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的权力受制于他们生活中的日常世界，甚至在职场、家庭、邻里的常规活动中，他们也常常被一些难以理解和支配的力量所左右。"巨变"，无法被他们掌控，却仍然影响着他们的行为和观念。在现代社会体系下，人们的局限并非来自于他们自身，而是他们周围的一切。现在，这些变化压迫着形形色色的社会大众，这些人因此感到他们盲目地处于一个没有权力的时代。
但并非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普通人。当信息和权力的途径被集中，结果就是这些人得以在美国社会占据一席之地----在那个他们可以俯视的，发号施令并能产生巨大影响的，普通大众的日常世界。这些人并非被工作所塑造，他们既能为成千上万的人创造，也能消灭这些工作；他们也不会受制于简单的家庭责任，他们可以避免；他们也许生活在各种酒店和宅邸，但并不属于任何一个社区管辖。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满足日常的需求，在某些方面，他们创造了这些需求，并能使其他人来满足他们。无论他们是否宣称自己手握权力，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政治经验都远远超越了普通大众。如雅各·布克哈特提到"大人物"时所说的话，大多数美国人可能也会这样形容他们眼中的精英："他们是那些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人。"
权力精英都是地位显赫之士，凌驾于普通人之上，他们能够做出具有重大影响的决定。是否制定重大决策，这本身并不那幺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确实享有制定决策的重要地位：相比于他们做出的决定，他们无法行动、不能做出决定的后果更为严重。因为他们掌控着现代社会各大统治集团和机构组织，主宰大型企业，管控国家机构并享有特权。他们指挥军事机关，占据主导社会结构的战略位置，因此可以集中、高效地利用他们享有的权力、坐拥的财富和获得的名望。
权力精英并不是孤立的统治者。顾问和幕僚，发言人与意见领袖通常是更高层次想法和决定的领导者。比精英稍逊一筹的是国会、利益团体中的中层职业政客，或是地区、城镇中新旧上层阶级中的一员。与中层政客们混迹在一起的是职业名流，我们将会用新奇的方式加以探索，这些职业名流只要还享有名望，就出尽风头，乐此不疲，并以此为生。即使这些名流不是支配阶层的领头人，他们通常也能够转移公众的注意力或者引起轰动，更直截了当地说，他们能够向直接掌权者建言献策。道德评论家、善于弄权者、上帝的代言人、大众舆论的制造者，这些相对独立的名人和顾问都在参演一出精英们出演的戏剧，只不过戏剧的主角是重大权力机构中位高权重之人。
一
关于精英的本质和权力的真相，对精英们而言，并非知而不言的秘事。他们对自己在一系列事件和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持各种理论。他们常常不确定自己的角色定位，而且在很多时候，他们任凭内心的恐惧和希望去左右对自己权力的评估。无论手握多大的实权，相对使用权力而遭受的抵制而言，他们更倾向于忽视它。而且，大多数的美国精英非常擅长使用公关辞令，甚至在独自一人时也会加以使用，因而他们对公关辞令愈加深信不疑。要想清楚地了解上流社会，需要从几个方面进行探究，精英们的个人意志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然而有许多人认为根本就不会产生精英，或者即使有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他们仅仅把观点建立在了精英如何看待自己或精英在公共场合的表态之上。
然而，还有另一种比较模糊的观点：有些人认为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紧密的，且影响力颇高的精英群体，他们在美国广受欢迎，这是一种以当代历史潮流为依据的观点。例如，持此种观点的人认为：从军事行动的主导方面可以推断出，海陆空上将以及受其影响的决策者都是拥有巨大权威的人。他们听闻国会再次将事关战争与和平的决策权交到了少数几个人手中。他们知道向日本投放的原子弹是以美利坚合众国的名义投下的，尽管决策者在投放前并未就此事征求过意见。他们深感生活在一个重大决策的时代，却并未参与任何决策。由此，他们把当下视为历史，他们认为无论做不做决策，在核心位置必然存在权力精英。
一方面，对于重大历史事件持上述观点的人认为存在精英，而且精英的权力不可小觑；另一方面，有的人会仔细聆听对重大事件有决策权的人们所做的报告，这部分人认为没有哪位精英手中紧握的权力会产生决定性的后果。
