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中国大陆的学者对“民族国家”这一概念不以为然，因为，这一概念把现代国家与古代国家做了严格的切分，不承认“自古以来”。当今世界二百多个国家，绝大多数和古代国家没有衣钵相承的关系，这一点无人能够否认，但他们相信，至少中国不是这种情况。比较而言，中国怕是世界上自古以来香火传承从未间断过的独一无二的民族和国家，包括一些习惯用西方观念思考问题的大陆学者，有时也跳不出这样的思维困境。有学者就创造了两相结合但却是中国式的解读法。他们提出：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史比西方早得多。因为，西方的现代国家不过开始形成于18世纪前后，而中国早在一千多年以前的宋代就已经形成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并开始“走向国境清晰、认同明确、民族同一的汉族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了。中国没有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国家，原因是蒙古和满族接连入主中原和王朝统治，使得它“向‘民族国家’转化这一过程变得相当曲折，而且呈现出与欧洲近代绝不相同的国家建构路径”。但是，在他们看来，这一过程虽然曲折，并没有中断，最终还得以在清朝更大的版图上完成了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化。
应该指出，人们之所以常常分不清现代国家和古代国家的区别，有不少是没有能准确地解读和使用“民族国家”这一概念。“民族国家”的英文原词是nationstate，其中nation一词的译和解又最容易引发争议和误读。把它翻译理解为“民族”并非不对，因为就其词源及其众多使用来说，nation的确应该理解为“民族”。但把它和state结合起来使用，特指18世纪以后形成的现代主权国家，其含义就已经有所变化。对照1789年颁布的代表着现代主权国家形成重要标志的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三条“theprincipleofallsovereigntyresidesessentiallyinthenation”的这句话，可以清楚地看出这里的nation并不是指“民族”，而是特指“国民”（整体），旨在强调主权归属全体国民。而这也恰恰是现代国家根本区别于古代国家之所在。
当然，考诸历史，欧美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也是一国一样或一波三折，有的重国民认同，有的重民族归属，有时强调前者，有时又强调后者。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归纳，即使是欧美的民族主义至少也经历过三四个浪潮。简而言之，最初美洲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兴起时，并不重视基于族群属性的文化认同，强调的是基于国民主权意识的国家政治认同；18世纪前后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开始同时并重；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群众性民族主义兴起，开始强调文化认同，出现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种族民族主义倾向。特别是随着越来越多落后地区的族群也大批加入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浪潮中来，并借助于民族自决的国际准则，建成为一个个并无国民主权实质，却同样享受着平等主权地位的新国家，这就使得后来众多西方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也多少有点找不着北了。
在这方面，比较一下19世纪中前期和20世纪初的中日启蒙思想家的主张，也能够发现两者之间的不同。事实上，对于19世纪仍旧身处古代国家地位的中国和日本来说，要想迈向现代国家的进程，首先就要从思想启蒙即个人权利意识的了解和养成开始起步。也正因为这种情况，日本启蒙思想家多半一开始就直接将nationstate译为“国民国家”，而非“民族国家”。他们并纷纷倡言这才是西方现代政治的本质所在，日本亦应以创设“天赋人权”、“民为国本”的“国民国家”作为奋斗目标。
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起步晚于日本，但受到西方和日本启蒙思想影响后，最初先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一致着眼于宣传鼓吹国民的权利意识以及国民的权利地位。所谓“国者积民而成”，“国为人民公产”，“国之本在于民”，“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民是也”之类的思想主张和理论介绍，比比皆是。辛亥革命后，中国无论革命派、改良派，大家都赞同推翻帝制，主张定国号为“民国”，一致公开承诺“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与此不无关系。
但是，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主要是在20世纪初才开始接触欧美启蒙思想的，比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思想启蒙阶段晚了二三十年。而这个时候不仅西方流行的民族主义已经转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而且日本的主流思想也开始转向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强调个人服从国家。中国人受马关、辛丑割地赔款条约及日俄战争的刺激，加以对清朝统治的敌视，也很容易地将nation一词中“人民主权”的含义轻轻放下，转去拥抱其“民族”的内涵。故中国的启蒙阶段尚未开始，就已经转向民族革命去了。
只不过，形势比人强。和欧美诸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类似，经历过一段启蒙的日本，也没有能够顺利走上创建现代主权国家的道路。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盛行的时代，迅速崛起的日本几乎是不可避免地随着文化民族主义的大潮，加入到帝国主义甚至是军国主义的行列中去了，而因清帝国消亡群龙无首的中国，却反而因这种文化民族主义观念促成的辛亥革命，一度跌入谷底，摔成了一片瓦砾。中国之所以一度还能维系着一种看似一体的局面，很大程度上只是因其体积过于庞大，几乎没有哪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能够一口吞下去，新兴的日本亦暂时无此实力，因而列强政府最终不得不妥协于美国提出的对华政策，即实行“门户开放，利益均沾”。
大，是中国之福，也是中国之祸。因为大，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几十年间，中国躲过了被某个列强吞并或被某些列强瓜分的悲剧命运；也因为大，中国原本就民族混杂交融，形不成单一民族国家，且现代民族主义所包含的政治认同，即人民主权和国民权利的诉求，还会进一步刺激并扩大其内部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张力。
辛亥革命后，中国所以会迅速四分五裂，除了传统大一统的皇权统治不复存在外，一个重要原因，是19世纪末以来十多年的思想启蒙运动，再加上清末地方自治的推行，使得各地绅商、官僚，特别是新兴的知识分子，纷纷开始张扬自身的权利意识，并据此为自己争权夺利。
武昌起义后，黎元洪出任中华民国武昌都督府都督。他通电邀请各省派遣代表到武昌会商，其电文中最突出一条提议，就是要求分权，“建立联邦国家”。
武昌首义后，各省相继宣布独立，也纷纷提出建立联邦制的主张。浙督汤寿潜、江督程德全及沪督陈其美所发通电，亦明白宣称：“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
更具体的提议可见于山东省咨议局的通电中，它甚至明确主张：今后中国必须为联邦政体；各省咨议局得自由拟定本省宪法；各省县官制及地方税皆由各省自定，政府不得干涉；各省有练兵保卫自治之权利。
早在1894年创建兴中会时就主张学美国“建立合众政府”的孙中山，这时正急着赶回国来。他在法国动身前夕，公开发表谈话，主张的也是学美国建联邦。他提出：“中国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国。除此之外，无论何项政体皆不宜于中国，因中国省份过多，人种复杂之故，美国共和政体甚合中国之用。”
但是，真的站在了中央政府的立场上，却没有谁会真的主张联邦制了。早先宣传主张过联邦制的思想家们，也大都转取了反对的态度。尤其是梁启超，1912年底回国前，他就公开撰文反对联邦制了。他尤其为中国大一统不复的前景忧心忡忡。在他看来，已有两千年大一统传统的中国，本无搞联邦之必要，且在国际格局之下，任何联邦制的尝试都可能带来国家分裂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