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我坐在飞机中，飞机正以每小时五六百公里的高速向北疾飞。我们早已穿透云层。在地面上仰望云层，高不可攀。可是我现在却在从云层上向上仰望高不可攀的高度上。头上白日朗朗，脚下云雾缭绕，好像要遗世而登仙了。
就在个把钟头，不，不到个把钟头以前，我们还在广东的佛山，在广州的白云机场。来为我们送行的汉云、玲玲、梁馆，殷勤诚恳，热情洋溢。我们短短的三天相聚，已经结成了深厚的友谊，这友谊像仙露醍醐一样，滴到了我这老迈的心头，使它又溢满了青春活力。垂暮之年，获此殊幸，岂不快哉！岂不快哉！我感觉到，我仿佛变成了一只风筝，越飞越高，越飞越远，穿过白云，直触青天，直上重霄九，似乎要同嫦娥和吴刚会面了。可是我并没有，也不可能离开地球，因为我屁股上拴着一条长线，这线极长极长，越伸越长；可它总有拴在地球上的一端，这一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它就捏在汉云、玲玲、梁馆，以及佛山和广州的许多友人手里。因此，坐在飞机上的只是我的身躯，我的心却留在了佛山，留给了那些非常可爱的、永世难忘的友人。我屁股下面的那一条风筝线正捏在他们手里，而且，我相信，他们会永远捏下去。即使我落到地上，不再像是风筝，情况也不会改变。
我要飞去的目的地是北京。北京此时已是初冬，虽然天气还不太冷，但树叶已将落尽，荷塘中只剩下了残荷，“留得枯荷听雨声”。而我出发的地方佛山，却仍像是三春天气，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绿满寰中，春意盎然。古人诗：“马后桃花马前雪，教人哪得不回头？”我现在的处境就是这样，我哪里能不回头呢？可惜的是，“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我的眼睛看不到，我的心却是能看到的。短短不到三天的时间内，我遇到了那么多的人，看到了那么多的奇花异草，访问了那么多的名山胜境，参观了那么多的古刹新寺，现在一回想起来，眼前扑朔迷离。我手边没有一本介绍资料，我仅有的一件工具就是我的心，它虽已老迈，却还能够活动。我现在就拿我的心作为摄像机，开动起来，看看还能留下多少印象。
暨南大学
我这一次广东之行的主要动因来自暨南大学，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谈了一些。
此时北京已是初冬。虽然今年北方气候偏暖，但也已是木叶脱落、层林尽染的时节，而广东却仍是夏天天气。北京开暖气，广州开冷气，差别有如天渊了。因此，在飞临广州时，我们在飞机上忙着换衣服，脱掉毛衣，换上单衣，忙得不亦乐乎。
走下飞机，还没有走到迎接客人的人们聚集的栏杆旁边，就见到一位青年女子，满面欢笑，雀跃而来，紧紧地抱住了我的肩膀，这是汉云。在她身后是一位青年学者，经介绍，知道是暨大的副校长蒋述卓教授。我对他可以说是久仰久仰了，他的文章我已经读过一些，是一位成绩卓著的哲学家、史学家、文艺学家。我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竟在这里会面。汉云的来接，是在意料之中的。蒋先生来接则完全在我意料之外。不管怎样，他们的来临使我这一个刚从初冬的北京来的人胸中溢满了融融的暖意，与广州的夏日天气正相配合。
广州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已经来过多次了。但是，当前中国的发展，疾如暴风骤雨，一转瞬间，就会让人有换了人间之感。城市的发展，也完全一样。我在北京海淀已经住了将近半个世纪，但是，今天让我步行出门，走不了多久，肯定就会迷路。广州何独不然！街道宽敞了，到处都清洁了，再衬上南国的绿树碧草，有的地方真如阆苑仙境，我不禁顾而乐之。
走进暨南大学，住进专家楼，楼里，楼外，楼上，楼下，一派繁忙的节日热烈气氛。这样的赠书盛会，据我所能回忆到的，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大概暨大全校师生都动员起来了，到处彩旗飘扬，标语闪红，连百年古榕都似乎焕发了青春，叶子碧绿油亮，根须在暖风中晃来晃去，仿佛在鼓掌喝彩。人们则个个忙得团团转，但是满面含笑，透露出心中的快乐，人人都仿佛是在过年。一派喜气洋洋的温馨的气氛弥漫了整个的风光旖旎的校园。我们被安置在整个专家楼最高级的套间里，不断有各地来的旧友来访。石景宜老先生也在汉云的陪同下前来看我。一直到了深夜，我已经沐浴上床，忙碌了一天的暨大刘校长还在蒋述卓副校长的陪同下来到我的房间，向我表示欢迎。所有这一切行动都温暖着我的心。仅仅在半天以前，我们还处在万里雪飘的北方；一转瞬间，我们就来到繁花生树的南国，处在温暖的友情中。我心里甜甜蜜蜜地进入梦乡。
