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说来，即使站在后来者的角度，要读懂这时革命党人的思想言论，也并不需要太高深的学问修养。然而，事情却远非如此。一旦后来的历史情境改变了，人们的政治诉求、思想观念，乃至于情感立场和价值判断，也会随之改变。后来人再想要准确理解历史中人的思想言论主张，往往也就变得极为困难了。造成这种认识上的巨大鸿沟的一个重要关键，就在于时代不同，历史情境早已两样了。
20世纪初中国当时的历史情境是怎样的呢？第一，当时的中国还处在少数族群满人的统治之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整体被压迫、受歧视已达二百五六十年。这个时候的满人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汉人争取平等、独立地位，包括恢复汉人统治的斗争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第二，当时欧洲民族主义运动正汹涌澎湃，并迅速波及亚洲各国。而这时对中国革命党人冲击影响最大的，又恰恰是“少年意大利”运动发起人马志尼所主张的单一民族国家的观念，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思想。
一方面汉人革命者必欲推翻满人统治，一方面“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独立、民族建国运动已渐成世界潮流，20世纪初中国汉人革命者的“中华”观或“中国”观，会局限在“驱除鞑虏”，恢复汉人国家的观念和范围内，正是那个特定时代、环境与汉人革命党人所能掌握的特定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
也正因为如此，一旦满族皇帝自愿退位，汉人重握权柄，“中国人之中国”已成定局，还要不要驱除满人，还要不要把国界限在十八省范围，就再不是什么大问题了。革命党人多数显然乐得将十八星旗换成五色旗。毕竟，无论保皇党康有为等，还是革命党孙中山等，大家都有一个“大中华”、“大国族”的观念。何况，最早提出民族自决主张的美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合众国”，革命党人原本就不排斥美国那样的建国方式。
但是，用五色旗取代十八星旗，却并不等于“五族共和”就一定能实现。1911年12月外蒙古及西藏当局先后宣布“独立”，就清楚地显示了这样一种危险的存在。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中国历届中央政府始终都是弱势政府，没有哪个真有力量达成统一中国“本部”和“疆部”的主权诉求。
理想是继承清朝版图与民族构成，现实是“疆部”鞭长莫及，“本部”也四分五裂。如此巨大的反差，不能不逐渐影响到国人的历史叙述与历史理解。尤其是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接连打着民族自决的旗号，制造出伪满洲国和“内蒙古独立运动”之后，一些中国的历史学者率先忍不住了。
1935年，日本人进一步制造出“华北自治运动”，傅斯年等开始公开主张“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提出“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的说法。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不久，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更一度围绕着这一问题发生了论战。直接交锋的主要有两方，历史学家傅斯年、顾颉刚、白寿彝、张维华等坚决否认中国是由多民族组成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如吴文藻、费孝通等，则持相反看法。
这次争论事实上是时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兼中研院总干事的傅斯年发起的，因担心研究谈论“民族”、“边疆”等问题易“招分化之实”，他明确主张学者当本“爱国之忠”，今后不用“民族”、“边疆”等概念，而且应尽力从史实上去证明并发挥夷汉一家的观点，为现实政治服务。
同在昆明的顾颉刚对此有“极大的共鸣和同情”。他先后写过两篇与傅意见相同的文字，一篇为《“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一篇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他直言批评“民族自决”之说对中国有害无益，认为只是便利了内外分裂势力。他并且批评“汉地十八省”和所谓“中国本部”的说法都是瞎说，认为这也是“敌人用来分化我们的”。他并且提出：“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在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认为像“汉人”或“五大民族”之类称呼，也都容易被敌人拿来分化中国，故都应舍弃不用。
只要否认中国境内存在不同民族，否认中国古来就有华夷之别及“本部”与“藩部”之分的史实，就能够避免被敌国所乘？熟悉中国历史，且依据人类学原理，从事过大量田野调查的吴文藻等人，断然反对此说。吴的弟子费孝通因此写了一篇批评文章，对顾文提出异议。不料，身份、地位特殊的傅斯年自己十分反感不说，还致函教育部长朱家骅等，主张应该在政治上予吴等以压制。他并且上纲上线称，吴文藻等纯粹是“拾取‘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发达之科学之牙慧’”，表面上“为学问作学问，不管政治”，实际上“专刺激国族分化之意识”。在他的干预下，吴文藻主持的民族学会被停办，在云南大学的人类学讲座也不能讲了，最后不能不离开昆明了事。这怕也是民国年间学界中人拿政治正确来扭曲历史真实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罢。
费孝通晚年曾被人问到对这次争论及其遭遇的看法，“他显然也注意到这场争论发生的时机确有政治正确的问题存在。因此，理智上他对傅斯年、顾颉刚爱国的动机能够理解，正因为如此，他当时没有继续与顾等争辩下去。但是，他坚持自己还是不能同意对方的逻辑，比如像“只要不承认有这些‘民族’就可以不致引狼入室的观点”等。
很显然，这种要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来认识历史的思维方式，影响是深远的。1950年代中期，史家钱穆在台湾还在著文批评“本部十八省”、“中国本部”之类的概念，明确认为这是敌国有意混淆是非造出来做侵略中国的口实。
为什么当今越来越多的人读不懂历史中人的思想言论，为什么中外任何稍有不同的历史解读都可能会被人上纲上线，或认为“挑衅”，或视为“阴谋”，这也是一个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