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玲的话让我一夜难眠。事实上，林诗音的死成了我心头一块抹不掉的阴影。我常常在夜晚和工作之余想起这个案件。她死后的一幕总是浮现在我眼前。她显然做过精心准备，还画了淡淡的妆，神情安详、宁静，仿佛睡着一样。整个屋子整洁有序，身上的衣服和床单的颜色我都记得。就这样一张安详的面容，有时又会变成一个张牙舞爪的魔鬼，让我从梦中惊醒，让我寝食难安。她是自杀的，但绝对与我有关，抑或说我就是凶手也不为过。我也曾经想过，促使她离开这个世界的主要原因是她对唐鸣祖的爱。唐鸣祖的死让她绝望，她的心早已死了。那之前她就想好，天堂或地狱之门在向她招手，她已经预备好了与心爱的人相会合，那份公证过的遗嘱只是一张生死符，在关键时候推了她一把。这么说她的死又与我关系不大，我大可不必在心里与自己过不去。从法律上来说，她是自杀，更与我无关！可真的是天衣无缝吗？
再回想那时，几笔大的律师费收到囊中，摆脱贫困，我真正体验到做律师的甜头，对隐藏后面的危险根本没有意识到。虽然整个经过都没有留下任何凭据，但那卡是我收的，也是由我亲自送到邢红手中的。那夫妻二人贪财，如果真有一天东窗事发，会不会把我供出来？退一步讲，我是以代理律师的身份出现，可办理委托手续了吗？钱交到所里了吗？开发票了吗？这是严重违反执业纪律与职业道德的。一定说违法，追究法律责任也能说得过去。如果邢红供出我，他们找个借口，打击一个品德低下的律师，套用《刑法》第三百六条，判我个律师伪证罪绝对说得过去。公检法都讨厌律师——当然并不妨碍他们出事后请律师辩护。惩罚一个律师除了能站在法律和道德的高地外，还能带来工作上的快感。
我又想起为贾作章起草的合同，眼前的破产案件，还有张平的天世海贸易。贾作章是个没有底线的人，用杨晓玲的话说，林诗音的死成全了我们，可下一次会有那么幸运吗？
想到这里我感觉后背发凉，再也难以入眠，渐渐地，窗户上就透出亮来，我索性起床。张择香总在睡前把第二天的早饭准备好。老三样，一般是粥、鸡蛋，外加几块咸鱼。我揭开锅，是小米粥，盛了一碗，放微波炉里热了吃了，拎了包去办公室。
从事律师工作多年，我养成一种习惯，每逢周一提前到办公室。将一周来要做的工作梳理一下，确认开庭排期，约见法官，安排和当事人见面的时间及地点，然后记在工作日志上，这样忙而不乱，也防止遗忘了什么事。
刚到桌子前坐下，新来的同事张辉律师抱着一堆案卷风尘仆仆地进来，这让我很诧异。上周五他们连夜去了北京，怎么也得个四五天，没想到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说：“老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
他一脸倦怠地说：“还可以吧！”
我说：“赔了多少钱？”
他说：“赔偿款九十万元，人转回青城治疗，医药费等其他费用据实结算。”
我说：“那还不错。”
他苦笑着摇摇头：“什么叫不错，伤那么重，唉！一言难尽。”说完“噼里啪啦”把案卷锁进抽屉说：“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回家补觉去。”然后风风火火又走了。
看来老张撤诉是对的，我当时给他说最多能赔十万元。
那也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我站在律师事务所二楼的窗户前，看见驼背的老张在红灯亮起时，穿过马路向我们所的方向走来。我猜测，他会不会来我所咨询？那一天我值班。
一九九三年，经本人申请，村两委会审查、公示，老张申请到一个“宅基地建设许可证”，俗称准建证。后来又经过抓阄，老张获准在村东头的空地建房。正当他备料建房时，村里来做他的工作，劝他把自己的准建证让出来，让那些家庭人口多、孩子急需结婚或分家的人先建房，等来年申请新证时，老张再建。经不住村里领导的规劝，思前想后一个星期后，老张把他的准建证借给村里。村里为他出具了欠条，主任和书记都签了字，又加盖了村委会公章。谁知风云突变，因为海边私搭乱建严重，上级停止新的宅基地审批，此后几年再没有核发《宅基地建设许可证》。
老张年年拿着手里的借条找村里，村里年年许诺给他一个“处理”，这一拖就是十多年。二五年，旧村改造开始，宅基地审批彻底停止，村里的旧房子全都扒了。当年的房子如果建起来，能换两套七十平米的楼房，按现在的价格，最少也得一百四十万元！老张很后悔当年把准建证借给村里。
“请问律师，村里是不是得赔偿我两套房？”老张问我。
