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实在不知道这事情怎么办。”她抬起头来看着我，眼神中充满了期待，我觉得再也不能拒绝。
我说：“虽然，这不是我们委托协议的范围，但你的确需要人帮助。”
“我打听过律师收费，我们不会让你白干的，律师费按百分之十给您。”
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就我们和张总的关系，还有目前你们家的实际情况，我都不会收的。她有些生气，泪眼婆娑地说：“对每一个帮助过我的人，我都会记他们一辈子的。”
这样一个楚楚动人的美女，不要说是付费，就是一句话，我也不会推辞的，我站起来，豪气顿生：“跟我走！”
人民医院后面有几家专门处理殡葬代理的小店，他们提供整容、联系火化、供应骨灰盒等“一条龙”服务。我们随便走进其中一家，把所有的礼仪与服务包给他们，收费六千元。杨晓玲没带那么多钱，我昨天收的一万元律师费还没交到所里，从中数出一半扔给他们。他们说这种事不讲价的，我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他们：“就这么定了，我是律师，以后我们还会合作。”然后留下我们的电话，挥挥手就出来了。
坐到车上，突然发觉这话说得不对，这几年为了开拓业务，逢人就发名片，这样说不是巴不得死人吗？不过对从事殡葬服务的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的愿望，只有死了人他们才挣钱，律师有时候也一样。
办完这些刚好是午饭时间，杨晓玲非要请我吃饭，我不好推辞，就说：“我请你吧。”想起银沙滩边上的渔夫酒家，开车过去，要了一间二楼的小单间，推开窗户，凉风习习吹来，脚下海浪“哗哗”，大海尽收眼底，真是个好地方。
“我怎么从来没发现这样的地方？”杨晓玲把手伸出窗外挥了挥，大海一望无际。几天来笼罩在她脸上的阴云逝去，露出一点点笑容。她注视着远处的大海，久久没有声音。想父亲了吗？还是病中的母亲以及今后的生活？无论怎么样，没有了父亲的生活，对一个刚刚离开大学校园不久的女孩是一种考验。
我给张总打了个电话，我是“做好事也要留姓名”。我给他汇报了这几天案件的办理情况，并委婉地说，明天杨晓玲父亲的葬礼，他一定得参加。张总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并说明天一定会参加。
杨晓玲父亲的葬礼来了很多人，张总亲自到场，他单位里的那些东北老乡都来了，估计都是冲着张总的面子。花圈送了有二十多只，还有大小不等的红包，和几天来娘儿俩形单影只的情形相比，堪称隆重。
告别仪式后，遗体被推进火炉，高高的烟囱上一股青烟冒过，半小时后，从另一间房子收取一小盒子骨灰，那情形就像烧了一车煤，看得我无限感慨。人的一生就这样，我们从母亲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最后从火葬场的烟囱出去，赤条条来，赤条条去，不带走任何东西。
杨晓玲哭得像个泪人，世界上最爱她的那个人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