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还有下半句：你要是个搞音乐的，我才用搞音乐的方式跟你对话。”老板挥挥手说，得了，你们到时候来吧——于是吴维把下半句咽了回去，没说。
1997年，吴维带着“生命之饼”录制的几首小样再一次来到北京，住在“坏牙”乐队贝司手刘肖家。刘肖带他去看“新裤子”的首场演出，在现场遇到了崔健。刘肖指点他去跟崔健打招呼，“崔健，你知道吗？他在中国很有名，他肯定能帮你！”“我都不认识人家也没听过他的歌，他怎么帮我啊？”“反正肯定能帮你！”吴维被刘肖推过去，只得硬着头皮开口：“你好，你是崔健吗？我叫吴维，是武汉搞乐队的，我朋友很喜欢你，他极力推荐我跟你聊一下……”他把呼机号留给了崔健。
几天后，崔健联系吴维，约在cd咖啡酒吧见面。二人在酒吧外聊天，吴维将录音小样交给他，崔健告诉他帮他们安排好了一个酒吧去演出。聊了半天颇投机，吴维认为崔健人很好，足以交个朋友，考虑了一会儿，他决定交朋友必须先说实话：“崔健，感谢你帮我们安排演出，你这个人我也有点欣赏，但我要告诉你个事儿……我没听过你的歌。”崔健愣了片刻，答，好吧好吧，到时候你们去演出吧。说完也挥挥手，转身进了酒吧。
这次吴维在酒吧外面站了很久，“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三
1998年，武汉的四支朋克乐队“妈妈”、“死逗乐”、“愤怒的狗眼”和“生命之饼”带着自己灌录的小样开始巡演。当时《通俗歌曲》编辑彭洪武第一次提出，武汉是“朋克之都”。
这一年，张晓舟在广州《南方都市报》工作，他是当时的地下文化搞手兼写手。四月，张晓舟和广州音乐人王磊组织了当时外省乐队第一次大规模集体演出，舌头、盘古、胡吗个、张浅潜都受邀而来。在广州的壹玖酒吧，张晓舟第一次见到了吴维。
“生命之饼”因成员变动临时缺贝司手，没能参与那次演出，吴维以观众的身份出现在酒吧门口——那就是一名“风尘仆仆的朋克”，张晓舟说。当天吴维身穿一件印着大麻的t恤，背着一个铺盖卷状的东西。
吴维问，可以在酒吧过夜吗？服务员一阵支吾。看完演出，吴维将酒吧的几张桌子拼在一起，铺盖卷打开铺好，爬上去睡了。
同年的圣诞节，广州又组织了一次演出，这回“生命之饼”登了台。新贝司手丑丑是吴维的表弟，用三个月的时间，吴维把他从一个白丁训练成一名能够演出的乐手。当天同台演出的还有祖咒（后来的左小祖咒）的“no”乐队。武汉朋克乐队“妈妈”的贝司手在台下听祖咒听得开心，猛灌半瓶啤酒，鼓足气，扬头喷上舞台——全喷在祖咒的脸上。
祖咒坚持唱完，下台咬牙切齿：“张主办啊，有人冲我喷屎啊！”张晓舟大笑，“你有点风度行不行？人家那是高兴，是喜欢你。”常驻北京的祖咒不习惯武汉朋克表达赞赏的方式。
那天的演出现场来了不少武汉朋克，其中包括胡娟和抗猫。“那天抗猫也是观众，她从头到尾一直在跳，不是在一个固定地方跳，是沿着酒吧的四个角跳跳跳跳。”吴维说，“她当时就是一个精力无处发泄的女孩。”几年后，抗猫在大四那一年退学，组建了朋克乐队subs，而胡娟成为了“生命之饼”的鼓手及吴维的第一任妻子。
第二年秋天，四支武汉朋克乐队再战广州，演出完毕，十二人全住在张晓舟六十八平方米的两居室里。夜里冷没有被子盖，衣橱里所有的衣服都被乐手们拉了出来包在身上。第二天在广州大道上，当时的南都总经理喻华峰遇到了率领着十几人的张晓舟。问清情况后，喻华峰自掏腰包，去招待所给四支乐队开了几间房。
对于吴维及所有的朋克乐队来说，音乐几乎无法给他们带来收入。由于朋克音乐风格本身的粗糙、不悦耳及政治风险，很少有商业演出愿意请他们，而出版专辑和巡演至多做到不赔钱。
吴维在“生命之饼”的主页上写过：“其实我们不是一支纯政治性的朋克乐队，歌词不是纯政治性，它只是我们想要表达的一部分。我们只是做着让我们觉得舒服、高兴而力所能及的事。对我来说搞朋克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就觉得过瘾，摧毁什么权力机器或世界那不是人类力量能做到的，过过嘴瘾罢了。”
2000年，吴维和“痛苦的信仰”乐队的高虎在北京“开心乐园”办了一次演出，只有“生命之饼”一支朋克乐队作为压轴。“前面十几个乐队都是千篇一律的，说好听点，当时我感觉有点审美疲劳。”没等到上场，吴维跟乐手说不想演了，受不了。乐手们劝他坚持到最后，原定的曲目八九首，上去后接线调音花了半个小时，吴维唱了一首歌就走了，耗时十六秒。同年，“生命之饼”在“嚎叫”唱片发行了《50000》，因为是公开出版物，歌词不得不删改了许多。那之后，吴维打消了在北京发展的念头，彻底回到武汉。
那几年，“生命之饼”的排练房一直在集贤街老楼的顶层，吴维长大的地方。小房四面间墙钉满棉絮隔音，吴维还用砖头和木板做了个舞台。尽管说是“过过嘴瘾”，吴维仍坚持歌词不删不改，因而《50000》之后的三张专辑全部是地下发行。通过看电影字幕，吴维开始自觉地学习英语，以争取更大的表达空间。在《wuhanprison》中，他这样唱：“我和我的家人生活在这个城市，感觉不到自由和安全；我们感觉像是在一个监狱里，我想要离开却找不到出路。”
2002年，吴维竖起了朋克最富标示性的鸡冠头。也是在这一年，鼓手朱宁离开了乐队，开办了livehousevox，后来，那里成为武汉朋克的一大现场演出基地。
吴维曾在1999年兴致勃勃地写，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国际公民，“希望成为一支国际性乐队，去世界各地演出，那就是我们的目的！那太过瘾了！”
2004年，“生命之饼”第一次走出国门。当时计划去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演出，但最后只去了泰国。
第一场在曼谷演出结束后，吴维和乐手们坐了20小时的长途大巴，到了泰国和马来西亚的边境过关，停车检查签证。车上总共有四十多个游客，除了乐队四人加摄像师这五个中国人和泰国导游之外，其他都是白人，白人都顺利过了关。
边境官告诉吴维，他们持中国护照，从曼谷到马来西亚只能乘飞机，不能坐汽车和火车。吴维说，在办签证时你们的签证官没有这个要求。边境官说这是新规定，“有签证没用，你们必须坐飞机回去”。演出在当天的晚上，机票、乐器都出示了，边境官还是说“这是规定。”吴维说“规定也好、法律也好，你白纸黑字给我们看一下”。他说“没有”。吴维指着白人问为什么这些欧洲人美国人都可以，为什么只有中国人要从曼谷坐飞机去？边境官火了，把枪拔出来指着吴维。
马来西亚的演出就这么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