第二天上午，赠书大会在曾宪梓捐建的科学会堂中举行。这一座建筑巍峨雄伟，大气磅礴，会议大厅也十分宽敞明亮。厅中坐满了来自全国的三四百位大学领导人和图书馆长，他们代表着全国一百零一所211工程的大学。大家都知道，所谓211工程是在教育部领导下，经过极其严格慎重的手续评选出来的大学，是全国一千多所大学的排头兵，它们代表着中国教育的最高水平，211工程是一个极其光荣的称号。教育是一个国家的核心，是保证这个国家前进的重要手段，是这个国家立国的基础，而大学又是一个国家教育的最高基地。今天到会的嘉宾就是这些基地的代表。大学是知识的渊薮，是智慧的宝库，今天到会的代表就是从众多的渊薮中，从众多的宝库中走出来的。我浮想联翩，不禁想到了中国旧日传说的天上的文曲星，我抑制不住自己的幻想和联想，顺口就溜出来了一副对联：
百座文曲聚暨大
八方风雨会羊城
这仅仅是一时感情冲动，工拙非所计也。
今天到会的除了一百零一所大学的领导外，还有教育部副部长韦钰院士，以及中央和广东本地的一些政府领导人。石景宜老先生当然是众人瞩目的中心人物，他的长公子和事业接班人石汉基先生也参加并代表石老发了言。仪式隆重而简单，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这样，我们应石老的召约到广州来的任务可以说是已经完成了，晚上再参加广州市长的宴请，明天就可以打道回府了。然而，石老却让我们到他的故乡佛山去看一看、玩一玩，用他的话来说：“你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时间越长越好。”情不可却，我只有遵命了。于是，在汉云的护驾下，我们登上了车，向着佛山疾驰而去。
到了佛山
佛山，我是第一次来，但是它的大名却久已如雷贯耳了。
我不知道，佛山距广州究竟有多远。我只是懵懵懂懂地觉得，或者说是期望着，一出广州，马路两旁必然是稻田星罗棋布，流水潺湲，椰榕成荫，一派南国农田风光。然而，车子行行重行行，路两旁只见高楼耸立，路中间只见车如穿梭，毫无田园的感觉。走了一个多小时，汉云说：“到了！”她的意思是指佛山到了，然而在我的感觉中，我们仿佛还没有离开广州。
可是“到了”毕竟是真的到了。我们住进了佛山市政府迎宾馆。这是一座美轮美奂、富丽堂皇的宏伟建筑，似乎不对外营业，只招待来佛山的贵宾。在迎宾大厅的里面，是一池清水，里面浮泳着几十条尺把长的五色鲤鱼。再往里是一丛丛的热带植物，把整个小天井渲染得郁郁葱葱、青翠欲滴，宛然一首绿色的诗，一曲绿色的音乐，令人看了胸中不禁萌生盎然的生机。
我被安置在一套所谓总统套间里。这一个套间之大真令我惊诧不止，一进门是一间会客室，估计面积至少有一百多平方米，中间摆着几个极大的皮沙发，然而在这一间屋子里却不见其大，只觉其小；再往里面走，是一间书屋；转进一个门，是一间极大的卧室；最后是一间极大的卫生间。我平生住过几次总统套间，今年春天在山东聊城住的那一个套间面积就大得惊人。然而，同佛山的比起来，却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了。这一下子就让我回忆起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缅甸和印度的情景。我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被印度朋友视作贵宾中之贵宾，被安置在原为英国总督府现为印度总统府的、用红色巨石建筑成的、宛如一个巨大的城堡的贵宾楼中。我同团长的居室本是隔壁，但走出我的房门走向丁老的居室时，好久都走不到，大有长途跋涉之感，由此可见我的卧室之宽大。这一间房子至少有半个篮球场大。在空荡荡的大屋的正中摆上了一张床，夜里我躺在床上，左顾右盼，左距墙壁极远，右也不近，我仿佛是躺在大海中的一叶孤舟中。这令我不期而然想到了宋代苏东坡《赤壁赋》中的两句话：“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我的屋中当然没有水，然而在我的感觉中却确实有水；虽然水波不兴，却依然感到水天渺茫。时隔将近半个世纪，这种印象或者幻觉犹历历如在目前。今天我在佛山又忽然回忆起这种令人神往的印象或者幻象来，仿佛时间凝住未动，我又回到了五十年前。
