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岁，那是一朵花啊！粉嘟嘟，捧在手里还怕碰痛了呢！他如何下手？我百思不得其解。以前也有所耳闻类似的案子，比如精神受过刺激的父母或有心理障碍的人，反而是亲属间这样的案件多，可被告人仅仅是个局外人，他对一个小女孩为何有那么大的仇恨？我在想，作为他的指定辩护律师，要不要提起精神鉴定。
是刘进先认出的我，他隔着铁栅栏兴奋地喊起来：“李律师，我，刘进。”
我想起了眼前的这个人，当然那时并不知道他叫刘进。令我倍感意外的是，我和他会二次相遇，而相遇的地点竟是看守所。想想几个月前，我们两人还是平等的委托人和代理人关系，我们讨论如何替他讨薪，而现如今，他是身陷囹圄的被告人，我成了他的辩护人。世事太让人难料。
我问他：“那后来呢，工资要回来了吗？”
“后来，我去了人大、政协，也去了法院、劳动仲裁，什么事没干，工资也没要回来。”
刘进不知道，不要说他没有劳动合同、工资条、欠条等证据，单从程序来讲，他这样的案件，法院也不会直接立案。他必须首先提起劳动仲裁，而这个仲裁也不能请求返还工资，而是先确认与对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任何一方不服，才可向法院起诉。法院的一审结束还有可能有二审，等劳动关系确认后，他才能提起第二个请求返还工资的仲裁，然后是和第一个诉讼相同的程序。一审简易程序是三个月，普通程序是六个月，假设有二审及延期审理等，不要说一年，官司打两三年都是正常的。
“你就把娃儿耳朵剪了？”
他朝我点点头。
我想问他是为什么，但又放弃了。我说：“起诉书收到了吗？明天开庭。”他又点点头。
“那么我会被判几年？”
“不好说，由法官决定，按照法律最高可以判十五年，不过你有自首的情节，可以减轻处罚。另外，起因也是因为他欠你工资，法官会考虑的，根据我的经验，少则三年，多则五年。”
他不再看我，嘴里喃喃地说：“三到五年，凭什么要被关那么长？”
我让他在做好的笔录上签名按手印，完了，他对我说：“谢谢你，李律师。”
“别，要不是司法局的指派，会不会为你辩护还不好说，你狗日的心太狠，对五岁的娃下手。”这一次，迎着我的目光，他深深低下了头。律师因职业而为被告人辩护，但并不说明他们就站在了被告人的立场，我忽然对眼前的这个人充满了厌恶。
“不要以恶为胜，倒要以善胜恶。”欠工资就剪娃儿的耳朵？我准备起身离开会见室，我看见刘进哭了，两行泪水挂在脸上，那个曾经冷静得出奇的被告人哭了，这让我即将离开的脚步变得有些迟疑：他是对自己不理智的行为忏悔，还是对失去了的自由深表后悔？因为即使是一个不懂法律的人，也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一个怎么样的结果。总之，被告人哭了，进而声泪俱下，他还在说什么，我没有听清，我的脚已经跨出了会见室。
回来的路上，杨晓玲一言不发。我说：“怎么啦？”
“我在想刘进，这样的坏人，我们还为他辩护？我以后做一个民事案件律师得了。”
我哈哈大笑：“人人都有获得辩护的权利，这是宪法和人权原则。从认可到实施，经历了数百年，曾付出过很多血和生命的代价。不要以为你背了些法条，通过了司法考试，就成为法律人。回头我给你开个书单，好好读读经典。”
“我知道，我只是可怜那个孩子！那请教一下老师，这个案子，您将如何辩护呢？”
“还能怎么样辩护？走走程序，但如果是实行陪审的制度，我可以让他无罪释放！”
“啊？同样的罪行，有如此大的差距？”
“是，我有信心。在奉行陪审的国家，决定被告是否有罪的是陪审团，而不是法官。而陪审员是从社区任意选出的，他们对被告并没有成见。”
“未必。陪审员都是成年人，很多人有自己的孩子，他们不会对这种行为同情。”
“不。这件事情的起因主要是孩子的父亲拖欠被告工资，我可以说服陪审员，尽管伤害孩子的行为让人难以宽恕，可如果这样的行为被纵容，那么，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外出打工，甚至所有打工的人都会被拖欠工资，那样引起的危害远大于伤害一个无辜的小孩。”
“这……我明白了。”
晚上趴在电脑上写辩护词，仔细推敲我将要在法庭上讲的每一句话。对于这样一个性质的案件，作为辩护人，我知道应该怎么做。把有利于被告的辩护观点讲清楚，从而让法官做出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判决，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职责。但我的态度，由此表现出来的语气、声音，乃至发言时是昂首还是平视他人，都应细细拿捏。我要让受害人、公诉人、法官，以及旁听席上的每一个人对我有一个印象，这个印象会使他们认为：我仅仅是在履行职责，而不是为一个坏人讲话。这实在是个两难的事，我想所有的辩护律师都碰到过同样的事。起诉书指控故意伤害的罪名无可置疑，量刑方面的观点有两个：一个法定的自首情节，即那个拨打110的行为；一个酌定情节，被告人的行为是由被害小孩的父亲拖欠工资引起，法庭在量刑时应该考虑。写完了，加上前面那些法律文书的固有格式，“受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由我担任被告人刘进的辩护人，开庭前我阅了卷，会见了被告人，刚才又参加了法庭调查……”还不满一页纸，是否有点少了？但以一名专业律师的眼光看，这并不是一个复杂的案件，警方在取证和程序方面无可挑剔，本案的辩护要点也全部囊括，除此之外，寻求为被告人减轻判决的理由难上加难。
