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约翰·麦克菲的课教会我以职业的态度和方式动笔——写作不再是一项学业练习，而是真正变成了我的谋生方式和激情所在。我还体会到，非虚构写作的每个环节，都和写小说一样迷人而有趣。当麦克菲的课程结束时，我依然认为自己将会成为一个小说家，但我的某些兴趣点已经开始转移了。本科的最后一年，我开始作为自由撰稿人写一些非虚构的文章，并一直持续到研究生阶段，赚来的稿费正好支付我旅行的花销。在我加入“和平队”到中国之前，我已经在《纽约时报》和其他五六家报刊发表过文章了，我也因此意识到，我的未来可能在非虚构写作。事实上，我最后一次写虚构类作品是在涪陵当老师的第一个学期。我写了个短故事，并把背景设置在我的家乡密苏里，其实我觉得那是一篇足够像样的作品。但一写完，我就意识到：我何必身处涪陵，却编造关于密苏里的故事呢？中国的现实比我虚构出来的任何东西都更有意思，更吸引人。自那以后，我的路径已定——我决定专注于非虚构写作。
二
给年轻写作者提出建议，从来就不容易。作家的成长途径各不相同，大家从不同的方向进入这一领域；这不像学医的，进入医学院是一条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作为一个美国人，给中国的年轻写作者提建议就更难了。我想强调的是，对我有效的那些方法，对其他人不一定有效，每一个学习中的写作者，都必须找到自己独有的成长路径。当我谈起约翰·麦克菲的写作课时，我自然清楚，绝大多数有抱负的写作者并没有这样的机会。但重点在于，很多人可以找到替代者。如果你在大学里有机会跟一位优秀的写作老师学习，或者，如果你遇到一位很棒的编辑，仔细听听他们的建议，抓住一切机会。多和你认识的作家聊聊他们的作品。如果你没法找到一个老师，那就从你所读到的一流文章中学习。这也是我写作教育中另一个关键的部分——我经常购买那些我欣赏的作家们的作品集，研究他们的文章，弄明白那些故事是如何结构的，他们又如何把握叙述的声音、腔调和节奏。约翰·麦克菲有一些精彩的选集（thejohnmcpheereader也许是其中最有用的），琼·迪迪恩（joandidion）的随笔集也很出色（slouchingtowardbethlehem，thewhitealbum）。我还会推荐杜鲁门·卡波特（trumancapote）、约瑟夫·米切尔（josephmitchell）和苏珊·奥尔琳（susanorlean）的作品集。
虽然每个写作者都要找到自己的路径，但也有一些经验可能是通用的。首先，作家的成长期通常很长。年轻时，你很难认识到这点，但对于写作者来说，这也许是必须牢记的最重要的事。这个领域需要持之以恒。总有一些人迅速成功，在二十几岁就已是很成熟的作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杜鲁门·卡波特、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hemingway）、菲茨杰拉德（francisscottkeyfitzgerald）。但这样的例子很少。更常见的情况是，一个作家得经历漫长的发展过程，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一开始甚至经历过许多失败和否定。一般来说，一个作家到三四十岁甚至更大的年纪，才会写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约翰·麦克菲为了给《纽约客》撰稿，努力了整整十年，却不断遭拒，直到他31岁那年。在34岁之前，他没有出过一本书。他跟我说过，这不是编辑或出版社看错了，而是他那时确实还不够好。“别用颠倒的望远镜来回顾我的职业生涯。”他曾告诉我。这是常犯的错误——人们只看到成功，却看不到这条路上所经历的一切挫败。
因此，对年轻的写作者来说，持之以恒是必不可少的，他还必须具备极强的韧性。他不能因为失败而过于受挫。我去普林斯顿大学读书，部分原因就是那里有一流的写作课程，但我申请虚构写作概论课时，连续三个学期都遭到拒绝。大多数有希望的写作者，都是第一次，也可能第二次申请时就被接受了；一个严肃对待写作这门艺术的人，连续三次都被拒之门外是很不寻常的。我没有很强的高中背景，并且，我的作品确实不够优秀。幸运的是，我那时很坚持——我一直申请，直到最终被接受。这段经历对我来说可能是件好事，因为当我离开校园给各种杂志期刊投稿，大部分都被退回时，我依然保持着耐心。我从不期待这条路走得很容易，我可以获得适当的成功和不多的钱。
