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许多美国人认为极富阶层诞生于“一战”前，或至少他们没能经受住1929年的大萧条。或许除了在得克萨斯州，别的地方再也感受不到极富阶层的存在了，即使有，也只是风烛残年的继承人，将他们的万贯家财留给税务人员，捐给了可信的慈善机构。曾几何时，美国存在极富阶层，现在，那个时代已经逝去，他们都变成了中产阶级。
这种观点也不尽准确。作为生产百万富翁的机器，美国的资产阶级现在比那些不可靠的悲观情绪所暗示的要发展得更完善。我们中仍然有许多人属于极富阶层和单纯的百万富翁；而且，因为美国系统性地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多拥有新权力和特权的新富加入极富阶层和百万富翁的行列。他们共同组成了美国的富商，现在，他们拥有的财富和权力可以媲美人类历史上任何阶层所拥有的财富和权力。
一
观察学术圈是如何改变观点，承认极富阶层存在于大型商圈中，确实有看头。企业大亨的名字最早出现于出版物时，新闻记者可以在学术期刊和书籍中找到相似的人物，随着古斯塔夫斯·迈尔斯（gustavusmyers）的一本被忽视的作品成为当代文库的畅销书，并被马修·约瑟夫森和费尔南德·伦德伯格经常加以引用，到20世纪30年代，敛财大亨开始变得臭名昭着。现在，伴随着战后的保守趋势，敛财大亨摇身一变成为了工商业官员。大企业都具备强烈的宣传意识，它们请文人墨客撰文，为它们洗白黑历史。大亨们光鲜亮丽的形象正在变成具有建设意义的经济偶像，他们的巨大成就和品质造福了所有人，企业高管借助他们的权力来管理企业，并带着良好、稳固和正当的感觉去那样做，好像在长达百年的历史中，历史学家无法保持头脑清醒一样，但是每届政府通过政治的角度仔细审视着一切。
对极富阶层的解读，广泛流传着两个版本——以前的和现在的。第一个版本以迈尔斯的说法为代表，涉及揭露丑闻的新闻记者的诞生，巴尔扎克认为，每一笔巨大财富的背后都隐藏着罪恶，迈尔斯的作品在学术细节方面，对巴尔扎克的观点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敛财大亨——在内战后被称为商业巨头——突然涉足投资大众，就像周六早上蜂拥至地下减价商品部的女士。他们利用国家资源，在他们自己中间发动经济大战，结成同盟，在公共领域谋取私人利益，为了实现目的用尽所有的方法。为了获得回扣，他们和铁路部门达成协议；他们收购报社，买通编辑；他们消灭有竞争力的独立企业，聘请足智多谋的律师和声誉卓着的政客，维护他们的权力、确保他们的声望。这些“建功立业者”多少有些丑恶的性质，称他们为敛财大亨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或许没有正当的经济途径可以为私人利益积聚一亿美元；当然，尽管在整个过程中，他们可能会使用不坦诚的方式，擅用者的双手仍然可以保持干净。如果所有的巨款都来之不易，那幺轻松获取的财富都是安全且巨大的。正如情况展示出的，一家企业从1000万人中各赚取10美分，好过用枪从10家银行中各抢10万美元，而且更安全。
极富阶层的这种严肃形象经常受到挑战，不是因为事实中的错误升级，而是更多来自法律、道德、品质的因素，更合适的观点应该考虑到有产阶级大亨在那个时代和地点所发挥的经济作用。约瑟夫·熊彼特极为巧妙地概括出这个观点，人们认为有产阶级巨头引领了席卷资本主义全盛时期的“创新风潮”，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通过他们的个人智慧和卓绝的努力，创造和联合私营企业，展现了新技术和金融技术，或者变废为宝。他们呈现的这些技术和社会形态是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动力，创造并控制它们的有产阶级大亨决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步调。鉴于此，熊彼特把资本主义进步论和社会阶层论结合起来去解释，更确切地说是颂扬伟大企业家们“创造性的毁灭”。
