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吴维住在朋友家，朋友和他的女友两人都吸毒。吸着吸着，朋友感觉不对劲，吴维背上他往医院跑，女孩在后面拼命追。深夜，街上连出租车都没有。到了医院，医生一看，“已经死了”。吴维说：“没有啊，我们出来的时候他还蛮有劲。”
那个夜晚吴维告诉自己，不能再这样生活了，我得离开武汉。
吴维在武胜路集贤街的一个八层小楼上长大。他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中还有一个姐姐。吴维在民间工艺职业中学念书，学的是书画、篆刻和装裱。从小他就属于同学喜欢、老师不大喜欢的那种学生。
念书时选举班长，吴维得票最多，老师把他叫去谈话：“你票数确实最高，但你学习成绩不太好，我看……”吴维没当上班长。再后来，班上一个女同学险些被班主任强奸，吴维住在班主任家附近，亲眼看见大哭的女同学衣冠不整地从班主任家跑出来。事情被校方压了下去，吴维挑头联合全班同学写信要求罢免班主任，除了当时的班长，其他同学都签了名。然而事情再一次被校方压了下去。
“从那之后，我对学校，对老师，一点尊敬都没有了。”纪录片《武汉朋克》中，三十多岁的吴维晃晃悠悠地走在汉正街上，画外音这样说着。
初中到高中六年，吴维很少在家住。他说自己“室外室内都能睡”，满街都是他的混混朋友。
职高毕业，吴维被分到湖北书画院实习。书画院跟旅游局有关系，每个星期都用豪华大巴拉来一群中外游客买画。一张装裱好的仿古中堂山水装在盒子里卖给游客，少则几百，多则上千。吴维画这样一张画要三天，画完交给书画院，报酬是五元。豪华大巴来了几趟，吴维不爽。他开始正式混大街，再也不出现在书画院。
舞厅、喝酒、消夜、打麻将、打架，吴维觉得日子过得很无聊。考学深造对他来说是件特别荒谬的事。工作找不到像样的，他也不想找。于是就还是混。
那时候，吴维对音乐一点感觉也没有。当时家中有个三洋的录音机，姐姐用来听邓丽君，吴维的同学听的是小虎队，谭咏麟，张国荣，四大天王；可吴维从小只喜欢画画。某天他在书包里发现一盒朋友错放的磁带，放来一听，感觉大不一样，“有点意思，挺吸引我”。第二天朋友告诉他，这个乐队叫beyond，香港的，唱的是粤语。朋友又找来几盒给他听。
吸毒的朋友死后不久，还是在大街上，吴维翻到一本《音像世界》，看到了北京迷笛音乐学校第一期的招生广告。“七百块钱三个月，这个不错。”他想，起码可以离开三个月。吴维跑到一家乐器行，找了个朋友咨询，“我想买beyond弹的那个，你给我介绍一下”。对方告诉他，这个是贝司、四根弦，那是吉他、六根弦，四根弦简单点。吴维说好好好。“买什么样的？”“要买就买最好的。”“进口的好，这个，雅马哈，两千七。”——店里最贵的一把。吴维不懂雅马哈是什么，还是说好好好。找外面混的朋友们凑了些钱，买下那把雅马哈贝司，吴维揣上余下的一千块，给家里留了张字条，独自去了北京。
那是1995年的2月，阴历正月十五，正值北京萧条的冬天。
当时的迷笛学校在北京双安商场旁边，学员们的宿舍在颐和园附近，一个澡堂旁边的工人房，八人一间，四张双层床。都是十几二十岁来自各地的年轻人，凑到一起就是聊天。有人问吴维：“你喜欢什么乐队啊？”“beyond。”“beyond！不错，还有呢？”“啊？还有？没了吧？”“黑豹知道吧？”“黑豹？哪里的？”“……唐朝呢？”“……”“崔健？”“……”“你是来干吗的？”