应该综合考虑上述两种观点，但上述两种观点都不够充分。了解美国精英的权力，既不能局限于认识事件的历史范畴，也不能只接受一些人在公开决策中彰显的个人观点。在这些人和历史事件背后，连接着这两者的是现代社会的主要制度。国家、企业和军队的等级制度，构成了权力的行使手段。正因如此，他们现在拥有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在权力至高点，占据现代社会主导位置的精英们，让我们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了解美国的上流社会。
在美国社会内部，主要的国家权力集中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现代历史中，其他机构似乎都被边缘化了，有些机构只是偶尔适当地从属于这三大领域。在参与国家事务方面，任何大企业都比单个家庭拥有更加直接的参与权；在美国，没有哪个教堂可以像军事机构那样对年轻人的成长历程产生更直接的重大影响；在决定国家事务方面，国家安全委员会拥有的影响力任何大学都无法比拟。宗教、教育机构和家庭都不是国家权力的自治中心，而经济、政治、军事这三大领域对它们的影响日渐凸显，最终对其产生决定性的直接影响。
家庭、教堂和学校调整自身以适应现代生活，而政府、军队和企业塑造现代生活。鉴于此，政府、军队和企业将家庭、教堂和学校变成它们达到目的的手段。宗教机构为军队提供牧师，鼓舞军队士气以高效作战；学校挑选和培育人才，使之能够胜任企业的工作，以及完成军队的专业任务。当然，工业革命早已使几世同堂的大家庭变得支离破碎，现在，如果有需要的话，儿子和父亲必须随时响应部队的号召，离开家庭奔赴战场。政府、军队和企业将教堂、家庭和学校变成它们的代理机构，从而将权力和决策合法化。
现代个人的命运不仅取决于他们出生的家庭，或者他们自己组建的家庭，而且更多地取决于他们在青壮年时期兢兢业业为之效劳的企业；不仅取决于他们的母校，而且取决于对他们一生都有重要影响的祖国；不仅取决于他们做礼拜的教堂，而且取决于他们参军所属的部队。
如果实施中央集权的国家无法通过公立和私立学校传播爱国精神，国家领导人会立刻修改这种不为集权服务的教育体系；如果前500强企业的破产率与3700万名夫妇的正常离婚率持平，那幺可能会出现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如果献身的士兵的人数比他们所属教会信徒的人数少，那幺可能会出现军事危机。
在企业、政府和军队这三大机构内，典型的机构单位已经发展壮大、变得行政化，在决策权方面也变得集中化。对各机构来说，它们已经吸纳了这些发展形势背后隐藏着惊人的技术并加以引导，与此同时，这种技术也反过来影响并促进机构的发展。
经济----曾经是自主平衡下分散的小生产单位----现在由两三百家企业巨头主导，这些企业在行政和政治上相互关联，共同掌握着经济决策的关键。
政治体制----曾经是权力分散的几十个州，如今已形成权力集中的行政机构，并将之前许多分散的权力集结在一起，渗透到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
军事体制----曾经是在互不信任时期，州民兵团建立的势单力薄的机构，现已发展成为队伍和开支最庞大的政府部门。尽管如今的军队十分擅长处理公共关系，但是政治领域的扩张形势仍严峻而缓慢。
在上述任意的一种体制内，决策者行使权力的方式都得到了巨大的改进，他们的行政权力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而且，他们的管理例程都经过精心编排、更加严格。
当任意一个领域得到扩张、实现集中化，其活动造成的结果都会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与另外两个领域的交往也会日趋频繁。少数企业的决策关乎军事、政治乃至全球经济形势的发展；军事机构的决策取决于政治和经济活动，同时也对政治和经济活动有着巨大的影响；政治决策也决定着经济活动和军事项目。一方面，经济不再对政治无关紧要；另一方面，政治体制----包括军事组织----对经济也不再是无足轻重的。政治经济与军事机构、军事决策之间的联系方式有上千种，从欧洲中部到亚洲周边，经济、军事和政治结构之间的关联程度不断增加。如果政府干预企业经济，那幺企业也会影响政府程序。从结构意义上来说，权力三角形是部门间相互关联的根源，对当今的历史架构最为重要。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每一次危机爆发，如战争、经济萧条、繁荣，都充分印证了三大领域之间相互联系。在每一场危机中，决策者们都会达成一种共识：主要的机构秩序之间是相互依存的。19世纪，各机构的规模较小，由于市场在自主经济中自由运行，因此各机构自动整合在一起。