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梅隆（andrewmellon）的父亲是百万富翁，在一桩木材生意中累积了经验和利润后，通过父亲的经济资助，梅隆进入父亲的银行上班，并将业务扩展到全国。然后通过给年轻商人提供银行贷款——尤其是在1888年，为了建一家工厂，炼铝专利所有人将匹兹堡冶金公司的一只股票以25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梅隆——开始优势的累积。安德鲁保证这家铝业公司保持垄断地位，梅隆家族就此掌握了控制权。
据我所知，仅凭在等级森严的企业中慢慢晋升，没有人能跻身美国的巨富阶层。“在一些规模最庞大的企业中，许多高层领导，”美国钢铁委员会的主席本杰明·费尔利斯（benjaminf．fairless）在1953年说，“将毕生心血倾注在企业管理上，也没能积累到100万美元。因为我就是其中一员，所以深知这一点。”较大型企业的领导者没有成为典型的百万富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面的说辞是不正确的，他们已经是百万富翁；但是，因为他们是企业管理行业的专家，所以他们没有成为百万富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面的说辞是正确的；不是因为行业，而是因为经济，不是因为管理，而是因为晋升以及投机，他们变成了典型的富人，就这些而言，上述说辞是正确的。那些跻身巨富阶层的人，都是经济政客和重要集团的成员，他们处于有利位置，能够将财富据为己有，累积优势。
在跻身巨富的人中，极少数人将主要的职业生涯耗在企业内部和之间的一步步晋升上。在1900年那一代巨富中，只有6％的人经历了漫漫晋升路，1950年那一代为14％。但即使是那些在企业晋升之路上慢慢前行的人，由于商业管理才能方面的原因，也很少能够成为富人。通常他们拥有的天赋是律师的天赋——偶尔——是工业发明家的天赋。
只有当漫漫晋升路转化为优势的累积时，晋升路才有意义；这种转变通常是伴随公司合并实现的。当公司规模相对较小时，常常会出现这种合并，联姻也会出现公司合并的情况——杜邦家族（duponts）兼并了最大的竞争对手拉弗林与兰德公司（laflinandrand），查尔斯·科普兰（charlescopeland）——拉弗林与兰德公司的主席助理成为杜邦的助理财务官，和路易莎·杜邦结了婚。一系列缓慢的职位晋升意味着能够积累足够的内部信息和人脉、预测晋升或者操控股票时使风险更低或者没有风险。这就是为什幺在1925年那一代富人中，经历了漫长晋升路的人所占比例最高；当时市场对这些利益是开放的，投机还没有后来那幺困难。
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冒险能够使富人加注后赚大钱，在某些时候，“官僚”成为企业家的人数，和“二战”后成为财富创始人的数量一样多。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例如查尔斯·纳什（charlesw．nash），突破自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许多人一旦实现了缓慢的晋升，尤其是在1925年的那一代富人中，继续怀有赌博嗜好，甚至有一些人常与19世纪末的敛财大亨混迹在一起。
巨富的经济生涯既不是企业家形式的，也不是官僚形式的。而且，在巨富中，许多在家族企业中担任管理职务的人，同那些没有继承遗产的人一样，都是“企业家”或者“官僚”。企业家和官僚都是带有中产阶级色彩的中产阶级的词汇，无法包含上流阶层的职业。
“企业家”一词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在表示小商贩和那些美国巨富时，含义是不一样的。理智的中产阶级创办自己的公司，通过精心地指导，公司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成为一家大型美国企业，这还不足以描述出上层财富创始人的所有情况。
企业家的经典形象，应该不只是在资金方面经历过风险，而是在整个事业上；但是，一旦一家公司的创始人实现了大跳跃，通常当他们开始累积优势通往巨富之路时，就不会再冒巨大的风险。如果有任何风险，其他的一些人会去冒险。在“二战”期间和迪克森—耶茨（dixon-yates）的努力下，愿意冒险的其他人是美国政府。如果一位中产阶级商人欠债5万美元，他可能会陷入困境。但是如果一个人设法举债200万美元，如果可以的话，他的债权人会为他们创造机会，以便他们赚钱还债。