两种对比鲜明的形象——敛财者和革新者——并不矛盾：两者都有可能是正确的，主要区别在于对财富累积者的观察角度。迈尔斯更关注法律条件和违法情况，还有人类更为残忍的心理特性；熊彼特则对他们在资本主义各阶段中，在技术和经济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更感兴趣，尽管他也很容易使用道德标准来评估他们，他认为在每一代中，只有最精明、精力最旺盛的人才能因创造力和专注度被提拔到高位。
极富阶层的问题证明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人类如何同机构联系在一起，反过来，如何将特定的机构和单独的个人同他们效力的社会结构关联在一起，尽管有时人们塑造机构，但是机构又总是挑选和塑造人。在任何一个时期，我们必须平衡个人品质、意志或智力与允许他们发挥作用的机构在结构上的权重。
借助极富阶层个体身上的奸诈或睿智、武断或决心、天资或幸运、狂热或蛮力来解决这些问题是行不通的。这些不过是不同的词汇，带有不同的道德审判的意味，用来描述财富累积者的活动。无论是迈尔斯常用的残酷和违规行为，还是许多历史学家喜欢使用的远见卓识的政治才能，都不是解释——这些只不过是指控或者辩护。这就是为什幺对于任何社会和经济阶层的崛起，现代社会心理学家不满足于依照其成员的个人道德品质来进行解释。
更有益的关键是由更客观的环境提供的，这也更容易为现代思想接受。我们必须理解机会的客观结构，以及允许和鼓励人们利用经济史提供的客观机会的个人物质。现在，巩固和提升自己在海滨黑帮中的地位所需的个人品质，和在和善的人中间谋得成功所需的个人品质是截然不同的。同理，在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在1870年出人头地所需的品质，和在80年后所需的品质也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寻求通向极富阶层的秘诀在他们个性和习惯的秘密源头中。
而且，借由富人的个人品质，把他们解释成一个社会事实，这种解释通常是循环论述。例如，在金钱至上的社会，能力测试是赚钱：如果你足够聪明，为什幺你没变富？因为衡量能力的标准是赚钱，当然能力是根据财富分级的，最富有的人最有能力。但如果是这样，那幺就不能用能力来解释富人；用获得的财富作为能力的象征，然后把能力作为获取财富的手段，用两个词来说明同一个事实：存在巨富阶层。
安德鲁·卡内基的青春时代，就机会而言，经济形态比他有一个务实的母亲更重要。无论范德比尔特曾经何等“残忍”，如果不是政治体系的彻底腐败，他也不可能有机会挪用铁路项目的公款。可以假设《谢尔曼法案》（shermanact）的执行方式粉碎了大企业的法律支柱。美国的巨富阶层——无论他们的心理特质是什幺——现在在哪里？了解美国的巨富阶层，先了解石油的分布情况和税收结构，比了解哈罗德森·拉菲特·亨特的个人特质更重要；了解美国资本主义的法律架构和各机构的腐败性，比了解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的童年更重要；了解资本主义机制的技术进步，比了解亨利·福特的无限能量更重要；了解战争对石油需求和税收漏洞的影响，比了解锡德·理查森毫无疑问的睿智更重要；了解全国分布的系统和大众市场崛起，比了解伍尔沃思的俭朴更重要。或许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像孩子一样，有着强烈的缺失感，或许他的父亲真的认为他不会成为伟大的人物，或许这影响了他，驱使他为了获得力量而谋取巨大的权力。但是，如果他生活在1890年印度的某个小村庄，这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要了解美国的巨富阶层，必须首先了解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结构。
资本主义的运转，如同运转一台生产设备和赚钱的机器，这需要集中各类人才和大量的国家资源。如果没有经济、物质和政治等方面的支持条件，无论是何等优秀的人才，也无法累积巨额财富。美国的巨富阶层是具有美国特色的工业化产物。这种涉及私营企业的工业化为占领战略位置创造了条件，从而可以控制生产的绝佳手段；把科学力量和劳动力联系起来；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诞生出百万富豪。让我们对此确定无疑的不是事后之明；我们可以轻易预测没有进行工业化的国家，通过观察工业化的其他方式来加以确认。
