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这个案子的时候，曾经一度想放弃。因为比起我后来办理的案件，这起案件平淡无奇。但一件事情改变了我的主意，我不但要写出来，而且尽可能写得详细。我还希望任何读了这个案件的人能有所收获，并且学到一些法律知识。我甚至认为这是我——一个法律人的责任。毕竟，并不是每个开车的人都懂交通事故的处理与赔偿。
一年前，在中国的西安发生了一起吸引全国人民眼球的“交通肇事”案。一个弹钢琴的大学生把一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工撞倒。彼时，那位女工还没有生命危险，她试图记下肇事车的牌号。这位大学生认为，“农村人很难缠，以后的麻烦没完没了”，于是拿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对着女工“八刀，刀刀致命”。最后，这个大学生因涉嫌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该案引发了全国人民的讨论。那段时间，只要我们一打开电视就会发现，记者在跟踪报道，专家公开释法，民众街谈巷议。有位教授甚至说，那个孩子之所以杀人，是因为他弹钢琴，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网民则在网络上互相攻伐。大学生为什么杀人？他应该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甚至有相当多的人对杀人的大学生表示同情。他们认为：罪非一人，我们的家长、社会和学校都有责任。后来该案又衍生出一个名誉权案：孩子的父亲与受害人的代理人之间打起官司。那位代理人认为在法律上他们占理，那么在道德上就有随意批评他人的权利，结果他因口无遮拦，伤害了孩子父亲的声誉，法官判他向孩子的父亲道歉并象征性赔偿一元钱。这个案子引发的争论和判决具有启蒙的意义，在二十一世纪，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了什么是法治。
我们那位“优秀”大学生杀人的动机是“农村人难缠”，他的本意是不想赔偿或者他认为他根本赔偿不起，“还不如将其杀死”。那时，我就想，他的车应该有保险啊！有了保险公司的赔偿，他担心什么呢？这几年百姓收入增加，小汽车开始走入寻常人家，人们知道买车时不买保险上不了牌照，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出事故后如何赔偿。如果那位肇事大学生有一定的保险知识，他知道在那起事故里，他几乎可以不出一分钱的赔偿时，他还会去杀人吗？
我想不会，那是一个生活常识，而不是法律问题。
拿到《接案记录》后，我最关心的还是肇事车的保险，鲁u8n2××投没投保险？都投了什么险种？从何去查呢？
我试着给肇事车司机打了个电话，我说我是杨海洋亲属委托的律师，想了解一些情况。他的态度非常不好，说杨海洋横穿马路，他根本没有责任，或者最多是个同等责任。我说您的车在哪个保险公司投的保，都投了什么险？他说无可奉告，由交警处理好了，什么样的结果他都能接受。我想给他解释一下保险方面的知识，但他直接挂了我的电话。
我又生气又无可奈何，这就是我们的某些司机，撞人撞得理直气壮。
那时候的我年轻，没有经验，保险公司参与诉讼的时间也不长，要是现在，我就直接骂他孙子或根本不理他。
我们办理的交通肇事案件，涉及保险公司无数，除了大一点的人保、平安，还有什么太平洋、大地、安邦、天安、国泰、康泰等等，要是一家一家地查下去，会被累死，贴进不少电话费不说，保险公司一听是律师，警觉一下提高了，没有保单号或身份证号，绝不给你查。
我坐那儿不知如何是好，同事刘文良进来和我聊天，我把发愁的事告诉他。他点了支烟说：“把那司机的电话给我。”他抓起桌上的公话，拨通了肇事司机的电话：“我是交警队王警官，你那个车是在哪家公司投的保？什么？你和驾照、行车证一起送交警大队了，我怎么没见保险单的复印件？送来了？事太多，我再找找，你先说是哪家公司？中国平安？好吧！”
他挂了电话哈哈大笑：“不就这么简单嘛！”
刘文良一阵诈唬，还真的套出了肇事车的投保公司。对他的做法我很吃惊，想想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规定，律师持单位介绍信和工作证是可以调查的，但是律师执业的环境太差，很多部门不拿律师当回事，有时只能用一下这种歪招。
坐了一会，我给杨晓玲打了个电话：“下午去交警大队。”我还是想亲自见一下具体办案的民警，一方面递交委托手续；另一方面，赶在第一时间了解案件情况。
杨晓玲说她母亲因悲伤和过度劳累在医院输液，她半小时候后才能和我见面。
在交警大队一楼的过道里，我看见挤满了前来处理交通事故的人。墙上挂着安全驾驶的宣传图片，每幅图片上面都是一个血淋淋的故事。看着这样的图片，有一种今后不敢开车的恐惧感。数年前，我看过一个报道，说在我国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在十万人左右，超过一个中等规模人口的县，真是车祸猛于虎啊。
我和杨晓玲见到了负责她父亲案件的王警官。他正在处理几个案件，几个人围着他，他看了下我的委托手续和律师证，将案卷交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