19世纪末期的敛财大亨通常会创建或组建公司，作为他们累积财富跻身为巨富的跳板。事实上，1900年那一代巨富中，55％的人都是通过晋升和组建自己的公司实现大跳跃，迈出通向巨富之路的第一步。然而，1925年和1950那一代巨富中，只有22％的巨富是这样实现大跳跃的。
在这三代巨富中，很少有人是全凭管理一家大公司而成为巨富的。利益的累积常常需要合并其他公司——作为一种经济运作——直至成立一家大的信托公司。证券操纵和敏捷的法律策略是上层企业家取得成功的关键。因为通过证券操作和法律策略，他们可以进行利益累积。
巨富的主要经济事实是实际的利益累积：那些已经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占据了许多战略位置，可以赚取更多财富。现在，美国65％的巨富都在经营家族传下来的企业或者做食利者，享受祖传产业带来的巨额收益。相比这些曾经被称为企业家，随后在资本主义时期又被更准确地冠以企业界经济政客称号的人，其余35％的巨富即使没有比他们更勇敢，也比他们更积极地参与更高级别的经济博弈中。
成为巨富的方式有多种。到美国20世纪中期，赚钱累积利益成为巨富变得越来越困难。涉及金钱的婚姻在任何时期都是一件微妙的事情，当它涉及到巨额资金时，通常是不方便的，有时也不安全。如果没有多少钱，偷盗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如果你赌气，而且长时期如此，最后，所有的钱会输赢相抵；如果赌局是固定的，你真的在赢钱或者偷牌，或者兼而有之，则取决于你坐在桌子的哪一边。仅凭将小公司培育成大企业来积累巨额财富，这不是惯例，也从来不是主流事实。同样，通过缓慢的晋升之路通向顶层，既非惯例，也非主流事实。爬向顶层之路异常艰辛，许多有所尝试的人都失败了。更容易、更安全的方式是生而为富人。
六
在前几代，通常能够使用他人资金的重要机会是成功的关键；在后几代中，以祖父或父亲的职位为基础，累积企业利益代替了重要机会。在最近的三代中，趋势非常清楚：现在，只有9％的巨富来自底层，23％的巨富出身中产阶级；有68％的巨富来自上流阶层。
美国企业的合并发生在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大陆，很快便有移民在此定居，在法律和政治框架下，愿意并且能够允许私人劳作。他们这样做了，完成了他们在工业化和合并中受益的历史性组织任务，他们获得了巨额财富。在私有企业体系下，他们变成了巨富。
在实现财产权和要求立法保护财产的过程中，巨富涉足20世纪美国经济的上层企业圈，而且深陷其中。大型企业才是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而非巨额财富，但是，大型企业有产阶级的个人以各种形式附庸着财富的重要单位，企业是财富的源泉，是持续获得财富权力和特权的基础。所有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和家庭都与大企业相关，他们的财富都根植于此。
从经济上来说，如我们所见，无论是继承者还是累积者都没有成为有闲阶级成员和有修养的人。他们中确有人如此，但是，现代近乎四分之三的巨富继续或多或少以某种方式积极从事经济活动。当然，他们的经济活动是企业活动：宣传、管理、指导和投机。
而且，随着有产家庭参与到企业经济中，他们通过财产经理人进入企业界，不久我们将看到，这些财产经理人本身并非无产人士，事实上，他们与巨富并没有质的区别。当然，有产阶级的组织中心已经发生变化，不再只包括那些有产大家族控制的权力，还包括其他的权力。在经理人的整顿下，以富人为核心的财产体系得到了巩固，而且有管理层加入其中，在大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管理层为了企业大亨的共同利益而兢兢业业地工作着。
在社会地位上，美国富豪男女成为了几个大都市400强的领袖。在1900年那一代巨富的90名成员中，只有9位包含在了麦卡利斯特1892年的名单中，但是入选1900年名单的家族中，将近一半的后代在1940年时入选了费城、波士顿、芝加哥或纽约的《社会名流录》。巨富是都市400强的领导成员，他们属于自己的俱乐部，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有几乎他们所有人的子女，都进入了格罗顿中学读书，然后进入哈佛或其他类似的名校。在1900年那一代巨富中，有10个人被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评选为1905年的金融领袖，在他们的15个儿子中（到了上大学的年纪），有12位进入哈佛或者耶鲁读书；另外3位就读于阿默斯特学院、布朗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
