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丽说要把房子过户到弟弟名下，给我发短信是为了这件事。
“可以啊，反正那房子现在是你自己的，不是夫妻共同财产。”
“我虽然和张兵复了，但他总是打房子的主意，他表面不说，心里肯定后悔上次离婚时把房子给了我。”
“有可能。”
“那怎么办？我是赠予呢，还是以买卖的方式？”
“赠予的费用可能并不一定低于买卖。当然看你以多少的价钱出售，要是过分低的话，交易中心会要求重新评估。赠予房产在下次出售时要补上这次的税。”
“那怎么办？”
“还有一个办法，通过诉讼的方式。”
“打官司？那怎么过户？”李丽吃惊地看着我。
“你先出个欠条给你弟弟，然后，让你弟弟到法院起诉你，说你欠钱不还，你没有钱还，但是愿意以自己的房子抵账，法院出具调解书，再到房产交易中心办理过户，名正言顺地将房子转到你弟弟名下，而且什么费用没有，你就是出一点诉讼费，到时把房价压低一点，法院对这方面审查并不严，将来调解结案，诉讼费还能退回一半。”
“啊呀！李律师，我知道你们会有办法，我请你吃饭。”
“到我这，我做东，走吧，我请！”
“好了，经常麻烦你，这次算我的，下次你请。”
和李丽来到银座海鲜酒楼，不到下班的时间，人不多，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
李丽给我倒上茶水，说：“这个诉讼的方式，怎么做？是不是还要请律师啊？”
“是，表面看就是个案子。”
“你是不是忽悠我打官司，你挣律师费啊！”
“无论是赠予还是买卖，加上契税二手房交易税手续费，你怎么也得花个四五万，我给你全套办下来也就收个万把块钱，刚够个跑腿钱，你还怀疑我，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我就是说说，还真生气了，你挣钱也不会挣老姐的钱，咱都老李家的！”
“那是，五百年前还是一家人。对了，你那个姐妹张美丽呢？上次我走得急，不知道她的事情怎么样了？”
“对啊！她还不知道你回来了，我这就打电话让她过来！”
“你让她把我说过的东西全带上。”
李丽打完了电话说：“我这个姐妹啊，你一定得帮，她非常善良，所以总挨欺侮。嫁了个残疾丈夫，腿不好，但心灵手巧，是当年市南第一个修手机的人。外国人发明的东西，那得多难？当时还没有移动、联通，邮电局吧，局长请他做售后服务，修大哥大。后来两人又出来自己干，边修边倒卖，钱挣了不少。把父母哥哥从东北接回来，还买了房子。她那个哥哥好吃懒做，没钱就到手机店里取，简直当成了自己的提款机。钱拿走不说，张美丽还要请他到对面的海鲜城里吃一顿。二年新区建设招商，以当时的政策，可以在农村买宅基地建房，说还能办下产权证。张美丽以一万元买宅基地一块，请人建房，盖了四层，面积有八百多平方米，他们夫妻没时间，就请张军全权负责。房子建好后，政府又说是违章建筑，要拆除，后来房子没拆，他们交了五千元的罚款，说是以罚款抵土地出让金，办理了土地证、房产证。房子装修后由张军开饭店。开始生意很好，但张军和老婆关系不好，两人天天打架，饭店开不下去了，只好盘给别人。换了几个老板，生意越来越差，后来干脆没人租，空着。前年，张美丽觉得老公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加上生意也不好做，就想把手机店转出去，把房子装修一下开个小旅馆安度晚年，那时他们才发现产权证办在张军名下。张军抱着产权证，坚持认为房子是他的，那地方正在拆迁，水电全断了，开发商一开始说给五百万元，张军不同意，后来又涨到六百万、七百万，张军还是不同意，说不给一千万元休想，现在就剩下他家一户了。张军为了保卫房子，把年迈的父母也搬进去住，逢人就说，他们要是不怕两个八十岁的老人死在里面，那就拆吧。”
说着张美丽进来了，她谦虚地向我们点着头，很有教养的样子。
李丽给她倒了一杯水，等她喝了一口水，我说：“上次，我让你准备的东西都带来了吗？”
“哦，都带来了。”
张美丽小心翼翼地打开身边的一个大布包。我想着她会拿出什么样的证据来，她却先取出一本厚厚的《圣经》！
李丽说：“你天天背着这个，累不累！上帝能帮你要来房子？”
我自认为一生聪明，后来学的又是法律，从事的是律师工作，天天浸淫在权利、自由、平等的观念之中。凡事皆争，出言必法律云宪法云，认为人生而平等，周围的朋友同事都说我自高自大，目中无人，长期以来我也是恶习渐长，只服从法律与规则，但对张美丽却肃然起敬。
我想起了大学时的法理学老师王铎。老头儿“文革”时差一点被整死，平反后当了几年我们的老师。他的话我还记着：“法律是什么？统治阶级的意志？太简单了！法律是电视机！你们别笑，我的意思是它也是从西方移植来的。平等的、以权利为基石的法律是近代从西方引进的。中国历代法律，刑民不分，有的只是刑罚，治人的，讲义务，讲惩罚，从不讲权利；而西方法律的精神渊源之一就是《圣经》。英国的《大宪章》，美国的《宪法》和《人权宣言》，哪个没有《圣经》的影子？十七世纪移民到美洲新大陆的人最初制定法律，直接照抄《圣经》，《刑法》就是摩西十诫，有的连条文都不改。”那时候我们刚进校门，对法这种抽象的概念理解起来很困难，同学间相互调侃，“法律是电视机！”他的这个观点一度在校园盛传。人说老头儿经历“文革”能活下来，全凭信仰上帝和一本《圣经》。那时所获的资料也有限，从事律师多年，随着对法律理解的不断加深，我对老师的话深以为然。毕业的时候，我专程去看望他，他仍然和师母住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援建的筒子楼里，小小的房间里摆满了书。他送了我一本自己刚出版的著作《〈圣经〉中的法律研究》，对我说：“毕业了，以后你们就是法律人，你们要遵守世俗的法律，更要遵守神的法律。”那时我很年轻，我们都是无神论者，对他的话似懂非懂。他的身体很好，退休后还被返聘代课，在校园经常能碰见他和师母散步。现在学校里已经没有几个能让我怀念起来的老师了，但只要想起母校，我就会想到他。
看见抱着《圣经》的张美丽，我对她的敬意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