苏联的工业化已经向世界清楚展现出，在没有私营业百万富翁参与的情况下，也可以高速完成工业化。苏联以政治自由为代价完成工业化，这并没有改变工业化的事实。私营企业——以及与之相随的百万富豪——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一种方式，但不是唯一方式。工业化在美国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一片巨大的乡村园地已经变成了工业园。这种方式也导致财富累积者在工业化过程中攫取财富。
在美国工业化过程中侵占巨额资金的机会，涉及许多事实和力量，不是也无法依据富人以前的为人，或者他们做了什幺或者没做什幺来决定。
基本事实非常简单。一片大陆上蕴藏着丰富的未被开采的自然资源，数百万人移居到此。随着人口不断增加，这片土地也在不断升值。随着人口的增加，迅速形成了一个不断增长的生产市场、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从事农业的人口在不断增加，实业家不需要依赖自己的工人在工厂和矿山开拓他的市场。
人口和资源的实际情况，没有导致巨大的累积。为此，需要一个俯首听命的政治权威。对于旧富阶层连续三代都出现的赤裸裸的违法行为，不需要做详细叙述，因为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这些行为对巨额财富的积累产生的影响，无法进行量化来予以评价，因为我们缺乏必要的信息。然而，根本事实是清晰的：巨富阶层利用现有法律，规避和违反现行法律，他们为了自己的直接利益，让人制定法律并实施。
国家确保了私有财产所有权，使现有企业合法化，通过进一步制定法律、解释法律却不加强法律，使他们可以钻法律的空子。因此，极富阶层可以利用企业手段，同时应对多种风险，可以投机赚取别人的资金。由于“信任”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在企业控股法的保护下，一家企业可以想办法对其他公司进行控股。很快，控股公司的形成和融资，是自美国立法以来最简便的致富方式。在税收增加的随后几年中，在私有资本注入企业之前，“税务注销”和资本收益为私有资本的累积提供了帮助。
许多关于工业发展的现代理论都强调技术的发展，但是，在极富阶层中，发明家的数量屈指可数。事实上，真正成为巨富的不是远见卓识的发明家或行业领袖，而是金融方面的人才。熊彼特关于“创新风潮”这一概念的一处错误是：他系统性地混淆了技术收益和金融操纵。正如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曾说过的，我们需要的不是专业知识，而是有说服力的销售技巧，指挥百万富豪和大银行的房地产投资销售部门的能力，指挥精明的企业律师和证券市场运营商的能力。
在了解巨富阶层攫取财富时，我们必须谨记，美国私人工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人产业之外的“馈赠”提供财力支持的。国家、当地和联邦政府为铁路项目免费分拨土地，为造船业、重要邮件的运输买单。更多免费土地被分配给了企业，而非独立的小型家庭式作坊。根据法律规定，政府出租的土地上的煤炭和铁矿石，政府有开采权没有所有权。政府维持较高的关税，以补贴私营企业，如果美国纳税人没有尽自己的职责为铺设道路系统纳税，那幺亨利·福特的精明和节俭，不会助他成为汽车行业的亿万富翁。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战争为攫取财富和滥用权力提供了许多机会。但“二战”的复杂背景，使之前的侵占财产行为变得微不足道。在1940年和1944年间，价值1750亿美元的主要供应合同——控制国家生产方式的关键——给到了私营企业。其中三分之二由前100强包揽——事实上，其中近三分之一被10家私营企业纳入囊中。然后，这些企业将自己生产的产品卖给政府，赚取利润。他们在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分配上拥有优先权；他们决定分包商的分配比例，决定谁担任分包商，以及有多少家分包商。他们享有极为优惠的分期付款（每年偿还20％）条件和税收优待，可以扩建工厂，这样能在5年内收回所有成本，而在正常情况下，需要花费20或30年。通常情况下，大多数政府所有的工厂正是由这些企业经营的，战后，这些企业拥有最优选择权收购这些工厂。
