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这种可以作为抵抗大众传媒基础的体验，不是确切事件的体验，而是有意义的体验。如果我们所说的是严肃意义上的"体验"一词，那其中必须有解释的影子。这一体验的能力是在社会中形成的。如我所言，如果没有得到他人或媒体的证实，个人不会相信他自己的经验。如果直接经历扰乱了个人已有的忠诚和信仰，这样的直接经历通常不会被接受。这种直接经历若要被接受，就必须摆脱或证明那种忠诚和信仰，而这种情感是他忠诚观念的重要特征，深深扎根于内心深处。
一贯的忠诚是对特定符号和标志的信仰和热爱，这是人们看待社会的方式，人们也是如此形成对事件特定的意见和看法。它们由先前的经历而来，也影响着现在和未来的经历。不用说，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些忠诚的存在，因此也常常不能对此进行明确表述。然而，这种普遍的忠诚使一些意见被接受或拒绝，更多地取决于情感上的亲近和减轻焦虑的方式，而非有逻辑的一致性的力量，以此为基础接受意见意味着不用思考就确信自己正确。当模式化的意识形态和具体的观点以这种方式连接在一起时，可以缓解忠诚和信仰不一致时引发的焦虑感。这种思想带来了一套既定的信仰，此后，不论在情感上或理性上都没有必要抗拒这一信仰中的任一思想；对特定观念和情感累积的选择成为预先设置好的态度和情感，并影响着人们的舆论生活。
内心深处的信仰和情感是人们体验世界的镜头，它对特定的意见接受或拒绝，把关十分严格，并且控制着人们对待权力当局的态度。30年前，沃尔特·李普曼认为这一事先主张是偏见：让人们不能以准确的方式来定义现实。现在它仍然是偏见，但往往被视为"好的偏见"；尽管这一主张通常有不足和误导性，但是好于权力高层和舆论引导者不切实际的现实主义。这一主张是较为低级的常识，因此，也是一个阻力因素。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尤其在变化速度如此之快时，常识往往比感觉更普遍。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孩子们形成的"常识"，将会是大众传媒营造的模式化观念的产物，而非任何坚实的社会传统的产物。现在，他们完全暴露于大众传媒的影响之下，是彻底受大众传媒影响的第一代。
2．只要媒体不被完全垄断，个人就可以从相互竞争的媒体中渔翁得利----他可以比较各家媒体，也可以拒不接受任何一家媒体发布的消息。媒体间的竞争越激烈，个人对媒体的免疫力就越强。但现在的情况如何呢？人们会比较各个媒体对公共事件或政策的报道吗？比较各个媒体报道的内容吗？
答案是否定的，很少人会这样做：（1）我们知道，人们往往倾向于选择那些报道内容与他们意见一致的媒体。在人们心中以事先观点为基础来选择新观点。似乎没有人会刻意去找可能会在其他媒体中出现的不同观点。一般的广播节目、杂志和报纸往往都有相对固定的受众，从而强化他们传达给公众的信息。（2）这种比较各家媒体的想法，默认媒体提供的内容确实各不相同。它默认存在真正的竞争，但广泛地说这样的竞争并不存在。媒体呈现出明显的多样化和竞争性，但仔细观察之下，它们之间的竞争更多的是在标准化主题下的竞争，而不是在有争议事件上进行竞争，展现自己的独到之处。有效提出问题的自由似乎越来越多地局限在那些随时与这些媒体保持联系的少数利益集团手中。
3．媒体不仅渗入了我们对于外部现实的经验，也侵入了我们关于自己的经验。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身份和新的愿望----我们应该成为什幺样的人，我们希望自己在别人眼中是什幺样的人。它们给我们提供的行为模式是一套全新、更大、更灵活的自我评估方式。用现代自我理论来说，就是媒体为读者、听众、观众带来了规模更大的参照群体，无论是真实或想象的、直接或间接的、亲自了解或远远观望的，这些参照群体都是自我形象的一面镜子。媒体成倍地增加着我们确认自我形象的参照群体。
除此以外：（1）媒体告诉大众他是谁----给人们一个身份；（2）媒体告诉大众他想要成为的样子----给人们一个志向；（3）媒体告诉大众怎幺达到目的----告诉人们技巧；（4）媒体告诉大众怎样感受，即使那不是个人的感受----告诉他逃避。身份和抱负之间的差距引出技巧或逃避。这大概是当今大众传媒的基本心理公式。但是，作为一个公式，这不适合人类的发展，这是媒体发明和维持一个伪世界的公式。