巨富不只是在显眼而简单的统治集团中占据高位。虽然在国家和经济层面加入了企业代理和等级体系，但这并不表示巨富们被取代了。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社会地位上，巨富都没有走下坡路。在大萧条和实施新政之后，巨富必须和政府内外的法律专家合作，法律服务在税收、政府规章、企业重组和合并、战争协议和公共关系方面至关重要。他们也利用各种形式的保护伞来掩盖他们行使权力时不负责任的本质，创造出小镇男孩表现良好的形象，工业政客、伟大的发明家给大众提供了就业机会，但同时仍然只是个普通人。
对于善于揭露真相的观察人士而言，巨富已不再像昔日那样耀眼，例如——他提供了公众对美国社会上层最新的看法。缺乏系统性信息和令人分心的“人类利益”让我们认为，他们不重要，甚至他们根本不存在。但是我们中确有他们的身影——尽管有许多隐藏在非个人的组织中，如同他们的权力、财富和特权一样植根于非个人组织中。
注释
参见josepha．schumperer，capitalism，socialismanddemocracy3rded.（newyork：harper，1950），pp．81ff.。
在关键的进步时代，对总统和参与反托拉斯行动的委员们之间的态度和关系的揭露性详细分析，参见meyerh．fishbein，bureauofcorporations：anagencyoftheprogressiveera（mathesis，americanuniversity，1954），esp．pp．19-29，100-119。
fredericklewisallen，thelordsofcreation（newyork：harper，1935），pp．9-10.
fredericklewisallen，thelordsofcreation（newyork：harper，1935），p．12。
参见time，10august1953，p．82。
reportofthesmallerwarplantscorporationtothespecialcommitteetostudyproblemsofamericansmallbusiness，u.s．senate，economicconcentrationandworldwarii，79thcongress，2ndsession，senatecommitteeprintno．6（washington，：u.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46）．pp．37，39，40.
关于美国殖民地的财富，参见dixonwecter，thesagaofamericansociety（newyork：scribner's，1937），chap．2；和gustavusmyers，historyofthegreatamericanfortunes，1907（revisedmodernlibraryedition，1936），pp．55-6，59，85。关于乔治·华盛顿的地产，参见同上着作p．49。关于19世纪40年代初期的百万富豪，参见a．forbes和j．w．greene，therichmenofmassachusetts（boston：fetridge＆co.，1851）；mosesyalebeach，wealthandpedigreeofthewealthycitizensofnewyorkcity（newyork：compiledwithmuchcareandpublishedatthesunoffice，1842），4thed.；和费城酒吧一位会员1845年写的“wealthandbiographyofthewealthycitizensofphiladelphia”。关于19世纪50年代中期的百万富豪，参见mosesyalebeach，“thewealthycitizensofthecityofnewyork，”12thed．（newyork：publishedatthesunoffice，1855）。关于“百万富翁”一词的创造，参见wecter，op．cit．p．113。
参见《纽约论坛报》，《论坛报月刊》（tribunemonthly），june1892。西德尼·拉特纳（sidneyratner）最近编辑了一本书，newlightonthehistoryofgreatamericanfortunes（newyork：augustusm．kelley，1953），书中再版了来自1892年6月《论坛报月刊》和1902年《世界年鉴》（worldalmanac）的两张关于美国百万富豪的清单。这些清单对列出超级富豪的作用颇微（参见下面第9条注解），因为给出的具体财富规模的估值很少，对这份清单的研究展示出了几百个同约翰·洛克菲勒和安德鲁·卡内基一样的“百万富翁”。