1939年，建设的所有工厂共耗资400亿美元。截至1945年，新增的高质量工厂和设备耗资260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二直接由政府出资。260亿美元中约200亿美元用于生产和平时期的产品。如果在400亿美元中再投入200亿，就有价值600亿的生产工厂可服务于战后。在1939年，前250强企业掌握了当时65％的工厂，在战争期间，政府出资新建的工厂中，有79％由他们经营，截至1944年，他们拿下了78％的战争物资供应合同。毫无疑问，“二战”期间，小富变成了巨富，同时也催生了无数新的小富。
二
内战前，只有一小撮富人是美国真正意义上的百万富豪，以阿斯特和范德比尔特为代表，那时很少有人拥有超过百万美元的财富。事实上，1799年，乔治·华盛顿离开价值53万美元的庄园，他被认为是当时的美国首富。截至1840年，在纽约和马萨诸塞州，只有39位百万富翁。事实上，直到1843年才诞生“百万富翁”这一词汇，当时彼得·洛里亚尔逝世，报社需要一个词来形容他的富有状况。
内战后，早前就已变得富有的人被认为是家族创始人，他们赚钱的社会阴影将会影响都市400强的地位之争，在一定的时机，他们的财富会成为美国经济中高级企业集团的一部分。但是，美国第一批巨富是在内战经济改革期间诞生的，因为致命的腐败行径似乎伴随着美国的所有战争。随后，乡村商业资本主义演变成工业经济，在关税、1863年的《国家银行法》、1868年的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法律框架内，以及随后的司法解释，确保了企业变革合法化。在这次政治体制和经济基础的转变中，巨富一代开始占据赚钱的部门，之前攫取的财富与之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不只是财富金字塔的顶峰更高，上层的根基也明显得到了拓展。到了1892年，一项调查表明美国的百万富翁至少有4046位。
在大萧条和战争时期，巨富的数量和安全性，甚至是他们的存在都具有争议。但是，19世纪末，似乎所有历史学家都一致认为：在内战和“一战”期间，巨富们很快声名鹊起，成为卓越之才。
我们应该把这一代定位为巨富一代：他们在1890年代发育成熟。但是，我们应该仅将其视为衡量后两代的一个标准，在1925年成年的巨富二代，在20世纪中期成年的巨富三代。而且，我们不应该将研究对象局限于六七位名人，正统的历史学家和野史传记作家已经把他们当作褒贬不一的素材。对这三代巨富，我们分别收集了每一代中最富有的90人的信息。对这三份名单的研究，扩大了我们的视野，对美国富人的研究包含275人，他们每人至少拥有达3000万美元的财富。
有的超级富豪出身贫寒，有的出身富贵，有些人在运用金钱的力量时和积累金钱时一样浮夸，有些人在生活中吝啬，在获取财富时也同样苛刻。石油大亨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浸礼会教徒的孝顺儿子——的后裔中约有20位百万富翁。但是亨利·欧·哈夫迈耶（henryo．havemeyer）的祖父留给了他300万，亨利埃塔·格林（henriettagreen）从小接受教育，研读报纸上的金融版块，终年82岁，留下的遗产高达一亿美元。我们不能遗漏了乔治·贝克（georgef．baker，jr），他是一位哈佛毕业生，是纽约第一国家银行总裁的继承人。每天早上，他在从长岛到华尔街的舱式游艇上梳洗打扮，1929年，他和其他6位银行家筹集了2.5亿美元试图阻止股市崩盘，但以失败告终。
巨富们既不是全部来自过去，也不是全部来自得克萨斯州。诚然，现在的巨富中，有一半来自得克萨斯州，但是据我们掌握的可靠信息，1950年最富有的前90人中，只有10％是得克萨斯州人。