不过，我确实期待写作之路能带我远离家门。当我还是个大学生时，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缺乏足够的素材，以发展成为一个作家。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我来自密苏里州，深处美国中部、没什么人关心的地方，当然也是因为我那时年纪还轻。我的人生还没什么意思。有时我会很沮丧；一些同班同学的经历似乎比我有趣、传奇得多。但随着时间流逝，我渐渐意识到，这其实是我自己能掌控的事。我无法改变编辑和读者感受我作品的方式，我也无法一夜之间成为一个成熟作家，但我可以去体验精彩的生活。我可以去旅行，认识各种人；我可以变换自己居住的地方，正在做的事。到最后，这给了我自信——我知道自己愿意置身于那些具有挑战性的处境，那些看起来陌生古怪，甚至有点可怕的地方，我却毫不担心。我也不害怕挫折或不适。事实上我的成长环境并不富裕，这很可能成了我的一个优势，因为我并不渴望变得富有。我父母也不是那种争强好胜的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帮助了我，他们从不向我施压，不逼我走上传统的职业发展道路。
参加过“和平队”的另一个作家保罗·索鲁（paultheroux）曾写道：“我给那些想要写作的年轻朋友的建议就是：离开家。”我也觉得这话说得没错——离开家会迫使你变得更敏锐，你的想法、早已形成的思维观念都将接受挑战。所有这些都会帮助你成为一个作家。在我的人生中，在感性和智识上脱胎换骨成长的阶段，并不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或牛津大学。它们当然都是很棒的大学，尤其我还幸运地遇到像麦克菲这样优秀的写作老师。但这仍然不是我作家训练中最重要的部分。让我收获最多的地方，是涪陵。当我第一次乘船从重庆前往涪陵，我才二十七岁，我知道自己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写作者。那会儿我还没打算把中国的经历写成一本书，我知道自己还没准备好。但接下来两年发生的事却戏剧化地改变了我的能力。现在我仍清晰地记得刚开始动笔描写涪陵的时刻，那时我在“和平队”的历程即将结束。和往常一样，我一边写一边大声朗读，聆听叙述的节奏。突然，我像听到了另一个人的声音。我写作的腔调彻底变了——感觉很深沉，也更加笃定；页面上的那些字句仿佛被赋予了新的生命。这部分是因为我终于有了非常棒的写作素材——我在涪陵的经历是如此特别而迷人，我也深深地喜欢我所描写的那些人、那个地方。但更主要的原因却是我成长了。身为一个外国人，生活在1990年代中期的涪陵并不容易，有很多让人深感挫败或羞耻的时刻。但幸运地，也有很多激动人心的、愉悦的时刻。到最后，这段经历对我的影响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两年之后，我彻底变了一个人。
所以这是我给年轻作者的最后一条建议。离开家。离开你的家庭，离开你熟悉的日常，离开你舒适的社交圈。花时间跟与你不同的人在一起。学着去观察、思考和描述其他人，而不仅仅只是写你自己。不要畏惧挑战。有时最让人生畏的可能性，反而带给你最丰厚的回报。当我回看自己早期的作家之路，有两个决定下得格外艰难。第一个是参加“和平队”，那意味着我将消失整整两年，而且每个月只能挣120美元。第二个艰难的决定是1999年，我结束了“和平队”生涯，回到美国试图找新闻方面的工作。我向十几家报纸杂志递交了简历，但全被拒了。因此我决定自行返回北京，试试看能否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当时，这个决定是挺吓人的，因为我不认识任何在中国的记者，也不确定自己究竟能否维持生计。但结果证明，这比留在美国接受一份工作好了不知多少，因为它使我身处一个能迅速收集到鲜活素材的位置。而且我还拥有自由——我可以自行决定写作的主题，还能依照我的方式去写，而不用听从某个编辑的建议。就像约翰·麦克菲曾告诉我的那样：“你完全有能力自己完成。”这对任何写作者都是一个经验，无论他在美国还是中国——一个写作者可以得到来自老师、编辑或者同事的多方助力，但他们能做的永远有限。最终，一个作家是由自己的努力造就的，也是由一路的失败和否定造就的。因此，慎重做出决定，并且认识到，你是被自己所掌控的，你有能力改变自己的人生。说到底，你才是那个书写自己故事的人。
特写
唯一能够了解的道路是创造一个自己的世界。
——史蒂文斯
裸体朋克
文_叶三
一
1994年，吴维十九岁。这一年，他的两个朋友死了，一个混帮派死在街头，另一个死在他的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