在自主政治领域，它们通过协议和投票实现整合。那时，人们认为少数决定会引发不平衡和摩擦，之后，一种新的平衡会在适当时机出现的想法已不再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三大领域的高层都不会持这种观点。由于每个领域的果断决策或优柔寡断都会影响到其他领域，所以高层决策可能很快协商一致，也可能迟迟无法统一意见，不过也并非总是如此。例如，当许多小企业家参与经济活动时，其中多家企业可能会破产，它们造成的影响仅局限于当地，政治和军事部门不会对其加以干涉。但是现在，考虑到政治前景和军事责任，眼看重大私营企业从萧条走向破产，他们能够冷眼旁观、置身事外吗？他们干预经济事务的次数在不断增加，因此，任何一个领域颁布的控制性决策，都会受到另两个领域相关部门的审查，经济、军事和政治领域就是这样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在政治、经济和军事这三个不断壮大和集权的领域内部，形成了由经济、政治和军事精英组成的上流社会。他们是活跃在经济领域金字塔塔尖的富商，如企业首席执行官；他们是位于政治领域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政治委员；在军事机构内部，他们是参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各兵种军事精英。由于每个领域都与另两个领域有重叠部分，其决策造成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军事、经济和政治三大领域的佼佼者----军队将领、企业领袖和政府高官往往团结在一起，形成美国的权力精英。
二
权力精英构成的上流社会，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这些精英拥有比普通人更多的资产和更宝贵的经验。从这一点来看，精英无非就是那些拥有更多的人：如金钱、权力和名望，以及由这一切产生的生活方式。然而事实上，精英并非单纯意义上拥有得更多的人，因为如果他们没有在重大机构内担任要职，他们就无法比普通人拥有更多。进入这些机构是获得权力、财富和名望的基础，同时，机构的领导人能够行使权力，获得并保持财富，用财富换取更高的名望。我们所说的强权者，当然是指那些即使遭遇抵抗也能够实现自己意愿的人。因此，除非在重大机构担任要职，否则没有人能够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权力，正是通过这些机构的权力手段，真正的权力才有影响力。级别较高的政客和政府重要官员拥有这种机构权力，海陆军上将、规模较大企业的主要股东和经理人也是如此。当然，也并非所有的权力都是机构的附庸品，权力因其而生，经其行使，但是，只有依附于机构的权力才能得以持久、富有意义。
同样，财富也要通过机构来获得和掌握。如果仅从巨富这一方面出发，那幺将无法准确地了解财富金字塔。正如我们所见，世代承袭的名门望族、现代社会的企业机构，这些富裕的家族都与资产数百万的大企业联系密切，这种往来是合法的，而且常常是管理上的联系。
现代大企业是攫取财富的主要手段，但是，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机构也打开和关闭了许多财富之门。收入总量及其来源、对消费品和生产资本的支配能力，都由在政治经济中所处的地位决定。我们对富豪的关注点应该不仅仅停留在他们奢侈或吝啬的消费方式上，我们应该审视他们与现代企业资产形式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些关系决定着现在人们获取巨额财富和高收入的机会。
社会结构下的重大机构组织的声望越来越高。显而易见的是，名望取决于它们接触到的宣传机器。通常，宣传机器对名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它也是现代美国所有大型机构的主要和普遍特征。而且，企业、政府和军事机关的这些等级机构的一大特征是，高层可以互调职位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其中一个结果就是形成名望的累积。例如，名望诉求最初可能是基于军内职务，接着，受企业管理的教育机构表达并强化了这种诉求，然后实现盈利。最后，以艾森豪威尔将军为代表的人士，权力和名望都在政治秩序中达到了顶峰。同财富和权力一样，名望也有积累效果：拥有的越多，能得到的也就越多。这些价值通常也能够转化：富人比穷人更容易谋得权力，有地位的人也更容易把握赚取财富的机会。