没人再搭理他了。但吴维挺开心，这些人跟他以前熟悉的社会混混完全不一样，“看他们聊天说话，我就觉得，我靠，还有这种人，好单纯啊。这帮人，我很愿意和他们交朋友。”
给吴维上课的老师是“穴位”乐队的贝司手于微。下了课，吴维去找于微让他推荐乐队，于微拿了纸笔开始写，redhotchilipeppers、ledzeppelin、pinkfloyd……吴维说，老师，能不能推荐点中国乐队？于微看他一眼，说，不要听。吴维按照于微的指点，去北大附近买打口磁带，发现店里店外都是留着长头发的重金属青年。那正是重金属流行的时代。他又找到于微说，老师，能不能推荐点重金属？于微看他一眼，说，不要听。
在迷笛学校的三个月，吴维慢慢地听于微推荐给他的乐队。他还到书店里买了最基础的乐理知识书慢慢学，剩下的时间就是练琴，听同学们聊天。
三个月学期结束，吴维回了武汉。很快他发现自己没法再过那种混街头的生活，过了两个月，吴维又折回北京迷笛学校，这次，他结识了来自攀枝花的朱宁和四川人曹操，几个人随一名西昌吉他手去了西昌。
在西昌，吴维遇到了山鹰组合，他们原本是放伴奏带的，之后就邀请吴维一行人作为伴奏乐队一同巡演。那期间吴维写出了自己的第一批作品。“一个噩梦让我忘记你，一次委身我要忘记你；切，切！自己，切，切！分离，上身给你，下身给你！”这首grunge风格的《拯救创作协会》后来被收入专辑《你是该死的》。在西昌，不可能有人听这种音乐。几个月后，曹操去了北京，朱宁和吴维回到武汉，他俩找到了迷笛的同学吉他手韩立峰。1996年底，三人阵容的朋克乐队“生命之饼”在武汉正式成立，吴维担任主唱。
“生命之饼”是吴维取的名。几年前他遇到一个传教的初中同学，拿了本《圣经》，从里面读到一句话：“擘开生命之饼，充我灵饥”。
二
1997年，吴维的一个朋友移民去了美国，他定期从美国给吴维邮寄各种音乐磁带，并细心地在上面注明乐队风格、乐坛地位等信息。在当时，这是非常难得的资源。朋友们在集贤街上的八楼听歌，创作，排练，吴维称之为“武汉朋克学习班”。
“生命之饼”排练了两个月，吴维听说武胜路的大音琴行要在武昌米高disco迪厅办一场大演出，他找到琴行老板试演了一次，老板同意让他们加入。演出当天，吴维才发现“原来武汉有这么多乐队”，十四支乐队里，“生命之饼”排在倒数第二上场。那是一场当地广播电视都要报道的演出，观众被隔离在舞台很远的外围。上了台，吴维对着观众喊：“你们赶快过来，赶快过来！你们不是来开会的吧？”观众呼的一下涌上舞台又蹦又跳，把现场的摄像师吓得不知所措。
演出之后，媒体从报道中把“生命之饼”删掉了。“他们觉得我们是来捣乱的。”“生命之饼”这第一次演出的收获是，吴维结识了更多的武汉乐队朋友。
从小混街头，吴维会跟各种人打交道，又喜助人，不仅“生命之饼”，其他当地乐队的演出也常常是他在操办。一次，吴维带着一帮乐手与一个酒吧老板谈合作，演出时间、收入分成种种都谈好了，酒吧老板瞅一眼坐在吴维身后一声不吭的几个乐手，悠悠地对吴维说：“我看，他们是搞音乐的，你是个商人。”——听得此话，吴维整整憋闷了十秒钟：“我的思绪啊，我的内脏！”那老板明明知道他是个乐队主唱。吴维用十秒钟稳定情绪，指出：“因为你是个商人，我就用商人的方式跟你对话。”说完他觉得自己挺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