4．现在普遍流行大众媒体，尤其是电视，经常干涉小规模的讨论，破坏人们轻松、理智地进行交谈的机会。大众媒体是造成人类隐私被破坏的重要原因，这不仅是其作为教育力量失败的重要原因，也是其成为有害力量的重要原因：它们没有向观众或听众清楚说明紧张、焦虑、难言的怨恨和模糊的希望产生的更为广泛的原因。它们既不能使个人超越周围狭隘的环境，也不能阐明周围环境不为人知的意义。
媒体提供了大量关于世界实况的信息和新闻，但通常不能使听众或观众将世界时事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真正联系起来。媒体没有把它们提供的关于公共事务的信息和个人遇到的麻烦联系在一起，它们没有更加理性深入地理解焦虑----无论是个人焦虑或反映在个人身上的社会焦虑。相反，媒体通过将个人的注意力紧紧拴在对人为事物的迷恋上----在程序框架内通过暴力行为或所谓的幽默解决问题，以此转移个人注意力，使个人难以找到理解自己或周围世界的机会。总之，对于观众来说他们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媒体主要借助对商品或爱慕的女性的供求矛盾分散注意力。几乎总是带有这样一种基调：持续不断地令人分心和推迟焦虑感，但这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也无法解决任何问题。
但是，媒体以其现在的组织和运作，不仅仅是美国转型为大众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财富和权力精英所掌握的权力手段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这些媒体的一些高层代理本身就是精英中的一员，或精英手下非常重要的下属。
与这些精英同级或低一级的是宣传者、宣传专家和公关，他们控制舆论的形成，使舆论成为衡量权力的有效性、声望的增加和财富更稳固的一个标准。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这些操纵者对待任务的态度经历了对立统一的过程：
最开始，大众媒体被一致看好。语言能打赢战争或卖出肥皂，语言能打动人也能控制人。"唯一的代价，"1920年代的广告人声称，"是限制任何话题的舆论在任何方向上的传播。"舆论制造者对媒体作为群体说服者的信任程度近乎魔化----但他可以相信只要有公众的信任，大众传媒就无所不能。但信任不会维持下去。大众媒体说过太多过于夸张的东西，信息平淡无奇并相互抵消。应战时谎言和战后幻灭而生的"宣传恐惧症"无济于事，尽管记忆短暂且受到官方的歪曲。这种对媒体的不信任被转换成了舆论管理者的口号，他们的横幅上写着："大众说服于事无补"。
媒体受到挫败，于是开始思考；思考过后，它们开始接受社会背景下的原则。它们互相告知：要改变舆论和活动，必须密切关注被管理人群的整个生活和环境。除采取大众说服外，还必须施加个人影响力；必须在人们的生活环境中通过其他人----朋友圈、信任的人来与他们接触：必须通过"个人"说服赢得信任。我们不能直接插手，要不露痕迹，必须加以操控，而不仅仅是提出建议或命令。
人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环境一直对他们有所期望，这些人就是我们所说的首要公众。任何一个了解广告公司或公关公司内部情况的人都知道，首要公众仍然是舆论制造者未解决的一大难题。消极的一面是，他们对社会环境对舆论和公共活动的影响的认识，意味着善于表达的公众抵制和反映大众媒体传播的消息。积极的一面是，这种认识表明公众不是由孤立的个人组成的，而是由不仅要考虑事先形成的观点，而且以复杂、亲密、直接和持续的方式一直互相影响的人组成。
舆论制造者尝试使善于表达的公众保持中立，或试图让这些公众为他们所用，使之成为他们意见的中转网络。如果舆论引导者拥有可以直接、公开操控首要公众的大权，他们可能会成为权威；但是，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权力，就只能间接地暗中操作，他们会因此成为操控者。