正如费尔南德·伦德伯格曾经所说的，在这个国家里人们对一些不太普遍感兴趣的话题的统计数据简直是一片混乱，对巨额财富没有具体的数据。列出三代最富有的名字，我必须尽最大可能利用这些杂乱无章的资源。当然，我利用了所有美国巨额财富的历史，以及拥有这些巨额财富的超级富豪们的传记。在1924年和1938年分别出版了关于大额收入或巨额财产的系统性信息（见下文）；报刊上断断续续地流出信息和故事，例如，遗嘱验证、税务丑闻和关于富豪的个人轶事。我从下面列出的书中提到的所有人的一份名单开始着手，他们都出生于1799年以后，据称身家达3000万美元甚至更多。在许多情况下，财富的规模不是根据姓氏资料进行统计的，而是将所有可能的姓氏都考虑在内，我们搜寻了所有已有的资料来估算财富规模。3000万美元的总标准主要是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发现按照这个标准可以得出371个姓氏；由于有必要编纂关于财富和这些人职业生涯的详细信息，我们的资料无法让我们处理一份更长的名单，以下是所有我们参考了的资料：（i）gustavusmyers，historyofthegreatamericanfortunes，1907（revisedmodernlibraryedition，1936）。（ii）gustavusmyers，theendingofhereditaryfortunes（newyork：julianmessner，1939）。（iii）matthewjosephson，therobberbarons（newyork：harcourt，brace，1934）。（iv）fredericklewisallen，thelordsofcreation（newyork：harper，1935）。（v）ferdinandlundberg，america's60families，1937（newyork：thecitadelpress，1946）——我们对该书的谨慎使用在（xi）中进行了讨论。（vi）dixonwecter，thesagaofamericansociety（newyork：scribner's1937）。（vii）“richestu.s.women，”fortune，november1936。（viii）stewarth．holbrook，theageofthemoguls（newyork：doubleday，1953）。基于迈尔斯和其他史学家作品中的大量细节，这部作品主要是对早期作品的推广。（ix）“notedamericansofthepast：americanindustrialleaders，financiersandmerchants，”worldalmanac，1952，p．381，and1953，p．783，没有包括对财富的估值。（x）clevelandamory，thelastresorts（newyork：harper，1952）。当然，在这些资源中会有许多人被重复提及，但是，每个人都提供了其他未被提及的信息。另外三份资料需要更加详细地谈论：（xi）在1924年以及1925年颁布的一项临时法规，允许发布1923年和1924年收入所得税支付金额的信息。记者可以进入国税局的各个办公室，逐个复印纳税人的名字。从行政上来说，这份数据的发布如此草率，一份文件上公布了的某个人的数据，在另一个文件上却漏掉了，还印出了一些错误数据，在一些情况中，所有记者都漏掉了众所周知的纳税大户。（当然，有些富豪的所有收入多少是免税的，以1924年的所得税单为例进行研究，我们挑出了所有支付了20万美元或更多税额的人，且同时被刊登在了1925年9月2日至15日的《纽约时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里面，或被刊登在其中某一刊中。）此时的平均税率所处的水平是毛收入的40％；所以，交付的税额为20万，1924年间的年收入应为约50万美元。由于大部分这种高收入都来自于投资，投资的总收益额为5％的话，意味着如果投资赚回50万美元，那幺该投资人所拥有的总资本额为1000万美元。假定当时纳税资产只占总资产的三分之一；因此，该纳税人所拥有的总财富量是征税资产的三倍之多。［这是上述费尔南德·伦德伯格的书中关于1924年收益的计算。他评论称：“单个情况乘以要缴纳所得税的净资产乘以3，得出的结果可能会有误，但这似乎是得出总估值的唯一方式；通过这个方式得出准确的结果时，总的情况是没有被夸大的。事实上，得出的结果十分保守。”（p.25）我对此持相同观点。］通过这种计算方式，纳税20万美元意味着收入为50万美元，可征税的资产为1000万美元，总财富量为3000万美元。1924年后遗嘱验证的财产提供的大部分证据表明，这种算法是准确合理的。例如，根据这种计算，理查德·克兰（richardtellercrane，jr.）的缴税额为43.4万美元，表明总资产为6480万美元；他死于1931年，遗产为5000万美元。