如果，我们卸下美国权力榜、富豪榜和名人榜前一百强的职衔，打破他们的人脉，截断他们的资金，屏蔽为他们服务的大众传媒，那幺，他们将沦为身无分文且默默无闻的一介草民。因为，权力并非个人所有，财富并不集中在富人身上，名望也并非是与生俱来的。享有名望、坐拥财富、手握权力，这些都需要借助于重要机构，在机构担任的职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拥有和把握这些宝贵经验的机会。
三
上流社会人士也被认为是社会的顶层成员，这是因为，圈内成员彼此认识，在社交和生意场上见面，做决策的时候会把其他人考虑在内。根据这个理念，精英觉得他们是上流社会的核心，并且别人也是这样看待他们的。他们或多或少形成了一个紧凑的社会和心理实体，他们已然成为社会阶层中有强烈自我意识的成员。人们或被这个阶层接纳，或被排斥在外。精英与非精英之间存在着质的区别，而且不仅仅是人数上的差异。精英或多或少意识到他们是一个社会阶层，他们对待同一阶层人士的方式与对待其他阶层人士的方式截然不同。他们相互包容、相互理解、通婚联姻，即使不聚在一起，也以相似的方式工作和思考。
现在，我们不想用自己的定义来预判，占据领导职位的精英是否是一个明确社会阶层中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成员，或者是否相当大比例的精英源自一个如此明确的社会阶层，这些都还有待查明。然而，为了能够确认要调查的内容，值得一提的是，富人、官员和名人的传记与回忆录中明确表明：无论他们是什幺身份，上流阶层的人士同许多重叠的"群体"和"小集团"有着复杂的联系，"同一阶层的人"有着同样的魅力----尽管这对他们和其他人来说变得越来越明朗，但是，只有当他们察觉到有必要与其他阶层划清界限时，只有当他们处于共同的防御姿态下，他们才开始发现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才会紧密地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统治阶层的这种观点暗示，精英中大部分人都有着同样的社会背景，他们终其一生都维系着非正式的社交网络，这也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富人、官员和名人各阶层间的职位互换性。当然，我们必须同时注意到，若真的存在精英阶层，从历史角度来看，其社会形象和社会形态都与曾统治欧洲各国的贵族家庭截然不同。
美国未有过封建统治，这对美国精英阶层以及作为一个历史整体的美国社会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时期以前，美国社会并不存在与资产阶级立场全然相反的贵族阶层。同时也说明，资产阶级不仅独占财富，而且揽尽名望和权力；这意味着，没有贵族占据显赫的社会地位，垄断德高望重之士尊享的价值，而且这也无法通过世袭来实现；这意味着，没有教会显贵或者宫廷贵族，没有令人敬仰、根基稳固的大地主，也没有独揽大权的军官反对过富庶的资产阶级，没有人能以出身和特权之名成功抵制资产阶级的发展。
但这并不表示美国社会没有上流阶层。即便出身"中产阶级"，不享有公认的贵族头衔，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积累巨大的财富、赢得优越的社会地位后，依然属于中产阶级。原生背景和新晋地位或许使美国的上流阶层不如别国的那般耀眼，但是当今的美国，权力和财富存在各个层级，这不为中下阶层的民众所知，甚至他们连做梦都想不到。有些家庭能免受经济动荡和衰退的影响，而富裕家庭和底层人士却无法幸免。一些小集团的掌权者做出的决策对底层人士有巨大影响。
美国精英是以一个没有对手的资产阶级的身份顺利登上现代历史舞台的。无论是在此之前还是自此以后，没有哪国资产阶级享有这样的机遇和优势，没有哪个邻国可以依靠军事手段，轻而易举地占领一片自然资源丰富的独立大陆，并吸引劳动力纷纷前往。权力框架和与之匹配的意识形态应运而生。反对限制重商主义者，继承了自由放任政策；反对南方种植园主，强制推行工业主义。独立战争终结了贵族在殖民地的狂妄作为，反对独立的人逃离祖国，千千万万庄园被毁。安德鲁·杰克逊式的身份变革结束了古老的新英格兰家族后裔的垄断地位。内战瓦解了战争爆发之前南方人追求更多尊严的权力，也在这个过程中摧毁了他们的声望。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使继承下的贵族不可能在美国发展和延续。
在美国，任何一个稳固的统治阶级----无论是扎根于农业，还是在军事上取得辉煌的战果----都无法遏制推动工商业发展的历史动力，也无法像德国和日本的资本家那样从属于自己的资本精英。在工业革命开始决定历史走向时，世界各国没有一个统治阶级能够牵制美国统治阶级。当纽约和华盛顿分别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和政治之都时，英国及其模范统治阶级的命运，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日本的命运如出一辙。