这次来到佛山，陪同我们参观游览的主人，除汉云外，又增加了几位：一位是徐玲玲，是佛山市政府办公室综合处的科长，为人热情、诚恳、淳朴、活泼，我们真可以说是一见如故。见面不久，她就管我叫爷爷，别人说，我又认了一个孙女。一位是梁文炽，是佛山市图书馆的副馆长，按照当地的习惯，所有带“长”的官员，在别人嘴中都把“长”字省掉，所以我们就称他为“梁馆”，他为人敦厚、诚恳，说话不多，但待人殷勤。一位是南海市图书馆的馆长陈志东，我们当然称她为“陈馆”了。她为人文静，说话不多，但热情可掬。另一位是黄锡荣，是石景宜刘紫英伉俪艺术馆的司机，我们管他叫“小黄”，一直陪我们到处参观，服务认真不苟。我们这个参观游览的队伍一下子增加到七八个人。在三天中，我们这个小小的队伍，不论是坐在车内，还是走在路上，总是欢声笑语，其乐融融，令我永世难忘。
佛山街头小景
我们每天准时从迎宾馆出发，出去参观访问。但一定要先在馆中上演一幕简短的“序剧”，地点就在水池岸边。玲玲总让那些花枝招展的服务小姐拿一碟鱼饵来，并请我撒向池中。池中的锦鲤似乎能通人性，只要我们在池边一站，它们就从远处摇摆着尾巴游了过来，恭候我们的布施。鱼饵一撒下去，鱼们立即活跃起来，拥拥挤挤，跌跌撞撞，一条鱼甚至压在另一条的身上，抢夺鱼饵。小池中一时波浪翻腾，水花四溅，形成了非常壮观的局面。
鱼饵撤完，序剧告终。
我们走出了大门。
我们走出了大门，并不是在佛山街头溜达，我们实在没有足够的时间或闲散的心情。俗话说“走马观花”，我们只能走“车”观花。正如今年年初在台北一样，“台北街头小景”都是透过车窗的玻璃看出来的。今天在佛山，“佛山街头小景”也都是在车上看到的、体会到的。完全出乎我意料。我原以为那如雷贯耳的佛山镇，不过是南国的在偏僻中初露繁华的比一般镇稍大的边鄙的城镇而已。今天身临其境，才发现我完全错了。佛山市并不比我在中国，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看到的繁华的古城稍有逊色。这里的马路，虽然不像北京那样宽敞，然而马路上车水马龙，行人多如过江之鲫，挥汗成雨，联袂成风，拥拥挤挤，摩肩接踵。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上海的南京路，不过如此也。
我无论到哪一个新的城市，总好注意街旁的店铺。在这方面，佛山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它不像台北那样，到处都有槟榔店，这里我一间也没有看到。同是亚热带潮湿闷热的气候，为什么两地竟这样悬殊，我说不明白。这里同广州一样，饭店酒楼林立，多半标出了“生猛海鲜”一类的宣传字样。对于广州的食品，我在上面已经略有涉及。只这“生猛”二字就是多么彰明昭著，多么生动有力。积多年之经验（含教训），我得到了一个真理：一个北方人在广东吃饭，一道菜端上桌来，你尽管伸筷猛夹，开口大嚼，你可千万别盘问是什么东西。否则的话，如果你得到的回答是长虫（蛇）或水中山上的某一种虫子或动物，则你必悚然败下阵来，筷欲伸而退避，口欲开而紧闭，这一顿饭你准吃不好。
我还有一个习惯，也许是一个好习惯，这就是，我不管走到什么地方，总注意当地的花草树木。我在中国北方住了一辈子，抬头见松柏，环视唯柳槐，繁花虽满地，少是终年开，心中颇以为憾。现在来到了佛山，在北方季节已经到了初冬，此地却还似盛夏，花树繁茂，眼光所及，无非姹紫嫣红，真正是顾而乐之。但是也还有遗憾之处，就是不知道花的名称。当年中国诗人李思纯到了巴黎花都，只能“对月略能推汉历，看花苦为译秦名”。我在佛山，确实用不着推汉历，也用不着译秦名，可是我连汉名也不知道。因此，我改作了两句：“对月无需推汉历，看花难于问姓名。”我的心情可见一斑。无奈，我只能迷离模糊地欣赏花的秀色了。
我在广州街头就曾得到一个印象：同北京比较起来，这里的摩托车要比北京多得多。然而到了佛山才发现，这里的摩托车比广州还要多。这使我一下子回忆起泰国的曼谷来。几年前，我曾在那里待过几天。曼谷的堵车现象名震寰宇。有时候一堵就是几个小时。此时，我坐在车中，好像被囚在一座古堡里，车窗变成了囚窗，心中满怀雄心壮志，有如一只搏云天而上腾的大鹏，却是伤了翅膀，动弹不了。我莫名其妙地想到两句唐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千帆是什么呢？就是在汽车的夹缝里颇为迅速敏捷地走动的摩托车。佛山的摩托车的数量确实还不能同曼谷比肩，然而已颇为可观了。困扰北京交通的自行车，在这里变成了稀有品种，有时候竟像在日本一样走在人行道上。摩托车则在街尾爬行的汽车长龙中，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在汽车群的缝隙中，左闪右躲，前瞻后顾，转瞬就飞出去老远老远。驾驶摩托车的人，因为一律头戴钢盔，乍看上出，不辨雌雄。但是，有时候我从车窗里忽然看出去，瞥见摩托车的脚蹬上挂着一只高跟鞋的高跟，再抬头向上一看，头盔的外面有几缕秀发在风中飞动，我一下子就恍然了：驾车者是一位妙龄靓女，威武秀逸，雄风不减须眉，宛如《红楼梦》中提到的“姽婳将军”，真让我们这些外地人喜煞，羡煞。