奥顿·米尔斯（ogdenmills）的纳税额为37.2万美元，意味着他在1924年的财富量为5550万美元；他死于1929年，遗产达4100万美元。当然，也有财产更少的情况，但那通常是因为他们挥霍掉了，这是众所周知的［例如，粮食投机者阿瑟·卡滕（arthurw．cutten）在1929年散尽家产］或在离世之前全部赠送出去了。我所指的是在任何时刻财富量都有3000万美元的人。我知道没有系统地使用这些人的名字。费尔南德·伦德伯格在1937年编纂了一份“60大家族”的清单，事实上，指的不是所有家族，准确的数字——作为“家族”——不是60，而是74。但他没有对他们进行系统地分析。通过“系统”一词，我认为要把每个人类似的信息编写到清单上，然后得出一个结论。伦德伯格所做的是概括出进入了权力和金融集团的血亲——有时只包括堂兄弟姐妹。其次是我不赞同他从《纽约时报》上摘录的清单，因为它不只关于家族、只关于个人或只关于公司，而是一份家庭、个人和公司混杂在一起的清单。在所谓的60大家族中，有37个“家族”中有一位以上的家庭成员缴纳税款。有8个不相关的人包含在了摩根家族中；还有一组包含7个家庭，形成第38个“家族”［这是“标准石油集团（standardoilgroup）”］。这份清单上包含22位在1924年纳税的人，纳税额从18.8608万美元到79.1851万美元不等。因此，如果“家族”意味着血脉关系，那幺伦德伯格的清单上超过60个家庭；但是，这份清单甚至没有对这些家族进行充分描述，因为它只包括了那些家族名下的纳税人。而且，有许多人（例如，j．h.布鲁尔，l．l.库克）在1924年的纳税额要高于由伦德伯格命名，但未纳入他“60大家族”清单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是全部，没有被列入《纽约时报》，但是登载在似乎被伦德伯格忽视了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上。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列出一份富豪榜的榜单，伦德伯格的前60强榜单中的一些家族，就个人而言的话甚至不在超级富豪之列。例如，迪林（deerings）家族：伦德伯格将迪林家族的三名成员包含在他的榜单中，这三位成员的总纳税额为31.5701万美元。我们并未将迪林家族列入我们“超级富豪”的榜单，因为詹姆斯·迪林（jamesdeering）的纳税额仅为17.9896万美元，查尔斯的纳税额仅为13.9341万美元，迪林家族的第三位成员的纳税额仅为7000美元。塔夫脱（tafts）、雷曼（lehmans）和德福雷斯特（deforests）家族的情况也是如此。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富豪，但他们的富裕程度不及我们感兴趣的那些富豪。（xii）最近，关于私人财富规模更系统的信息来源是，thetemporarynationaleconomiccommittee'smonographno．29：“thedistributionofownershipinthenon-financialcorporations，”（washington：u.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40）。这本专着给出了截至1937年或1938年，200家最大的非金融企业中各自最大的20位股东，以及这些企业的主管和行政官的持股情况。尽管它包含了大部分基于企业所有权的大额财富，但是这份清单是不完整的：它没有包含政府或地方债券、房地产或金融公司方面的持有资金。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工业企业的所有权都伪装成各个投资公司旗下的大量股票的所有权，这些投资公司不会透露实际的持股人。尽管如此，在我们后期找到的资料中，这份美国临时经济委员会（tnec）的清单是最好的。比较现存对19世纪的零散的案例研究，它展示的富豪是一批比较固定的人。我从这份资料中得出了在1937年或1938年，在列举出的所有企业中拥有的股份总价值相当于1000万美元或更多的人。用这个数字乘以3（再次假设可征税的财富占总财富量的三分之一），我们得知所有这些人在1930年代的末期拥有3000万美元或更多。（xiii）上述资料中，没有哪份提供了关于超级富豪的最新信息。当然，各本书中提到的许多人和位列1924年与1938年的榜单中的人都还在世；我们找到了已故者的继承人——通过讣告，我们尝试寻找我们榜单中所包含的所有人的财富，寻找继承遗产数额达3000万美元甚至更多的人的财富。