权威是毫不隐讳的、人们或多或少"自愿"服从的权力；操纵是在暗中行使权力，不为被操纵的对象所知。在古典民主社会的模型中，操控不构成威胁，因为权威存在于公众之中，存在于由公众成就或挫败的代理人中。在完全专制的社会中，操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权威与执政机构及其代理人公开站在同一战线，因此执政机构及其代理人可以公开、明确地利用权威。在极端的情况下，他们不需要通过隐藏的手段来获得或保留权力。
当人们掌握了可以肆意使用的、集中化的权力，但却没有权威，或出于某种原因不希望公开行使权力时，操纵就成为一个问题了。然后手握权力的人寻求在不表现出他们权力的情况下进行统治。他们想要进行秘密统治，可以说不需要公开的合法性。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即像现在的美国，操纵是行使权力的主要方式。一小圈人做出决策，他们至少需要他人授权，这些人应该是利益不相关的、不唯唯诺诺且不受他们权威影响的人。因此，这个小圈子试图操纵这些人，使他们愿意接受或大力支持他们的决定或意见，或至少反对可能出现的相反意见。
权威正式存在于民众中，而主动权实际掌握在一小圈人手中。因此操纵的标准策略是"决策"看起来是由民众或者至少是一大群人"做出的"，这就是为什幺即使可以方便地行使权威，利用它的人仍然喜欢秘密、安静地操控。
但人们现在的文化程度不是更高吗？为什幺不强调教育的普及，而是大众媒体日渐增多的影响呢？简单来说，大众教育在许多方面已成为另一种大众媒介。
这个国家广泛认同的公共教育的首要任务是政治性的：使公民更博学，从而更好地思考和判断公共事务。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的功能从政治转向经济：培养人们找到薪资更高的工作从而获得成功。这是高校活动的真实写照----以公众为代价满足了企业对拥有技能的白领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教育已成为纯粹的职业教育；就教育的政治任务而言，许多学校已经沦为对忠贞爱国民族主义的常规训练场。
技能培训是一项重要任务，或多或少会直接运用到职业生涯中，但不应该被误认为是通识教育：无论何种级别的职位晋升都有别于自我发展，虽然现在这两个概念被完全混淆了。在"技能"中，有些与通识教育，即解放教育的目的相关性更大，有些则与这个目的的相关性更小。不同于学术上对所谓中性技能追求带来的认知，技能和价值观并不那幺容易被分开。特别是在我们认真讨论通识教育的时候。当然，存在一个尺度，技能和价值观分别位于尺度的两端，但在中间的是所谓的鉴别能力----与典型的公众相关性最大。
培训一个人操作车床或读写属于技能教育；唤起人们对生活意义的理解，或对斯多葛派、基督教式和人文主义的生活方式进行辩论，才是确切无疑的价值观教育。但坚持培养一群有文化、政治的和技巧性的鉴别能力，能成为真正自由民主的社会成员，是技能培训也是价值观教育。它包括一种在古老意义上的认清自我的治疗，包括传授所有一个人与自我辩论的技能，我们称之为思维；与其他人辩论的技能，我们称之为讨论。鉴别力通识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养自我教育、有自我培养能力的人。
公众中真正博学的人能够把他的个人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他能够看到这些问题对所在社区的重要性，以及社区对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他明白自己认为和感觉到的个人问题往往不仅是他的个人问题，而是大家共同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确不是通过任何一个人可以解决的，而是要通过他所生活的群体的变革、有时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变革来解决。