佛山陶瓷厂
我的地理知识和科技知识，都不是很令人满意。但是我从小就听说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和广东佛山镇的陶器。虽然听说了，但是山高路远，只有心向往之而已。哪里想到，今天竟因缘巧合，我来到了佛山，以陶瓷闻名全国全世界的佛山。在参观节目中必须有佛山陶瓷厂，这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事了。
在迎宾馆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开始参观。匆匆忙忙地参观了祖庙以后，陪同我们参观的朋友们，汉云、玲玲、梁馆、陈馆等就迫不及待地把我们带到了佛山陶瓷厂。玲玲是当地政府官员，从而我们这一队人马就受到了特殊的待遇，到处为我们开了绿灯，经理亲自出来迎接。要说受宠若惊嘛，我们似乎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们感觉到温暖与亲切，却也是事实。我们首先看制作车间。看样子，这个车间也不可能是对外开放的，只因我们一下子变成了vip“贵宾”，所以我们就有了进入的特权。屋子很大，有许多工作台，每一个台旁坐着一位雕塑家，大半是年轻的妇女。台上堆着一大块黑色的用水和成的陶土，这是用来雕塑的原料。我用“雕塑”这个词，也许不太恰当。他们在手中把陶土团来团去，团成了一些小动物、一些小人和其他许多别的东西，准备入窑烧炼。北方有捏面人这个行当，“捏”字也许更恰当。这个问题，我有点说不清楚，就此打住吧。那些年轻的雕塑家—不能叫作“捏家”吧？—有的在干活，有的手里拿着一个极大的梨在使劲地啃，意态潇洒，笑容可掬。
我们又走到了一个展览大厅去参观。这里同工作车间大不一样了。大厅四周排列着一些木架，架子上陈列着一些烧炼好的大型的彩陶雕塑品，流光溢彩，姿态生动，有的是中国民间崇拜的仙佛，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大肚子弥勒佛。这是在任何庙中都能见到的一尊佛，看到他，人们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关于他的一副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世上可笑之人。”今天在这里又见到了他，在艺术家的手下，他的形象更生动，更可笑，更令人喜爱。除了佛像，还有一些中国历史上的名人，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另外还有一些其他题材的雕塑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木架之间都留有空隙，墙上贴着艺术家的照片和艺术职称，他们显然都是名家、大家，造诣非凡，同制作车间里的那些年轻女艺术家不可同日而语了。我灵机一动，忽然想到，同制作车间比较起来，这里好像是阳春白雪，那里就有点像下里巴人了。
我浮想联翩，一下子忽然想到几年前的一个春天我到洛阳去看牡丹。“洛阳牡丹甲天下”，这是没有人不承认的。牡丹的国色天香，也是无人不知的。每年4月下旬的洛阳，牡丹就开满了古都洛阳。大马路上，公园里，特别是最大的与皇城有联系的公园里，牡丹开得姹紫嫣红，花团锦簇，形成了一片花海，形成了一座花城，全国各地的人，全世界各地的人，操着不同的方言和语言，穿着不同的服装和鞋靴，拥拥挤挤，摩肩接踵，聚集在一起，共同分享着“朝酣酒”和“夜染衣”的飘逸的神采和境界，欢笑声和惊叹声汇成了一曲有声音、有色彩、有形象的钧天大乐，直上云霄。