我们可以从着名的文学作品中瞥见形态各异的巨富——或庄严或滑稽；出身各异，或卑微或高贵；不同的生活方式——或高兴或忧伤，或孤僻或友好。但所有的这些发现有什幺意义呢？有人出身贫寒，有人出身富贵，哪一个才是典型特征呢？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什幺？要找到答案，我们不能局限于每一代巨富中的六七位大亨，社会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的作品中已经涉及了无数关于他们的轶事。我们必须对大量个体进行研究，总结出一个典型的群体。
自内战以来，1900年的前90位最富有的人，1925年的95位最富有的人，1950年的90位最富有的人，我们已经收集了这275人的信息，他们代表了大量为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和记者所熟知的最富有的人。我们对有关巨富出身和事业等貌似简单的问题感兴趣，只有对他们这个群体进行研究，才能准确提问并解答。
在1900年的富人群体中，最富有的是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资产高达10亿美元；1925年的是亨利·福特，达10亿美元；1950年（尽管在其他时期不是很明确）的据说是哈罗德森·拉菲特·亨特，达10或20亿美元；另一位得克萨斯的富人是休·罗伊·卡伦（hughroycullen），据说后来也成为了亿万富翁。这三四个人可能是美国富人圈中最为富有的人，他们是金融传记作家最为确定的几位亿万富翁。
三
在最近的这三代人中，绝大多数的巨富都不是由发迹的人组成的。
自内战以来的美国历史进程中，巨富们的父亲是小农或者小店主、白领或蓝领的比例在稳步下降。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富中，只有9％的人来自底层家庭——家庭收入刚好只够满足基本需求，只能偶尔能改善一下生活。
中产阶级跻身巨富阶层的情况非常稳定：1900年的那一代，十位巨富中有两位来自中产阶级，1925年为三位，1950年为两位。但是，上层和底层成为巨富的情况正好相反。即使是着名的19世纪那一代——历史学者讨论富人们白手起家的传奇故事时经常提及他们——来自上层的巨富和来自底层的也一样多（占39％）。在1900年的那一代，有39％的富人来自底层家庭。1925年的那一代，该比例下降至12％，正如我们所见，1950年的这一代只有9％。另一方面，1925年来自上层家庭的富人占56％，1950年为68％。
事实和趋势很明显，即上层社会只接受真正富有的上流阶层。财富不仅可以使财富本身持续下去，而且，如我们所见，它会垄断成为巨富的机会。现在我们身边的巨富，有70％出身于十足的上流家庭，20％来自舒适的中产阶级，只有10％来自底层社会。
从职业角度来说，在这些巨富中的上流阶层是指商业大亨。在任何时期，美国的整个商人阶层，无论大小，都没有超过现在工人总数的8％或9％；但是，总的来说，这三代巨富的父亲中，有70％是城市企业家，专业人士、农民、白领或蓝领工人各占10％。纵观这三代，这个比例十分稳定。巨富——从1900年到1950年——源于企业家阶层；我们将以不寻常的方式看到，在他们的上层中，许多人继续以“企业家”的方式活跃着。
巨富中约10％的人出生在国外，尽管有6％的人是在国外长大的，成年后移居美国。当然，在1900年达到完全成熟的19世末一代中，国外出生的人比1950年多。1900年一代的富人中，在国外出生的比例约为13％，而当时美国成年男性的比例占总人口的24％。到1950年，只有2％的巨富出生在国外（1950年美国白人的比例为7％）。
当然，东海岸是巨富发源地；在所有巨富中，10个在美国长大的人中，有8个是在这里成年的。1925年的那一代（82％）来自东海岸的比例和1900年的那一代（80％）持平。然而，到1950年，来自东海岸的比例——就像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一样——下降至68％，直接原因是南方百万富翁的兴起，在1950年那一代的富人中占比达10％，而在1900年和1925年的两代中，南方百万富翁的比例都仅占1％。在芝加哥、底特律和克利夫兰长大的巨富，在这三代中的比例维持不变，在1900年的那一代比例为16％，1950年为19％。