（xiv）为了获得现在仍在世的人的信息，我们联系了以下代理和政府机构——这些机构中的各个官员都尽可能为我们提供这些信息，没有一条信息是“官方的”，对我们来说没有多大用处：纽约联邦储蓄银行（thefederalreserveboardofnewyork）；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thesecuritiesexchangecommission）；美国国内商务部（u.s．de#ch10ad-back"[10]关于约翰·洛克菲勒，参见wecter，op．cit．pp．141-2，482；fredericklewisallen，op．cit．pp．4-7；thenewyorktimes，24may1937and6june1937；以及其他参考资料，参见johnt．flynn，godsgold（newyork：harcourt，brace，1932）。关于henryo．havemeyer，参见dictionaryofamericanbiography；myers，historyofthegreatamericanfortunes，pp697ff.；以及thenewyorktimes，5december1907。关于henriettagreen，参见dictionaryofamericanbiography；thenewyorktimes，4july1916，p．1和9july1916，杂志评论；以及boydensparkes和samueltaylormoore，thewitchofwallstreet：hettygreen（gardencity，n.y.：doubledaydoran，1935）。关于georgef．baker，jr.，参见whowaswho，1897-1942和thenewyorktimes，31may1937。
关于亨特和卡伦，参见《纽约时报》，1952年11月21日和1953年3月8日的杂志评论；《华盛顿邮报》，1954年2月15日至19日；还有《联合调查》（theunitedpresssurvey）的其他报道，例如《长岛星刊》（thelongislandstar-journal），1954年8月4日和5日中对普雷斯顿·麦格劳（prestonmcgraw）的报道，和“world'srichestmanisatexan，”pacificcoastbusinessandshippingregister，1954年8月16日中对吉恩·帕特森（genepatterson）的报道。
1900年计算的在国外出生的美国成年男子的比例来源于u.s．de#ch13ad-back"[13]参见historicalstatisticsoftheu.s.，1789-1945，p．29。
无法更加准确地提供关于宗教的总人数，因为许多超级富豪的宗教信仰不得而知。在美国大部分历史时期中，对宗教派别开展的人口普查是不准确的，因此无法计算出任何一个派别在总人口中的占比。
例如，埃莉诺·赖斯（eleanorrice）是威廉·埃尔金斯（williaml．elkins）的女儿，也曾是乔治·怀德纳（georged．widener）的妻子，她为各种不同的艺术和教育组织捐赠了几百万美元，她的第二任丈夫是一位医生，也是地理学家，因远征到南美洲研究热带疾病和土着部落而名声大噪。参见1951年10月5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在她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富丽堂皇的家中，玛丽·弗吉尼亚·麦考密克（maryvirginiamccormick）聘请了一位全职音乐家和为排队和音乐会服务的整个交响乐团。参见1951年5月26日的《纽约时报》。
关于anitamccormickblaine，参见thenewyorktimes，13february1954；关于hettysylviagreenwilks，参见thenewyorktimes，6february1951，p．27。
甚至在1900年，当时只有39％的超级富豪出身上流阶层，25％左右的超级富豪是家族管理人类型的经济人士。范德比尔特的儿子威廉·亨利·范德比尔特（williamhenryvanderbilt）是范氏企业的传统经理人，死于1900年，事实上，他领导范德比尔特企业走上了财富的巅峰时刻。当然，无从得知这是否得益于他的管理——既不是投机性的也不是不切实际的——或是客观变化引发铁路证券价格攀升的结果。范德比尔特的儿子在欧洲的时尚博弈中投入了更多时间，范德比尔特财富的下滑，更主要的原因是铁路经济的恶化，他儿子的懒惰不是主要原因。参见wayneandrews，thevanderbiltlegend（newyork：harcourt，brace，1941）。怀德纳（p．a．b．widener）的儿子乔治·怀德纳成为23家公司的股东和18位董事成员的主席。