从法律上来说，老张和村里形成的是一种借用合同关系，借物应当偿还，一旦损毁折价赔偿，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但是又觉得老张与村里之间形成的借用合同不一定受法律的保护，准建证是不是一种可借物呢？
那天老张在我的办公室坐了一上午，我们俩聊了很长时间。他说他叫张民安，是王岛街道办事处三社区的渔民。我俩甚至讨论起了一种叫“八袋”的海鲜的学名与吃法，老张高兴起来就像个孩子，眼神透着调皮的光。突然，他问我，如果请律师代理这个案子，律师费是多少？
老张两眼炯炯有神地盯着我，他身体不错，完全不像个七十四岁的老人。我在心里快速地算了一下，迎着他的目光，坚决地说：“得十万元！”
我知道这个案子的难度很大，我还没有研究，现在法院立案审查很严，有关房子拆迁补偿的案件都是一刀切——不立案。这个案子看上去简单，实际很复杂。我不愿意接老张的案子，就说了一个高昂的律师费，想把他吓跑。
“是打赢付吧！”原来他是这样理解，先不用付钱，给他打来一百四十万，付十万元律师费，他当然愿意。
“你理解错了，不管打赢打输，律师费都得收。律师的代理本质是劳务性质，以他的专业知识与经验提供法律帮助，输赢都要收费。你说的打赢收叫风险代理，按要回钱的百分之三十收，那就是四十二万元而不是十万了。”
“可是打不赢，我为什么要付律师费？”这样的问题我至少听当事人讲过一百遍，早知道怎么回答。
“但是你不打就连赢的机会也没有！”
老张沉默了，打与不打，这是个两难选择。
“要不这样吧！我给你写个诉状，你自己去起诉，只收一点代笔费。”
老张摇摇头说：“我还是要你代理，你也别说十万了，五万元，我家里有个病人，实在拿不出来多余的钱，明天我就可以给你送来。”
“这个……”我突然不知道怎么说，没想到老张答应了，其实，这个案子也有好办之处：事实简单。我嘴上依然说：“我得给所里汇报，所里同意我才能办。”
老张说到做到，第二天真的把五万元交到了所里，我们签订了委托合同和授权。我给会计说，钱先收下，发票暂时别出，这老头的案子不好办，如果立不了案，可能还要退回给他。
钱收到后，我就想办，五万也不是个小数字。我将老张的那个借条复印了用来研究，又查找了很多的资料，有关宅基地准建证的法律几乎没有，后来又托人，从一个农村土地员那里找到一个空白的范本，才搞清楚这个“宅基地建设许可证”是怎么回事。它是村民申请建房的资格，有效期两年，只发给建房者本人，上面有建设面积，在房子落成后，又用这个换“宅基地使用证”——也就是农村房产证。
为了最大可能争取打赢老张的官司，我决定开一个案件讨论会。提前把案件介绍和有关问题打印好发给全所律师。星期五下午，是例行学习的时间，我们开始讨论老张的案子。我特意让老张参加，一是让他知道案件究竟好不好办；二是让他知道我在努力为他办案，付出了劳动。
如我所料，大家都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案件。讨论的结果是：老张与村里之间的借用合同无效。“宅基地建设许可证”具有人身属性，是特批给张民安的，属于不可借物。根据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双方应当返还，造成损失的，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另一方，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过错大小承担责任。该借用合同中，老张和村里都有过错。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老张的损失有多大？怎么评估？“借用近于买卖，适用同样之法”，当年房子如果建起来，拿现在的拆迁政策，能换两套房子，市价在一百四十万元左右，老张一直是坚持这个意见。可房子毕竟又没建！这是否又是法律上的一种可预期损失呢？——这比法律关系还难。另外还有个时效性问题，宅基地准建证早已过期，从一九九三年到现在，十六年过去了，是否也过了诉讼时效？但有一点很明确，村里的确借了老张的“宅基地建设许可证”，也的确没还。
案子的讨论结果让我和老张都感到很失望，官司赢的可能性不大。我说：“老张，你回去考虑下，打还是不打自己想好了。”话虽这么说，我却想打，钱收进兜里了，就不想再拿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