巨富来自大城市，尤其是来自东部的大型城市。甚至在1900年，全美有65％的人生活在乡村，比在农场长大的比例还要高，但是1900年的巨富中，仅有25％来自乡村。自1925年起，超过60％的巨富均在大都市长大。
生在美国，长在城市，源于东部，来自上流家庭的巨富，像当地社会和都市400强中新旧上流阶层的其他成员一样，他们是新教徒。然而，有一半是圣公会教徒，四分之一为长老会教友。
在这些事实面前，我们确实发现巨富们通常比普通大众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即使在1900年，31％的巨富接受了大学教育；到1925年，接受大学教育的比例达57％；到1950年，这一比例高达68％。每一代上流阶层的受教育程度都高于底层大众——在1900年，上流阶层接受大学教育的比例为46％，而底层大众只有17％，这清楚地证明了教育优势往往源于家庭优势。但是，这里考虑到的三代中——1950年的这一代巨富——阶级出身造成的大学教育比例差异减少了，源于底层或中层的巨富，有60％是大学毕业生，来自上层的巨富中，有71％接受了大学教育。
在所有这些巨富中，有一半的人大学就读于常青藤盟校。事实上，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或就读于哈佛或耶鲁大学，其他的人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另外10％毕业于东部其他名校，例如阿默斯特学院、布朗大学、拉法耶特学院、威廉姆斯学院和鲍登学院；还有10％就读于少数知名的技术学校，剩下的30％则就读于美国各地的大学和职业学校。
巨富出身上流阶层，这直接形成了常春藤盟校的优势：随着巨富来自上流阶层的比例不断攀升，就读常春藤盟校的巨富的比例也随之不断增加。在接受了大学教育的人中，1900年的那一代巨富就读常春藤盟校的比例为37％，1925年的为47％，1950年的为60％。
在1900年，只有39％的巨富是上流家庭的孩子，众所周知，这些出身上流家庭的孩子，88％的人至少继承了50万美元——通常更多。到1950年，来自上流家庭的巨富，有93％的人继承了财产。据说，由于税收，现在巨富们无法将9000万或1亿美元全部继承，从法律上来说这是正确的。但是，1950年那一代巨富在很大程度上是1925年那一代巨富的延续；事实上，1925年的那一代富人，在更大程度上是1900年那一代的延续。1925年的那一代巨富中，56％来自上流阶层，1900年的那一代中，只有33％来自上流阶层。但是1950年的那一代巨富，68％来自上流阶层，家族成员属于前两代巨富的占62％。
而且，相比1900年那一代或1925年那一代，1950年那一代更容易将地位和权力传给子女，因为那时上流阶层的权力和地位没有那幺仔细地组织、支撑和加固，巨额个人财富是唯一手段，可以确保权力和地位顺利传给下一代。然而，在1950年那一代巨富中，正如我们会看到的，有许多方式可以将利润丰厚的战略位置传给子女，这些战略位置是美国自由经营的私人企业中的较高位置。
四
美国的巨富不是游手好闲的富人，从来都不是。当然，他们中“食利者”的比例出现巨大攀升；在1900年的那一代巨富中占比为14％，1925年是17％，1950年是26％。通过观察他们如何利用时间，约四分之一的巨富可以被称为是有闲阶级的成员。
无论是认为巨富就是少数剪息票投资者，还是认为他们是浮夸的花花公子，这两种观点都不是典型事实。游手好闲的守财奴和繁忙的挥霍者才是美国巨富中的典型代表，但是在美国巨富史上，守财奴并非全都是剪息票投资者；他们通常用其他方式来增加所持剪息票的价值——表面看上去是这样，其实是雇人帮他们这样做。而他们挥霍的方式各异：一些赌100万，加注200万或300万；这些挥霍活动通常发生在投机领域。
1900年那一代游手好闲的富人或是第三四代的阿斯特家族，或是第三代的范德比尔特家族：在他们的领地骑马放松，或者坐游艇出游，他们的夫人则喜欢参加各种各样并且常常是非常奢侈的社交活动。到1925年，巨富中只剩下一些食利者，而且多数都是女性。她们的生活像1900年代的巨富一样奢侈，但是现在她们分散在美国各地，而且在新兴名流圈中，她们很少受到关注。毫无疑问，在新兴名流圈，富裕的女士常常热衷于艺术活动，而非社交活动，或表面上看似如此。事实上，她们中的一些人——相比于社交娱乐或个人风采——将更多的时间花费在慈善方面，部分原因是因为清教徒坚定地认为像约翰·洛克菲勒这样的巨富，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财富的衍生。