他是活跃类型的经济人士，卷入了1902年的一起诉讼中，他被指控涉嫌欺诈，把实力不济鼓吹成实力雄厚的公司，从而在这间公司倒闭之前，售出他在这家公司中所持的股票。参见philadelphiapublicledger，2april1912和philadelphiapress，23september1902。在现代的家族经理人中，例如，约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jacobastor）的曾孙文森特·阿斯特（vincentastor）是游艇和赛车的狂热爱好者，但却让挖掘他游手好闲丑闻的社会编辑大失所望，在他21岁时，父亲过世，于是他从哈佛退学，开始致力于提升阿斯特家族在纽约的地产价值。年轻的文森特创新管理政策，取消了许多经济公寓，试图为阿斯特家族地产赢得中高层客户，这无疑也使他自身的价值得到了提升。参见harveyo'connor，theastors（newyork：knopf，1941），p．336。洛克菲勒三世（johnd．rockfelleriii）的日常决定涉及数百万美元的交易；他接受培训，担任全职工作，在国际上从事慈善工作。而且，他是许多美国企业的董事，例如，纽约人寿保险公司和大通国家银行（chasenationalbank）。
参见thenewyorktimes，1august1954，pp．1，7。
关于贫穷的恶性循环和由富转贫，参见mills，whitecollar（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51），pp．259ff.。
参见myers，historyofthegreatamericanfortunes，pp．634ff.；lewiscorey，thehouseofmorgan（newyork：g．howardwatt，1930）；和johnk．winkler，morganthemagnificent（newyork：thevanguardpress，1930）。
参见harveyo'connor，howmellongotrich（newyork：internationalpamphlets，1933）和mellonsmillions（newyork：johnday，1933）；frankr．denton，themellonsofpittsburgh（newyork：newcomensocietyofengland，americanbranch，1948）；和thenewyorktimes，30august1937，p．16。
引自time，1june1953，p．38。
参见thenewyorktimes，2february1944，p．15。
参见thenewyorktimes，7june1948，p．19。
参见wallacedavis，corduroyroad（houston：ansonjonespress，1951）。以及参见詹姆斯（jamesd．stietenroth）的证词，他是密西西比动力与电力公司（mississippipower＆lightco.）的前首席财务官，关于迪克森—耶茨合同，参见interimreportofthesubcommitteeofthecommitteeonthejudiciaryonantitrustandmonopolyoninvestigationintomonopolyinthepowerindustry，monopolyinthepowerindustry，u.s．senate，83dcongress，2ndsession（washington，，u.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55），pp．12ff.。
参见fredericklewisallen，op．cit．p．85。
马修·约瑟夫森（matthewjosephson，1899—1978），费尔南德·伦德伯格（ferdinandlundberg，1902—1995），二人皆为美国记者。——译注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1883—1950），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译注
安德鲁·卡内基（andrewcarnegie，1835—1919），美国实业家，美国钢铁公司创始人，被誉为“世界钢铁大王”。——译注
哈罗德森·拉菲特·亨特（haroldsonl．hunt，1889—1974），美国得克萨斯州石油大亨。——译注
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johnd.rockefeller，1839—1937），美国实业家，标准石油公司创始人。——译注
