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国，我一国”，不要把蒋介石的国当成共产党的国，这是毛泽东抗战中批评王明“右倾错误”时讲过的话。1959年、1973年，毛泽东又多次讲过类似的话。
这些话，在今天熟悉了现代史观，特别是熟悉了民族史观的很多人听来会难于理解，但对当年流血牺牲打天下、只认阶级革命史观的共产党人来说，这些话却很形象，很好懂，而且是天经地义。
反过来，蒋介石被迫跑到台湾岛上去之后，也是一样，继续以“正统”自居。众多国民党人，也是同样的思维和逻辑。
同一个国家，甚至同一个民族，何以会弄成“你一国，我一国”？纯粹照斯大林式的传统民族主义的观念来解释，显然非常困难。
形成于19世纪的传统民族主义的观点主张，确实曾经对中国近代历史选择产生过重要影响。比如，传统民族主义主张“单一民族国家”的民族自决论，不要说一个民族被另一个民族压迫、欺凌，哪怕仅仅是感觉地位不平等，任何民族都有反抗、自决和另立新国的权利。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就据此倡言建立大中华，孙中山等人也是据此以革命的。
但是，随之而来的情况，就不是传统民族主义观念可以解释的了。
武昌起义星星之火，轰然点起十余省造反烈焰，大清国瞬间倒台，汉人顺利夺取了政权。紧随而来的，却是孙中山与袁世凯两大政治强人之间尖锐冲突，南方与北方势不两立，以及地方军阀割据势力的迅速崛起。满人统治已经垮台，中国已重回汉人名下，汉人自己却陷入互不相下、你争我夺，甚至于你死我活的内讧之中。国家之四分五裂，民族之分崩离析，远甚于满人统治时代。
照理，有20世纪初汉满不两立的革命宣传，有清末宪政改革因清朝皇室愚昧颟顸而夭折的教训，特别是有辛亥革命一朝胜利的经验，汉人精英阶层中明内外大势者必日多。然而，大清国倾覆后，不改正朔，不弃发辫，不变衣冠，公开以清遗民自居，甚至直认“民国乃敌国也”者，却比比皆是。他们绝大多数并非满人，反而是汉人。甚至有梁漱溟之父梁济，1918年11月14日留下大量遗书，投积水潭自尽，“为清朝而死”。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王国维，清亡后蓄辫明志，得知清遗老叶德辉被杀后，留书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亦于1927年6月2日投昆明湖自尽。就连溥仪几度酝酿复辟，包括最后成立伪满洲国，身边所用之人多数也竟都是汉人。
今日强调中国特殊论者，多批评西方建构主义的民族理论，因为后者认定民族只是一个近代概念，是建立在自我选择和群体认同基础上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姑且不论谁是谁非，观察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历史就会发现，如果我们相信现代国家就是所谓“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里的“民族（nation）”也是指需要以平等权利和政治认同为基础的“国民（nation）”的话，那么，这种产生于19世纪欧洲的“想象的共同体”，其实也在中国开始上演着。所谓“你一国，我一国”，无论是被动建国，还是主动建国，某种程度上即反映出这样一种近代政治的选择过程。
比如，1930年代初在中国境内就接连出现过四个“国”。除国民党统治的中华民国外，另外几乎同时还并立过三个新“国”。它们分别是：1931年11月7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2年3月1日日本人扶持末代皇帝溥仪在东北“新京”宣布成立的所谓“满洲国”；1933年11月22日陈铭枢、李济深等在福建福州宣告成立的“中华共和国”。抗日战争期间，事实上也还是同时并存着四五个“国”。除毛泽东所说“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外，大陆版图内还有日本扶植的两个“国”，一个是伪满洲国，另一个是汪伪标记的“中华民国”。
有人把辛亥以来中国之乱象和明朝灭亡之后李自成、张献忠及南明诸王一度各立国号自认正统、分别抗清的历史做比较，认为这些不过是中国一家一姓的王朝兴替在现代之延续与表现。这种说法多半忽略了现代之人与古代之人在对国家问题认识上的重要差异。
现代中国和古代中国之间存在什么重要差异呢？读一下大陆传统教科书就能发现，几十年来国人谈到最多的一个差异，就是辛亥革命后帝制在中国的彻底消亡。坦率地说，这确是一个事实。即不论清王朝颠覆后中国出现了怎样的乱象，也不论政治强人、专制势力怎样层出不穷、长盛不衰，要在中国复辟帝制却难上加难。这种情况反映出，如果说古代之人将国家民族之命运寄希望于高高在上、乾纲独断的圣明天子的话，现代之人则已经不大相信“三纲五常”之类的传统观念，至少许多人已经有了“人民主权”的意识了。
当然，细究起来，社会的这种进步总是渐进的，而且是依知识层面逐次递进的。传统教科书所谓帝制在中国的彻底消亡，是因为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已深入人心”，当年陈独秀等人就不这样看。陈写道：“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有君主专制臭味。因而袁世凯想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
回顾百年来中国历史变迁，可以肯定，陈独秀当年的这一观感更接近历史真实。但是，陈的说法也不十分准确。因为，他讲的“多数国民”，其实指的还只是大门上挂着“恩承北阙”，厅堂上供着“天地君亲师”牌位的普通百姓，他们当年决定不了国家事务。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不成功毕竟是一个事实。问题是，谁，因为什么，造成了这样一种看似进步的历史结果？
形象地说，古代中国就像一个由无数涓流汇集而成的庞大的水库，无数个体小农就是构成水库的浩瀚之水，皇权及其制度就是控制着水库的水坝和水闸。皇权制度的存在，是将无数水滴集合成大一统水库的重要前提。一旦水闸被毁，水坝崩塌，大水奔腾而下，势必各行其道，各显神通，不达到各自新的归宿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