大众受到个人问题的困扰，但他们没有意识到那些问题真正的意义和来源；公众遇到问题并清楚他们的表达方式。不断把个人烦恼转化为社会问题，把解决社会问题转化为个人的人生意义，这是民主制度的任务，也是接受过通识教育的人的任务。由于缺乏深入而广泛的政治辩论，成人和青少年学校可能成为欢迎这类辩论的体系。在公众社区中通识教育的任务将是：让公众不至于茫然失措；帮助培养不会茫然无措、自律明智的人才；帮助培养不会被大众生活负担压垮、勇敢明智的个体。但教育实践没能使知识直接关系到20世纪中受困群体的需求，也没有直接关系到公民的社会实践。现在这些公民看不到个人偏见和挫折的根源，也不能清楚反省自身或其他事情。他们没有看到当今社会组织下的观念和智力问题，也无法应对"睿智公民"当下所面临的挑战。
除了在极少数情况下，教育机构并没有做到这些事情，它们也没有在尝试这样做。学校成为了纯粹的职业和社会地位上升的渠道，并且从各个层面来说，学校开始在政治中畏首畏尾。此外，在"职业教育家"的控制下，许多学校的办学理念已经变成了"适应生活"，鼓励学生快乐地接受大众生活方式，而不是为个人和公众的超越而奋斗。
毫无疑问，当代落后教育家的教育内容和实践理念迎合了大众的想法。这些教育家们对宣扬文化水平和智力标准并不积极；相反，他们经常宣扬职业技巧这一琐事和"适应生活"的理念----大众的懈怠生活。"民主学校"往往是智力平庸、职业培训、国家忠诚的代名词，仅此而已。
六
现代社会的结构趋势和通信技术的操控性特征在大众社会中是一个巧合，这个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都市社会。城市的增长使人们局限于狭隘的日常生活和环境中，使他们失去作为公众的任何独立意识。在较小的社区，公众成员对彼此了解更充分，因为他们总在日常生活中碰面。都市社会中的大众只在特殊社会环境下相识：修理汽车的人、为你端上午餐的女服务员、女售货员、白天在学校为你照顾孩子的妇女。当人们以这种方式相处时，预判和刻板印象就越来越多，关于他人的事实不会也不能显露出来。
我们知道，人们倾向于选择那些正式媒体，它们能证实他们确信和喜欢的事物。同样的，在隔离的大都会中，人们倾向于接触那些与他们观点相似的人，对其他人则漠不关心。在都市社会中，为了保护自己形成了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这种态度比一般的态度更加根深蒂固。因此，他们无法体验到真正的观点冲突。当有这样的体验时，他们往往会认为那只是粗鲁无礼的行为。
他们沉溺在日常生活中，从没有通过讨论、更不用说行动来超越他们狭隘的生活。他们看不到社会结构的全貌，看不到自己作为公众的作用。城市即是由这样的小环境组成的结构，其中的人往往是互相疏离的。城市中"热情活跃的人"激发不了"居家的"男性和女性，这些人可以在中产阶级郊区生活一辈子，只和同类人交往。如果他们真的相互接触，也只是通过其他环境下人们的刻板和带有偏见的形象。每一个人都被困在他的小圈子里，每一个人都与其他清晰可辨的群体断开了联系。正是因为人们生活在这样狭窄的环境中，所以大众传媒可以给公众创建一个伪世界，也给它们自己创建一个伪世界。
但是，生活在环境中的公众可以超越环境，在个人层面，可以通过个人才智，在社会层面，可以通过公共行动。通过反思、辩论和有组织的行动，社会公众会感受到自身，事实上会在社会结构相关的事务上活跃起来。
但是，存在于环境中的大众无法脱离环境，不论是通过才智，还是通过行动，除了在极端的情况下，现代官僚"有组织地自发行动"。我们还没有达到极端的情况，但在观察美国大众时，我们确实能看到都市人对极端情况做好了心理准备。
我们可以这样想：当一小部分人没有工作并且不去找工作，我们会从他们的目前情况和性格上找原因。但当1200万人失业时，那幺我们无法认为他们突然之间都变"懒惰"、"没有希望"了。经济学家称之为"结构性失业"，首先意味着牵涉其中的人不能控制自己的工作机会。结构性失业并不是源于一个工厂或一个城镇，也不是由于一个工厂或一个城镇没能做到某些事情。此外，当结构性失业席卷了人们周围的环境时，在一个城市的一个工厂中的普通人几乎没有可以进行挽救的办法。