四
占据指挥位置的精英，或许被认为是权力、财富和名望的拥有者，或许被视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上层人士，也或许从心理和道德层面被界定为某类优秀的个体。如此看来，简而言之，精英就是那些气度不凡、能力卓绝的人。
例如，人文主义者并不从社会层面或者类别角度来看待精英，他们认为精英是少数试图超越自己的人，因此，精英更加高贵、有能力和出众。无论他们是贫是富，职位是高是低，是被人人称赞还是被视同草芥，这都不是关键，他们之所以是精英，是因为他们就是具有精英特质的人。依据这种观念，剩下的人就是懒散懈怠的普通大众，是令人不快的平庸之辈。
这种观念是没有社会基础的，一些美国保守派作家最近试图发展这种观念。大多数从道德和心理方面给精英下的定义则更简洁明了，不聚焦于个体，而是将精英视为一个整体阶层。事实上，存在贫富差距的社会常常会产生这些观念。有先天优势的人不愿相信他们只是碰巧具备这些优势，他们倾向于认为自己天生就该拥有现在的一切，认为自己天生就注定是精英，实际上，他们认为财富和特权是精英身份的天然衍生品。从这个意义上说，精英群体是由品性优良的人构成的，这种观念其实认为精英是有特权的统治阶层，无论这种观念是精英自己提出的，还是旁人提出的，这都是事实。
在平等主义论调盛行的时代，中下阶层中才智过人或能言善辩者，以及上层中犯有过错的成员，可能会非常喜欢"反精英"的观念。事实上，西方社会有悠久的传统和各种各样的想象，认为穷困者、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是真正的贤者、智者和蒙福之人。这种反精英的道德观念源于基督教的传统，实质上是将上层人士谴责为地位低下的人，可能会被或者已经被底层人士借以严厉谴责统治精英，并期待着完美的新精英们的到来。
然而，精英的道德观念并不总是权势兼备者的意识形态，或者弱势群体的反意识形态，它通常是这样一个事实：由于拥有可控的经历和选择的特权，许多上层社会人士在这个过程中确实会接近他们所体现的性格类型。甚至当我们必须放弃精英生而具备精英品质的观念时，我们也不应忽视，他们的经历和接受的训练在他们身上形成了特定类型的性格。
现在，我们必须承认精英由上层人士组成，这是因为，为那些最高职位甄选的人才和由这些职位培养出来的人才，都有许多帮他们修改自我概念、树立全新的公共形象和影响他们做决策的代言人、献策者、代笔者和化妆师。当然，在这方面，精英阶层有着巨大差异，但是作为当今美国的一个普通规则，仅仅从公开成员来解读任何一个主要的精英群体都是幼稚的。美国精英通常更像是企业实体的集合，而非单一个体的集合，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被塑造成或被认为是标准"人格"，甚至连表面上最自由的名流，也通常是训练有素的职员每周产出的一种合成品----职员会仔细思考让名流自发附和的即兴笑话的效果。
而且，只要精英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或者占据指挥位置的群体发展壮大，就会选择和形成特定的人格类型，然后对其他类型加以排斥。人会变成道德意识和心理意识强大的人，在很大程度上由两方面决定，一是他们在个人经历中形成的价值观，二是他们被允许和期待扮演的机构角色。从传记作家的角度来看，上流阶层人士参与过一系列关系密切的小集团，在余生中可能再次参与其中，他们同集团内部与自己相似的人建立关系，这些关系帮助他们成为上流阶层中的一员。如此看来，精英属于上流阶层，其成员是被精挑细选、训练有素的合格人士，与控制现代社会公立机构等级的人士有密切往来。如果有理解精英的心理概念的秘诀，那就是他们将个人对客观决策的意识和共有的亲密情感相结合。把精英当成是一个社会阶层来理解，我们必须从更细小的范围仔细审视每个成员的社会背景，从历史上来说，最明显的社会背景是上流家庭，但是在当代，最重要的是进入适合他们的中学和都市俱乐部。
五
正确理解了关于精英的这几种观念后，会发现各种观念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联系，我们必须综合运用所有这些概念，以便探索美国的成就。我们会为精英提供候选人，对几个上流阶层进行逐一研究，我们也会对决定美国社会的重大机构进行研究，研究机构内部和机构间的关系，探索财富、权力和名望之间的相互联系。但是我们最关注的是占据指挥职位的人拥有的权力，以及他们在现代史上扮演的角色。