在我的回忆中，在这样一曲钧天大乐中，却闪出了一缕缕黄色、绿色和白色的光芒，这是有名的唐三彩的光芒。洛阳的唐三彩名闻天下，一件真正的唐三彩的骆驼或马，价值连城。唐三彩也是陶器。我的知识面太有限，我至今还弄不清楚，洛阳的唐三彩与佛山的彩陶雕塑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分别。二者都是天下之至美，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平庸的生活增添不少耀目的光彩，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我又浮想联翩，想到中国的雕塑和西欧的雕塑。西方自古希腊以来，雕塑就是美学家主要研究对象之一，这个传统几千年来一直延续下来，从未中断过。在中国，雕塑的起源似乎比希腊晚，地位也没有那样重要。但是也并非没有著名的雕塑家，唐代的杨惠之就是最著名的一个，他同吴道子同师张僧繇，吴后来成了“画圣”，他则以雕塑名天下。但是后继似乎乏人。雕塑这一门艺术，同绘画比较起来，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后者历史悠久，涉及面广，英姿勃发，光彩照人，代代都是如日中天，名家辈出，佳作迭现，几乎垄断了中国艺术史。雕塑则干瘪失色，不能登大雅之堂。全国许多地方的五百罗汉，虽艺术水平参差不齐，但确有精品，多半也沦为民间艺术。另外一些雕塑，比如龙门、云冈、敦煌、麦积山、大足等地的佛像石雕或泥塑，确实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但是它们的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阐明与评估，让人不禁为之一叹。
说到佛像雕塑，我忽然联想到好多年前我在四川都江堰李冰庙中的一点感受。我去参观李冰庙时，这一座气势恢宏、历史悠久的大庙已经遭受了“十年浩劫”的洗礼，无知暴徒们已经把李冰父子的塑像砸了个粉碎。改革开放以后，天日重明，有识之士看到高高的台座上空空如也，实在不像样子，于是请什么美术学院的雕塑家们，用受了西方影响的雕塑手法，塑成了两座像，放置在那里。这两座像艺术性可能是高的，但是，在我眼中，它们同巍峨的大殿、庄严的台座，无论如何也协调不起来，看上去简直有滑稽之感。我因而想到，我国历代那些民间雕塑家，名不见经传，艺不被重视，却确有其不可及之处，这问题实在值得深入研究。
今天的佛山陶瓷厂，依我看是民间艺术与专家精英艺术相结合的地方。可是还没见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中国民间的捏面人、塑佛像、制陶瓷等的艺术家们，实在还有很多有待发掘的奥秘，专家学者们何妨暂时走出象牙之塔，观察和探讨一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如能解决，我国的雕塑理论必能有新的创获。
西樵山
广东有两句俗话：佛山无山，南海无海。可是我们的佛山之游中竟包括了西樵山这一座真正的山，可见我们已经走出了狭义的佛山的境界，到有山的地方来了。我缺少广东地理的知识，手头又没有地图可查。我依稀感觉到，佛山可能是广东的一个中等市，管辖几个小的市和县。因为，在经常陪同我们参观访问的本地朋友中，有一位南海市图书馆的馆长陈志东女士，按当地的习惯说法，应该称之为“陈馆”。南海市是否是一个属于佛山市的县级市呢？
这些猜想，不管正确与否，都是无关大局的。中国古人说：“名者，实之宾也。”这些猜想都属于名的范畴，不过是“宾”而已。西樵深山却是“实”的，西樵山之美更是实而又实的。我在上面已经说到，此时的北方正是初冬天气，虽然还没有达到“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程度，但池塘已经结了薄冰，屋里已经使用了暖气。可是在广东，在佛山，却依然是阳春天气，杂花满树，群鸟飞鸣。我们的车子驶出了佛山市，真正领略到了广东的田园风光。马路两旁长满了低低的灌木丛，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一路都看到一丛丛紫色的花，万绿丛中一团紫，确实是鲜艳动人，引人注目，我们北方来的几个侉子，在吃惊之余左右打听花的名字，到头来也没有打听出什么结果。
我们的车一路开上山去，这就是西樵山。山不算太高，但山路上弯子也不少。山下的田野村舍一会儿出现在车的右边，但一转瞬间又忽然出现在车的左边，当然都是居高临下的。我事前就听说，石景宜老先生就诞生在山下某一个村庄里。此时，我遥望山下，但见烟雾缭绕，树影迷离，却说不出究竟在什么地方诞生了这样一位热爱祖国、热爱祖国文化教育的奇人。我继而又想到，在这样山清水秀的地方，诞生这样嵚崎磊落的人，又是事理之必然。想来想去，我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