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后帝制之再难复辟，除地方势力纷纷崛起，国家已经四分五裂、覆水难收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因共和、宪政的试行，民权思想的鼓吹，刺激了社会精英阶层，也包括大批实力派代表人物，他们的权利地位首先让他们多少有了西方人的那种权利意识。一旦意识到自身的权利地位，他们自然再不会愿意另立一个什么万世一系的帝王，去俯首效忠了。
因为时代已大不同，因此，简单地拿大中华观来看待辛亥革命后这一段历史，显然也不尽妥当了。依据传统历史教科书上的说法，北京政府时期即使在民国史上也是极度黑暗混乱的。改革开放后，两岸史家已经有很多人对此表示了异议。因为他们在研究中发现，恰恰是在那段时间里，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近乎空前绝后的全国性的思想启蒙运动，延续并推进了自晚清以来的宪政实验。向来我行我素，却对列强奴颜婢膝的中央政府，也不得不开始屈从于民众舆论的压力，废止了拿国权做交易的秘密外交办法。有学者并因此得出结论，认为这一时期宪政、共和、地方自治，乃至推动联邦制的种种尝试，特别是在1920年代上半期形成的同样空前绝后的“联省自治运动”，理当被视为近代中国走上民主化道路的一次重要机遇。
但问题是，在20世纪初期列强各国激烈争夺殖民地，国际关系中还通行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特别是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情况下，谁能相信国人在“你一国，我一国”的基础上建立联邦，就能够换来自身的安全和发展呢？还在战国时代管子就看出：哪怕是诸侯割据，面对外敌时，也是“合则强，孤则弱”。然而，这一时期多数闪光的历史现象，却恰恰又是建立在中央集权及其大一统极大削弱的基础上的。一方面民权意识培养、民主宪政推行，需要打破水闸、水坝，形成分权分利的竞争局面；另一方面列强争夺，鱼肉无穷，又非筑坝合流、集人心国力不能止。予取予求，各有利弊。包括1930—1940年代出现“你一国，我一国”的情况，是好是坏，站在不同立场上也自然会各有各的说辞。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吊诡和矛盾。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分也有分的好处，合也有合的价值，但是合是分，却由不得历史当事人来决定。
近代以来的中国所以不能避免四分五裂，除了中央集权的老大帝国崩塌得太快，缺少权力和制度的过渡条件外，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其实也是世界大势的变化所致。
中国人开始下决心学西方、赶西方时，不幸正处在西方国家自身政治、观念分崩离析、旁枝横生之际。换言之，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孙中山等想要重建一个现代中国的时候，他们至少面临着三大主义和无数种道路方法的选择。
一大主义是民主主义。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已经实践成功，理当最容易成就国家富强的一种主义。但同为民主政治的实践，事实上又有英国式、法国式、美国式乃至日本式等多种不同的道路选择。
一大主义是民族主义。这是19世纪下半期在奥匈帝国统治范围内强劲生长起来，最能吸引落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的思想主义。但同是民族主义运动，亦会因条件和诉求差异而生成为英国式的、德国式的、俄国式的，抑或所谓公民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族裔民族主义等。
一大主义是社会主义。这是19世纪兴起的，建立在对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所带来的社会分化、贫富悬殊和阶级对立恶果反思和批判基础上，人们探索建立新的平等社会的一种尝试。但即使在20世纪初，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及其党派就早已经是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了。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从严复译介赫胥黎的《进化与道德》（即《天演论》）和黄遵宪出版《日本国志》的1895年开始，至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之日止，国中精英分子较多吸收借鉴的是此前掌握的一些西方民主宪政的经验与知识，尤其想要以日本为榜样，走一条英国式的君主立宪的强国之路。
戊戌变法失败，大批政治精英和青年学生流亡或游学日本之后，他们中多数人明显变成新兴的族裔民族主义的狂热拥趸和追求者。他们关心的不再是使国家政治运作合理化的法制和程序问题，而是整个汉民族的情感尊严和地位问题，并将向西方、日本学习，简化成了如何尽快地从被少数“蛮夷”压迫状态下获得解放的方法问题。
毫无疑问，族裔民族主义和英美式民主主义不是并行不悖的人类进化双轮。族裔民族主义的诉求是建立在集体主义基础上的，英美式民主主义的诉求是建立在强调国民个人权利基础上的。族裔民族主义的盛行，在成就民族革命、国家一统的集体主义任务的同时，与强调国民个人权利的英美民主主义思想潮流、观念意识，及其政治实践发生碰撞，不可避免；尽管同有集体主义的色彩，但它与事实上建立在马克思式的个人全面自由理念基础上，相信“四海同胞主义”，主张用阶级斗争、阶级专政的方法，消除阶级、民族、国家差别与区隔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主张，更是注定要发生矛盾冲突的。
然而，不论是梁启超还是孙中山，亦即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当年显然都曾经对三大主义囫囵吞枣、趋之若鹜，追捧唯恐不及。最具代表性的是孙中山。他一向以“除我之外，无革命导师”的中国奇人自居，强调党员“非服从我不行”。但是他却又将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合而为一，规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他信誓旦旦地声言：“决不会领导同志向专制失败路上走”，“我是要以一身结束数千年专制人治之陈迹，而开亿万年民主法治之宏基”；并且要使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以创造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无论孙中山所言是否出于真诚，至少在此主张下，其追随者本身的追求就渐呈分裂状。三种主义、无数道路的选择，在一个偌大的中国，会催生出“你一国，我一国”来，应该也不算是现代民族国家时代一种不易理解的怪现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