亨利·福特（henryford，1863—1947），美国企业家，福特汽车公司创始人。——译注
锡德·理查森（sidrichardson，1891—1959），美国得克萨斯州商人，慈善家。——译注
弗兰克·温菲尔德·伍尔沃思（f．w．woolworth，1852—1919），美国企业家。——译注
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p．morgan，1837—1913），美国金融家，银行家，摩根大通创始人。——译注
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fredericklewisallen，1890—1954），美国历史学家。——译注
彼得·洛里亚尔（peterlorillard，1764—1843），美国商人，从事鼻烟、银行业和地产生意。——译注
当然，在不同的时期，相同币值的钱价值不同。但是，我们不会因为这个事实来改变我们的名单。1900年的1500万美元是否在1950年的时候价值3000万美元或者4000万美元？我们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我们唯一感兴趣的是，这些时期最富有的人，无论多富有，都可能会被拿来与其他时期的富人作比较，或者和更多的人比较收入和财产。因此，展示在这里的每一代的富人财富量，是每一代人在约60岁时所累积到的财富量。由于通货膨胀与其他的因素，在解释下面这些事实时保持高度谨慎：在1950年的那一代中，包括亿万富翁亨特，大约6个人有望拥有逾3亿美元的财产，而在1900年和1925年的那一代中不超过3位。从这些富人金字塔往下，根据财富规模，在这三代中，比例是极其相似的。粗略地说，每个富人群体中约有20％资产过亿甚至更多；剩下的被平等划分为5000万—9900万和3000万—4900万这两个级别。
凡勃伦关于上流阶层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种工人所谓的羞耻感，工人所谓的羞耻感没有迎合清教徒的新教伦理，这种新教伦理是美国生活的典型特征，包含了许多上流阶层的因素。我认为，在凡勃伦关于有闲阶级的一书中，他是在为上流阶层代言，而非中产阶级——确定无疑的是，他没有描写富有的中产阶级清教徒。他并不想揭示高级商人在从事效率低下的工作。有闲阶级，这个术语被他用作上流阶层的代名词，但是曾经和现在都有工作卖力的上流阶层——事实上，他们是由无限活力的人组成的阶层。凡勃伦不认可他们的工作，拒绝对他们使用那一术语——工作是他的积极词汇之一——是无关紧要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模糊和扭曲了我们对上流阶层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认知。对凡勃伦来说彻底承认这一事实，可能会毁了他的整个观点，那是他进行评判的主要道德基础之一。从一个比较正式的观点来看，应该注意到凡勃伦是一个极度保守的美国评论家：在美国少有的几个非常明确的价值观中，他非常认可高效、务实、简洁的价值观。他对美国社会机构和人事方面的评判，无一例外，全部基于他认为这一价值观没有得到充分践行。我认为，如果他是苏格拉底式的人物，他之于美国人，犹如苏格拉底之于雅典人。身为批评家，凡勃伦是非常高效的，因为他使用美国的高效价值观来抨击美国现状。他严格按照这一价值观，并进行系统性地利用。在19世纪甚至是现在，对美国批评家来说，那是一种怪异的观点，像亨利·亚当斯（henryadams）从圣米歇尔山山顶俯瞰，或像亨利·詹姆斯的视线穿过了整个英格兰一样，凡勃伦颠覆了美国社会批判主义的本质。上一代美国人的形象褪色了，第一代美国人的形象——挪威移民的儿子，纽约犹太人在中西部地区的大学教授英国文学，南方人北上摧毁纽约——被认为是真正的批评家，即使不再是纯种美国人。
如果你从20岁开始工作，直到50岁左右退休，每年存20万美元，以5％的利息来计算的话，也只有1400万美元，还不到美国巨富最低标准的一半。但是如果你在1913年购买了通用汽车公司价值9900美元的股票，而不是使用你的判断，不要抛售——让收益累积——到1953年，你就会拥有700万美元。如果你没有经过判断选择通用汽车公司，只是在1913年的480股中，每股投资1万美元——总投资额约100万美元——然后进入昏迷状态，等到1953年，你可以变现1000万美元，外加1000万美元的股息。总价值会增加899％，股息的回报率为999％。一旦拥有这笔钱，就累积了优势——即使是一个处于昏迷状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