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我准备出门，老张又来找我，说：“李律师，不是那么回事！房子肯定会建的，料都备好了，就像做饭，水已经开了，米要下锅，怎么会不建呢？房子建起，四间，就得置换两套楼房，对不对？村里都是这样办的。”
我不得不承认，老张说的有道理，要是不借给村里，房子肯定要建的。
“可事实是确实没建啊。”我不知道如何说了。
“他们借走了嘛！怎么建？房子肯定是要建的，怎么会不建呢？要建的。”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老张一脸愁容，案件研讨会上十几位律师的发言让他很有压力，初来找我时的自信与把握荡然无存，一遍遍地重复那句话：要建的，要建的。那样子像说给我听，又像说给他自己。
我找到房峰，将案子的情况给他汇报了一下。
我说：“事情能不能这样办？我们出面找一下村里，谈谈，如果他们能给老张补偿会更好，调解一下，老张也别说两套一百四十万元，一套或七十万元也行？”
房峰说这个主意很好，他可以给老张所在的三社区的上级——王岛街道办事处说说，那是他的顾问单位，其实，我找他也是这个意思。
我给老张讲了一下我的意见，老张很乐意，他认可房子没建，那就赔一套或七十万元，也公平合理。
“咱也是通情达理的人。”他说。
那是一个海风很大的春天的下午，我只身前往三社区去谈老张的事。本来约好和房峰一起去，但他临时有事，去司法局开会了。想拉上杨晓玲，她又陪刘文良去看守所会见，只好一人前往三社区，也算孤身探虎穴。
三社区是全市旧村改造的示范小区，沿海边建起一幢幢漂亮的高楼。小区内规划很好，村委会、村民活动中心、家委会、物业服务中心、幼儿园、区内超市等一应俱全，从外面看，你根本想不到它是一个农民社区。我听房峰说过，这几年开发海景房，社区的地卖得非常火，村里有的是钱，另外还有些对外投资，什么旅游酒店工程劳务，发展都非常好，在王岛街道办事处下辖的十五个社区中，三社区是实力最强的一个。
我到的时候，社区赵主任和王书记已经等在那里。在装修高档的三楼会议室里，二人给我自豪地谈起三社区的基本情况、发展现状和远景规划。那情形好像我是某级领导前来视察，在听他们汇报工作。有几次，我想打断他们，告诉他们我是受村民张民安的委托，来谈他准建证借用赔偿问题。但是我发现，我根本插不进话，他们已经习惯于以这种方式接待客人，我只好耐心地听他们讲完。“村里现有居民二千八十二位，二一年全村收入一点一亿元，人均纯收入三万七千五百八十二元，全村基本实现了全民免费医疗、幼儿免费入园，六十岁以上的居民每月都发放养老金，每年还组织村民外出旅游，对于取得的这些成绩，我们觉得……”典型的某级领导作报告，我感觉我必须要打断他们了，否则一下午听不完。
“三社区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这都是在村委的正确领导下，与在座的二位当家人的努力分不开，我代表我个人，对二位表示崇高的敬意。”
说完了，我转到老张的事上：“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妥善处理，将直接影响到村里下一步的发展，也不利于和谐社区的建设。比如，村民张民安提出，当年村里曾借他的《宅基地建设许可证》，但是后来一直没有归还，致使本人没有建房，因此，得按现有政策，赔偿其七十平米房子两套或人民币一百四十万元。”
我将复印好的老张的借条和授权委托递给书记和主任。王主任一看就急了：“不行，李律师，不能开这个口子。你不了解村里的情况！现在村里类似老张这种问题的有三十多户，当年为了获得更多的补偿，拆迁消息出来后，一夜之间盖起了多少房子？都想用临时搭建的简易房换楼房，哪有那样的好事呢？村里有的是钱和房子，可不能给他们。”
“老张的情况和这些不一样，村里借了他的准建证没还。”
“借了不假，可他房子根本没建，谈什么补偿？再说，他家的老房子拆迁，已经补了，还要什么？当年区里定的统一政策，有证（农村宅基地使用证）无房，有房无证，都不补偿，必须两样同时具备，然后才签协议。”
赵书记说：“我插一句话，李律师，你不知道，村里对张民安太照顾了，知道他儿子下不了床，所有政策都对他倾斜，当年选房时，没让他抓号，看上哪套选哪套。逢年过节，米面油都给他家送，区里每年的困难户慰问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去年考虑到他儿子的特殊情况，村里除了承担医药费外，还额外拨给生活费每月一千七百元，我们觉得够可以了，人心不足，真不知道老张是怎么想的！”
我说：“这是两回事啊，照顾他和借他的准建证不是同一件事！”
王主任说：“没什么区别，老张提的补两套房或一百四十万元的条件根本不可能，他愿意告去告！”
看来谈判是谈不下去了，一点余地没有。
出了村委会，我给老张打了个电话，说了一下谈判的情况。老张说：“李律师，你到家里来吧，咱们当面谈，村委会后面这栋楼的二单元301。”
我按老张说的，来到他家，进了门大吃一惊，房子里一股很难闻的味道，地上摆满了东西，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房子还是毛坯房，除装了门，没有其他装修。门后还有几样农具渔网，表明他们曾经的身份。和楼外光鲜的外表相比，里面还处于原始阶段，你不得不承认，虽然住上了高楼，他们依然是农民，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的身份并没有因为住上楼房而改变。
老张好不容易给我腾出沙发的一角。一个还穿着棉衣的女人从里屋出来，眼神痴呆地看了下我，转身进去倒了一杯水，那个杯子很久没洗了，黑乎乎的。一间卧室的门开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躺在床上打游戏，看也没看我们一眼。
我给老张说了和村里谈判的情况。我说：“村里给了你那么多的照顾，都属实吗？”
老张叹口气，两行浑浊的泪水从眼眶流出。他说：“是，这些都是属实的”。
大概是六年前，老张的儿子张顺刚考上大学，那年的暑假，他从学校回来。村里正在举行一场篮球赛，村民和边防哨所的官兵联谊，那场球村民赢了海防官兵。大家非常高兴，一起到村里的渔夫酒店吃饭，大家夸张顺球打得好，喝了不少啤酒，回来时坐着村里的皮卡车，人多，张顺坐边上，不知道怎么颠了一下，张顺从车厢掉了出来，伤了腰椎，北京、上海的医院都去了，最终没有站起来。
“要不你考虑一下，现实就是这样，和村里的关系僵了，以后的日子……”
“你是律师，那么我问一下，我顺子从车里摔出来，村里有没有责任？他们给生活费、护理费是不是应该的？”
“详细情况我不了解，感觉村里有责任，但也不是全部责任，主要还是顺子喝了酒，防范不足。”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这事就这么处理了，我很感激村里对我的照顾，可和借我的准建证有什么关系呢？”
“是两个法律关系，我想好了，既然他们不愿意谈判，那我们就起诉，虽然有关拆迁的案件法院不立案，但我们打借用物不归还的赔偿，该立案吧？”
“好好，我等你的消息，有什么事您给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