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刘文良约我去做遗嘱见证，有位老人的房子要拆迁，几个儿子争房产。他说立遗嘱的人行动不便，要上门去做。他开车来接我。律师见证是件风险很大的事，做不好，律师事务所还要承担法律责任。每次开会，房峰都会强调律师见证的风险。我在车上仔细审阅他代笔的遗嘱，检查房产证、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
刘文良突然说：“啊呀！忘了一件事，前几天法理律师事务所的王律师说有个案件要和你谈谈，是个交通事故，说赔偿一些钱，让你们受害人这边出个谅解书，他们想争取一下，给肇事者办缓刑。”
“我还纳闷呢，这么长时间案子没消息，已经到法院了，你小子太不像话了吧？”
刘文良嘻嘻地笑着：“这几天太忙，忘了。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让他到咱们所里，你们当面谈。”
做完遗嘱出来，我心情非常不好。人性本如此，其实并不是拆迁惹的祸，而是拆迁暴露了他们的本性，把他们最贪婪的一面显现出来而已！
我们赶到所里时，法理律师事务所的王律师已经等在那里。好像有次和房峰开庭，我见过他，又想不起来。旁边还有一位女的，想来是司机的亲属，一问，果然是薛怀让的老婆。
“那么，你们愿意赔多少？”我开门见山。这是我的惯常做法，其实这时候的谈判就是砍价，先要知道对方的报价。他们没有接我的话，而是大谈家中的困难，然后又和我拉关系说人情，最后把球踢给我：“那你们打算要多少？”
这其实是很难说的一个数字，如果你坚持要得高，对方有可能拒绝赔偿，选择接受刑事处分，就是蹲监狱。反正交通肇事罪是轻罪，如果适当赔一点，作为量刑时减轻处罚的一个情节，说不定在里面待个一年半载就出来了。但是要在一两年内赚几十万元，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可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一天的监狱也不愿意蹲，因为那意味自由的丧失，他们宁肯花钱免罚。所以，找一个平衡点，让双方都能接受是最好的。这个点又是由赔偿人的心理、能力，以及索赔人的期望值等因素综合决定的。
我东拉西扯，问她是做什么的，探听到她的职业，也就基本知道其赔偿能力了。肇事的是一辆现代伊兰特轿车，又是从别人那里借的，说明这小子的经济能力非常一般。
她说：“我们俩刚结婚，在镇上经营着一家五金铺，也没有其他收入，而我又怀孕了，要人照顾，你就帮帮我们吧。”
我叹一口气说：“那家的人没有了，多少钱能买一条人命呢？从录像上看，你老公超速、占道，事后态度又不好，也不出面安抚下受害人亲属，哪怕说一句对不起呢。虽然，我和王律师也是熟人，但不好做工作啊。我委托人条件不错，她们说了，不在乎钱，一定要追究刑事责任。”
我的话说得简单，但绵里藏针，句句逼对方死路。谈判就是这样，要讲策略，有时候要狠，一下将死对方，逼着签城下之盟！我也知道，这样的谈判，艰难而持久，别想一次就成功。我没想着在当天达成协议，所以态度很坚决。
对方果然不吭声了，停了一会说：“那你总得说个数字吧。”
我想了想说：“按照人身死亡的赔偿标准，外加十万元的精神损失，总计六十万。”
“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有什么精神损失啊？你没看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每个律师都有自己的办案思路，这个案件，我会打三个官司，为了主张精神损失，民事部分我会单独起诉。检察院提起公诉时，为了减轻刑事处罚，你们不可能不赔偿一部分吧？这算是第二个。等这两个处理完了，我还会提起劳动仲裁，杨晓玲的父亲在上班途中出车祸，完全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这是第三个案子！”
“刑事附带民事或是单独的民事起诉，这里面需要智慧，但操作有难度吧，不一定能兼得，那保险呢？”王律师说。
“那自然是我们的，我已经办理了肇事车的财产保全，车你就别想开走了，起诉后，我们会保全保险利益，申请法院到保险公司查封，保险赔偿款也是我们的。”
“其实，保险完全够赔偿你们的损失，也有保障，这本来就是你们的，要是保险之外再按人身死亡标准赔偿，那就是双倍赔偿了——任何人不应在灾难中获利，这是法理学的一个原则。”
“不达到这个条件，我们是不出谅解书的。”
王律师不再说话，我掏出一支烟扔给他，进门时我看见他抽烟。态度虽然要强硬，但也要把握一个度，不能把他们逼得离开谈判桌。我给他点上，才给自己点着，长长吸了一口，又软了口气说：“我也就是个代理人，这是我委托人的意思，没办法啊。”
他们说回去考虑一下，然后回去了。
送走他们，我给杨晓玲打了个电话：“我来接你，咱们出去一下。”
我决定亲自去调查一下对方的赔偿能力。这样的案子胜诉应该没有问题，但是能不能得到赔偿，则不好说，很多时候往往是官司打赢了，当事人手中只有一张判决书，拿不到钱。所谓民事案件执行难，我们把这叫法律上“打白条”。上个月，我们主任房峰及法院执行庭的人去了一趟浙江东阳。两年前，东阳某公司在青城施工，租借了委托人的脚手架，但完工后一直没有交还。起诉后不久，房峰就和办案法官去浙江查封。案件判决下来，执行也就走个程序，直接从对方账户把钱划来。我清楚地记得，在飞机场房峰兴高采烈，但是同行的另两人神情黯然。他们也随法官去执行，因为没有查封，被告的账户钱不够，官司虽然赢了，钱没拿到。这样的官司和没打差不多，委托人不但没有要回来钱，还追进去一大笔费用——都是律师，区别还是很大的。
我们来到王台镇，打听到薛怀让家的五金铺。我假装买几颗钉子，一个很瘦的老头从角落站起来，他可能是薛怀让的父亲。我仔细打量这个五金铺，就是把里面的东西全变卖了，也就值个十万八万。看来，我太高估他们了。幸好有保险，否则，这官司可能就白打了。
晚上下班，刘文良到办公室，说要请我吃饭。我说咱俩还客气啥，有什么事直说。他说先吃饭，拉着我出了门。
下班时分，刘文良说不用开车，穿过两条街道，来到一家叫欧典的西餐厅。店虽然不大，但环境优雅，座位也是沙发，坐上去相当舒服。刘文良在我对面坐下，递给我一支烟说：“杨海洋的案件想要六十万元？”
原来他请我吃饭是为这事。我说：“您是做说客吧？”
刘文良哈哈大笑：“你先别问这个，他们现在愿意赔偿一部分，主要是想取得你们的谅解，说白了就是花钱买个谅解书。民事赔偿部分有保险，给你们十万元得了，要是不答应，他们说就把钱送到法院，这也是量刑情节之一吧？也可能判缓刑，就算实刑，也就是一年左右。”
他说的不无道理，但十万元也太少了，与我的想法相去甚远。
“其实，这家嘛也不太在乎钱，主要是那司机态度差，受害人家属很生气，我们打电话也不接，呵呵，没想到找到了他的肇事录像。”
“这一点我很佩服你，要是没有录像证据，最多也就是个同等责任。王律师找到我了，十万元行不行？给我一个面子。”
“你的面子肯定会给的，减半，三十万，一分不少。人家的爸爸没了，钱算狗屁，你心痛什么？”
刘文良还要和我争，我不接他话，他拼命地给我倒酒，两人差不多喝了十瓶啤酒。
第二天我到办公室时，头还有点疼，刘文良带着王律师和薛怀让老婆进来，把一个黑色大塑料袋扔我桌子上：“李律师，二十个可以了。”我看了一眼，是二十万元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