这一天仍然有雾，出门时接到主审法官的电话。她说：“你把律师服穿上，今天人大、政协，还有一个私立学校的学生来旁听，要营造一种威严的效果。”我听了无语，我以为对于法律更重要的是要根植于人心中，像宗教那样被虔诚地信仰并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不是以法袍、法槌，还有法院门前的石狮子等来体现。从事律师这么多年后，我总觉得我们这些所谓的“法器”有点虚张声势。
十点钟，我们准时在法庭就座。法庭正中央国徽高悬，法官、检察官、律师各就其位。有人说法庭就是一个舞台，只是角色固定，而演出的又是一个已经发生过的故事，现在又一场演出要开始了。
旁听席上端端正正坐着一帮学生，看上去像初中生，正是接受法制教育的年龄。第一排就座的是人大和政协的代表，他们的神态印证我的判断不会错。我特意注意了坐在检察官旁边、刘进反复强调过的那个老板，即受害女孩的父亲，他以法定代理人身份出席法庭的审理。
“啪——”法官敲响了法槌，庭审开始。
刘进被带进来后，引起了法庭的一阵骚乱。那位愤怒的父亲想要冲上前去，但被身边的检察官按住了。由于被告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法庭采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后，开始举证。当出示物证——被告人行凶的那把剪刀时，法庭一下安静下来。女检察官用戴着白色手套的手将装在塑料袋里的剪刀高高举起，我们看见那是一把普通的剪刀，和大多数家庭常用的剪刀没有什么两样，手柄上还有一个红色的塑料套——这太令人失望了，旁听席上的人显然和我有同样的感受，我们原以为那把剪刀应像一个武林高手的独门武器。
变化是那位受害女孩父亲的发言引起的。他情绪激动，嘴唇哆嗦地把一些词语扔向法庭，他时而愤怒时而委屈，后来趴到桌子上失声哭了。法庭上的人因他的愤怒而愤怒，因他的委屈而对他充满同情。后来我想起那些词语是：罪大恶极、灭绝人性、惨绝人寰等等，我能想到的词他几乎都说到了。
受害人的父亲情绪平静后，法官问刘进：“你愿意对受害人赔偿吗？这直接关系到对你的量刑，好好想想。”
“我们拒绝被告人的赔偿，我们不在乎钱，请法庭一定对被告人重判。”刘进还没有回答，受害人的父亲打断了法官的问话。
接下来是法庭辩论，检察官被刚才受害人父亲的发言所感染，发表一篇更专业、措辞更严厉的控诉词。轮到我辩护发言时，我感觉法庭上的人已经完成了从悲痛到愤怒的转变，他们把目光一起投向我时，我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按照先前设计，我读了拟好的辩护词，省去那些客套话，可以概括为：我对受害人的遭遇深表同情，本案的被告有自首情节，鉴于案件的发生是由受害人的父亲拖欠被告人的工资引起，请法庭量刑时予以考虑。
最后是被告人自己辩护，一切似乎按部就班地要结束了。
刘进为自己的辩护引起了法庭的骚乱。他声音很高：“你们为什么不提他欠我工资呢？如果他不欠钱，我会剪娃的耳朵？你们怎么都不说？”刘进抬头迎向法官，又转过头向着检察官。最后，他提高了声音对着受害人的父亲高喊：“你说，你欠不欠我的钱？我干了活，凭什么赖我工资？”
刘进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深表悔恨，他应当像在看守所里我见到的那样痛哭流涕，以请求法庭的宽恕，但他没有，他的表现让我意外，也异乎所有我见过的被告人。
我突然想起孟德斯鸠说过的一句话：“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睛里，每一个‘个人’就是整个国家。”
旁听席上的人开始大声议论案件，我想起第一次见他时他说的话，如果不欠我的工资……
“安静，安静。”法官拼命敲着法槌维持着法庭纪律。
“被告人刘进，你说的拖欠工资和本案不是一个法律关系，你可以另案起诉，本案将择期宣判，现在休庭。”
“啪——”随着法槌的一声落下，庭审结束了。
刘进被法警带了出去。我脱下律师袍，拎着包穿过旁听席上长长的走廊，向法庭外走去。我听见几个学生在辩论，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法庭，但是没有规则。
“他是个法盲。”
“他不应该剪小孩的耳朵，应该剪她爸爸的耳朵。”
“总之，我们不能给陌生人开门。”后面这句显然是一个女生的声音。
法庭外的雾正在一点点散去，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仰视天空，原来苍白的太阳逐渐明亮，很快就变得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