性不准，证据不足，可以“下功夫”，争议最大的是那个八万元和五万元。一开始犯罪嫌疑人是否认的，后来又承认，前后矛盾。最为重要的是，这两笔款还在开发商那里挂账，没有核销，也就是说单位还能依合同收回来。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法律上的“实际控制”？如果这两笔款被杜正兵收回——从房产商的账户核销——杜正兵用其买房——那就是典型的受贿。
“那两张卡呢？”我说。
“这个我给鲁院长说了，就是私人关系，那个人和杜正兵是同学，逢年过节的一点意思，杜正兵也没有为其谋取什么利益。”
刘文良说：“我仔细研究过，从事实和法律上来说，每一笔都不构成犯罪，我主张做无罪辩护。”
管镇玉说：“鲁院长说了，现在正是风口时节，这个案子影响很大。之前又是纪委移送过来的，比较复杂，政法委也介入了，杜局长是处级干部，已经当做反贪的重要成果之一，法律的规定是一回事，现实又是一回事。”
刘文良说：“我们以什么认定被告人的罪行，是不是《刑法》？从法律上来说，杜正兵就是无罪！这四笔，控方没有一笔能站得住脚，我们就是要做无罪辩护！”
管镇玉摇摇头：“无罪辩护有风险啊，我主张罪轻辩护！影响这么大的案子，如果法院最后认定被告无罪，你们觉得可能吗？各级会怎么看？我倒觉得八万和五万这两笔可选择承认，争取从轻判决。”
刘文良两手拍着桌子，说：“我反对，我们辩护人就是依法律辩护，要是不按法律，又有什么意义呢？”
管镇玉说：“现实如此，我们还得做。开庭前你们还得和公诉人那边沟通一下，这很重要，法院、检察院都要提前做好工作！两位家属有什么意见？”
丁花不知道是认还是不认，只是抹眼泪。杜正军叹口气，说：“要不把那个八万和五万认了吧！”
刘文良无奈地摇摇头。
管镇玉说：“基本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还要分头准备。八万和五万认了。一百四十九万元这个定性有争议，证据也不足够，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利用工作便利，为个人谋取私利，没有利用单位资源，本质是违纪。可我们说了不算，现实中有一种做法，组织一些专家学者，开个研讨会，最后形成一种意见，法院还是会参考的。当然，请国内有名的专家会有花费的，这种行为是否涉嫌犯罪，有争议，大多数专家是否认的。另外，家属还要做好退赔的事。”
一直沉默的丁花开口了：“你们不是要否定这个一百四十九万的贪污犯罪？那为什么还要让退呢？难道最后我们坐了牢还要退钱？我卖房退了七十八万元，现在无论如何拿不出来了。”
管镇玉说：“这，违纪的也要退啊，争取一个好的结果。”
杜正军说：“我想想办法吧！”
大家分头去准备，丁花出门的时候很伤心。按说杜正兵贪污也好，买设备自挣也好，他都会给家拿来钱，她怎么会说没钱呢？
已经是下班时间，摸了一下兜，发现没烟了，找刘文良去要了一支，点着了。我说：“专家的意见真的有用？”
刘文良说：“不好说，用有用的道理，不用有不用的道理。不用那是因为我们不是判例法的国家，学者的意见没有效力；用也能说得过去，毕竟咱们国家的刑法就是这帮人参与起草的，又是国内有名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