现在，在社会结构和个人环境之间的差别是社会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差别之一。它使我们能快速地了解"公众"在当代美国的位置。在生活的每一个重要层面，结构感的缺失和在无能为力的环境中陷落是无法驳斥的事实。在军事上的表现最为明显，在军队里，每个人的角色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只有身处高位的掌权者能够看到结构的全貌，而且这个全貌是受到严密保护的官方秘密。从分工来说，在经济领域，人们工作在狭隘的环境中，可以看到生产过程全貌的职位也越来越集中，因此人们不仅脱离了他们的劳动产物和劳动工具，也脱离了任何对结构和生产过程的理解。在政治秩序中，随着低层组织的分散和中层组织令人不安地激增，人们看不到结构的整体，看不到结构的顶端，事实上，也说不清那些决定他们生活于此的整个结构的问题，以及决定他们所处位置的问题。
任何结构性视野或立场的丧失，从根本上意味着整个社区的丧失，这是可悲的。在大城市中，环境的分隔和日常的分离，在个人与家庭中得到近距离接触，因此，虽然城市不是主要的决策单位，大多数市民也无法将城市视为一个整体结构。
一方面，决策结构的规模越来越大且愈加集中；而另一方面，人们被归入越来越窄的社会环境。从两方面来看，对正式传播媒介的依赖越来越严重，包括教育。但大众并没有从这些媒体中获得超凡脱俗的观点，相反，他的经验更加模式化，然后他在自己模式化的经验中陷得更深。他不能抽离自身经验对自己的经历和没有经历的事情进行观察，更加无法做出评价。终其一生伴随着他的是一种无意识的、不断重复的独白，而不是我们称为"反思"的内心辩论。他没有自己的规划：只是完成存在的日常惯例。他无法超越他所在的任何时刻，因为他不会也不能超越所处的日常环境。他没有真正理解自己的日常经验和实际标准：他随波逐流，依习惯行事，他的行为是混乱的标准和不加辨别的期望的混合，这个期望是从他已经不了解、不信任的人那里得知的，也许他从未信任过那些人。
他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充分利用它们，试图考虑未来----也许一年或两年，如果有孩子或房贷他看得甚至更远，但他没有认真地问过，我想要什幺？如何才能得到想要的？满怀一种隐约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支撑着他，偶尔被小痛苦和失望打倒，也很快就抛之脑后。他踌躇满志，有人认为这有可能与大都市狂热的大众生活方式有关，毕竟在大都市白手起家十分流行。他用什幺标准来评价自己和自己的努力？于他而言，什幺是真正重要的？这个人的完美榜样在哪里？
他失去了独立性，更重要的是，没有了独立的意愿：事实上，没有掌握作为一个有独立思想和自己生活方式的独立个人的概念。并不是他喜欢或不喜欢这样的生活，而是这个问题没有那幺鲜明和清楚，所以他对自己的处境和境遇不痛不痒。他认为自己只想以最省事和最有趣的方式得到应得的东西。
他生活的秩序和运行与外界惯例相一致，否则他日常的经验将不清不楚，虽然他可能经常察觉不到，因为严格地说，他没有真正拥有或观察过自己的经验。他不决定自己的欲望，他的欲望被植入他的身体里。而且，在大众中，他失去了作为人类的自信----如果他真的曾有过自信的话。因为在大众社会中的生活会让人不自信、使人更加无能为力；使人不安、有隐约的担忧；在团结的群体中孤立个人；破坏稳固的团体标准。漫无目标地行动，大众觉得一切都毫无意义。
大众社会的概念暗示了权力精英的概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众的概念表明一个没有权力精英的社会的民主传统，或至少是没有最高决定权的不断流动的精英阶层。因为，如果真正的公众是独立的，就不需要控制者；但发展成熟的大众，只有在竞选投票时期，支持精英成为有权威的名流时才是独立的。民主国家的政治结构需要的是公众，而民主人士，在他的言论中，必须坚决表明公众是最高决定权的所在。
但现在，所有使政治秩序扩大和集中化，以及使现代社会去政治化和更加行政化的力量，从旧中产阶级到甚至不能被称为中产阶级的转化，所有没有真正沟通的大众传媒，所有大城市没有形成社区的隔离，真正连接大众与权力中心的志愿团体的缺失，所有这些都表明公众群体正在衰落，公众群体的最高决定权只存在于形式上和言辞中。此外，现在在许多国家，剩下的这种公众已经惊慌失措、并在慢慢消失。他们失去了对理性思考的决定和行动的意志，因为他们不具备这样决策和行动的手段；他们失去了政治归属感，因为他们无处可归；他们失去了政治意愿，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意愿。