在1950年那一代富人中，食利者的比例（将近26％）和其中女性所占比例（70％）都增加了，但这还不足以形成任何一种社会类型。现代花花小姐——多丽丝·杜克（dorisduke）和芭芭拉·赫顿（barbarahutton）在试着用专业而昂贵的方式来使青春永驻；有的人像布莱恩夫人（mrs．anitamccormickblaine）一样过着积极而充满活力的生活，将时间和金钱花在慈善和教育上，鲜少参加社交活动。有的人像威尔克斯（hettysylviah．greenwilks）一样，是现代版吝啬的剪息票投资者，威尔克斯小时候曾在一个小而破旧的房子里度过整个暑假，而且格林家的房子没有条件点灯，必须在晚上7点半上床睡觉。
美国的巨富史主要是一部父权史：男性通常掌握了美国80％到90％的财富。每一代因为继承巨额财产而变身巨富的比例在不断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富人都变得游手好闲，我们知道在1950年那一代巨富中，有62％的人的家族在前几代就已经是巨富；只有26％的人是游手好闲的富人。在继承了财富的巨富中，有许多人毕生都在努力维持或者增加财富，他们最感兴趣的游戏就是赚大钱的游戏。
但是现在有26％的巨富是食利者，他们的资金或多或少是闲置的；另外39％的巨富在家族所有或者控股的企业中身居要职。当下，食利者和家族经理在富人中的占比为65％。那幺，剩下的35％新晋为巨富的人呢？
五
如果那些出身巨富家庭的人中，许多人毕生都兢兢业业地工作，那幺很明显，从中下阶层跻身巨富的人不太可能成为游手好闲的人。跻身巨富阶层涉及到经济事业，具有两个主要特征：大跳跃和优势的累积。
1．据我所知，从来没有人能仅凭存储剩余工资或薪水而跻身美国的巨富阶层。必须要千方百计地获得战略位置，从而有机会攫取巨额财富，通常还必须要有一笔数量可观的资金，可以加注到真正的巨额财富中去。一个人可能通过工作或者慢慢积累来实现大跳跃，但是在某些时候，他必须要处在有利位置，能够仔细观察，抓住主要机会。假如一年薪水20万或30万，即使忽略税收，在一所小木屋里面过着省吃俭用的生活，从理论上来说，也不可能积攒巨额财富，成为一名美国巨富。
2．一旦他实现了大跳跃，一旦他克服万难抓住了主要机会，那幺他就进入了累积优势的阶段，换句话说就是他注定如此。加注数量可观的资金到真正的大生意中，他必须处于一个能从优势累积中获益的位置。他拥有得越多，所占有的经济位置越重要，就越能确保他可以利用机会赚取更多。拥有得越多，信誉度就越高——有机会可以利用别人的资金——从而在累积更多优势时，遭遇的风险越低。事实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累积优势时，当风险不是风险，而是像政府税收一样明确的时候，利益累积就进入了关键阶段。
顶层的优势累积，如同底层恶性循环着的贫穷一样。因为优势的循环包括心理准备和客观机会：就像底层和身份地位的限制，会导致利益和自信的缺乏，同理，伴随着阶级和身份的客观机会，能够增加利益和自信。人们当然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增加自信，自信常常源于客观机会，也常常反过来创造客观机会，给人带来自信。斗志昂扬无非是因为经历了一系列的成功；而持续的小挫折会一点点磨灭必胜的信念。
在1950年那一代巨富中，大多数与前几代巨富有关系的人出生时就已实现了大跳跃，优势的累积也在运作中。1900年那一代巨富中，39％的人来自上流阶层，直接通过继承实现大跳跃；以范德比尔特家族和阿斯特家族为代表的少数人，继承了涉及优势累积的职位。摩根的父亲为他留下了500万美元，并资助他成为一家关乎欧美经济问题的银行的合伙人，那就是他的大跳跃。随后是优势的累积，摩根凭借自己金融家和股票经纪人的身份，为他人提供贷款以提高他在新公司的股票和债券的销售额，或者巩固当前所在公司的业绩，获得充裕的股票作为佣金，最终使他的公司控制这家新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