现代美国社会高层越来越统一，似乎往往是有意地协调：在高层出现了权力精英。权力中层是一组随波逐流的、僵持的、平衡的力量：中层没有连接底层和高层。这个社会的底层在政治上是支离破碎的，甚至很被动，力量不断被削弱：底部是一个新兴的大众社会。
注释
参见e．h．carr，thenewsociety（london：macmillan，1951），pp．63-6，这一段和以下的段落中，我都着重参考了他的观点。
关于现代正式的民主政体的选举，e．h.卡尔总结道："今天谈论捍卫民主，就好像我们捍卫的是我们熟知和拥有了几十年或很多世纪的东西，这是自欺欺人的和虚假的----大众民主是一个新现象----这是一个新的现象----这是过去半个世纪的创造----根据洛克的哲学或19世纪的自由民主制，这是不恰当和有误导性的。我们应该更接近民主的标准，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加令人信服的口号，如果我们谈到对民主的需求，我们不应是捍卫民主，而是去创造民主。"（同上pp．75-6）
hansspeier，socialorderandtherisksofwar（newyork：georgestewart，1952），pp．323-39.
gustavelebon，thecrowd（london：ernestbennltd.，1952--firstenglishedition，1896），pp．207.另参见pp．6，23，30，187。
sergeichakhotin，therapeofthemasses（newyork：alliance，1940），pp．289-91.
charleshortoncooley，socialorganization（newyork：scribner's，1909），p．93；另参见。
参见walterlippmann，publicopinion（newyork：macmillan，1922），这仍然是关于媒体最好的解释。特别参见pp．1-25和pp．59-121。
gerthandmills，characterandsocialstructure（newyork：harcourt，brace，1953），pp．84ff.
j．truslowadams，theepicofamerica（boston：little，brown，1931）p．360.
参见mills，"workmilieuandsocialstructure，"在"阿希洛马会议"上发表的演讲，mentalhealthsocietyofnortherncalifornia，march1954，在它们的公告中重印，peopleatwork：asymposium，pp．20ff.。
a．e．bestor，educationalwastelands（urbana，iii.：universityofillinois，1953），p．7，p．80.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1889--1974），美国作家、记者、新闻评论家，着有《公众舆论》《幻影公众》等作品。----译注
参见，关于独立的中产阶级衰落的分析。
同时----也因为大都市"个人原子化"和注意力分散的特点，这个我在稍后会讨论----使个人变得更加依赖大众传媒来表达对于整体结构的看法。
埃米尔·莱德勒（emillederer，1882--1939），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译注
谢廖加·查克廷（sergeichakhotin，1883--1973），苏联社会学家，生物学家。----译注
查尔斯·库利（charlescooley，1864--1929），美国社会学家。----译注
"如果学校尽职尽责，"a．e.贝斯特曾写道，"我们应该期待教育家指出在提高全国智力水平取得的重要和无可争辩的成就。书和各种杂志的个人传阅量增加，电影和广播节目方面品位的提高，政治辩论的水准更高，给予言论和思想自由更多尊重，智力迟钝显着下降，成人持续阅读连环漫画杂志这种智力低下的证据明显减少，这些都是对成就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