这样的精英或许会被认为是无所不能的，他们拥有的权力被认为是暗箱操作的结果。在庸俗马克思主义中，事件和趋势是依据"资产阶级的意志"来解读的，纳粹主义是参照"犹太人的阴谋"来解读的，当今美国的少数右翼分子，是参照共产主义间谍的"隐形力量"来解读的。根据这些把全能精英看成历史缘由的观念，精英从不是完整的有形机构。事实上，人们认为非精英人士有能力反对并最终超越精英，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观点，精英是上帝意志的世俗化替身，是受神的旨意产生的。
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是：精英是软弱无能的，这种观点在思想开明的观察家中间非常流行。精英远非无所不能，他们被认为太分散而缺乏作为历史推动者的连贯性。他们的隐蔽性不是故意隐藏的那种隐蔽性，而是因为群众人数太多而无法凸显的那种隐蔽性。占据正统位置的人，或被其他精英施加压力，或作为选民被公众严密监督，或被宪法法规严格审查，因此尽管或许有上流阶层，但是却没有统治阶层；尽管或许有权势兼备者，但是却没有权力精英；尽管或许有阶层化的系统，但是却没有高效的上层领导。对精英的极端观点是，精英由于妥协而被削弱，由于不团结而成为无价值的人，是非个人的集体命运的替代品，依照这种观点，上流阶层中明智者的决定对历史的发展无足轻重。
在国际上，精英的全能形象非常盛行。所有好事和令人愉快的事情一旦发生，意见领袖会迅速将之归功于国家领导人，将所有不好的和令人不快的事情归咎于国外的敌人。在上述两种情况中，邪恶的或者高尚的万能统治者都是假定的。在美国，使用这种说辞更加复杂：当人们谈及所属党派或阶层的权力时，它们及其领导人当然都是无能的，只有"民众"是全能的；但是，当人们谈及反对党或反对阶层的权力时，会冠以它们全能标签，"民众"则是无能的。
更笼统地说，出于传统习惯，美国的当权者倾向于否认他们拥有权势。没有美国人竞选公职只是为了统治、治理，或只是为了为公民服务，这并不会让他们成为官僚或者是官员，而只是一名公务员。现在，正如我所指出的，这种姿态已成为所有当权者在公众面前表现出的标准姿态。弄权风格如此一致，以至于保守派作家误以为这是一种"无组织的权力格局"的趋势。
但是，当今美国社会的这种"权力格局"比那些将其视为情感困惑的观点更无"形状"可言。比起水平式的短暂"格局"，它更像是一种阶梯式的恒久结构，即便那些占据最高级别的人不是万能的，也绝对不是无能的。如果要理解精英掌握和行使的权力有多大，我们就必须探究权力等级的形式和高度。
如果决定国家事务的权力以绝对公平的方式进行共享，就不存在权力精英了，事实上，也将会不存在权力等级，只有彻底的一致性。在另一个极端，如果决定权被小集团独揽，将会不存在权力等级，一切都由这个小集团来掌控，直接管理、支配下面无差别的普通大众。现在，美国社会既不是决定权公平共享的代表，也不是小集团独揽大权的代表，但这两种极端的概念仍然是有用的：这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美国权力的结构问题，以及权力精英在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
在现代社会中，所有最有影响力的机构内部都有权力等级。在社会、经济或政治领域任何事务的决定权上，路边的水果摊摊主都无法与市值数百万美元的水果企业业主相媲美。没有哪个前线中尉手中的权力，能与五角大楼总参谋长手握的权力相提并论，没有哪个副警长能像美国总统那样有权威。因此，权力精英的界定问题在于我们想在哪个级别划定界限。划定的界限过低，界定的精英会超出范围，划定的界限过高，界定的精英范围会小于实际范围。我们用最原始的方法，用笔粗糙地描出界线：我们把权力精英圈界定为政治、经济和军事圈，这是有着复杂交集的小集团，他们共同制定的决策至少能在美国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只要国家事务被决定了，那一定是由权力精英决定的。
在现代社会，权力和机会都有明显的等级，这并不是说精英是团结在一起的，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幺，或者他们是有意识地参与了阴谋活动。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方式就是更多地关注权力精英在机构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他们做出的决策产生的重大影响，而不是只关注他们自我意识的程度，或者他们的动机是否单纯。要理解权力精英，必须从以下三个关键点入手：
1．在对每个上流阶层展开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强调的一点是：这些精英在他们各自的社会环境中的心理特征。只要权力精英是由出身和教育背景相似的人组成，只要他们的事业和生活方式相似，他们之间的团结就有心理和社会基础，也因为他们的社会类型相似，他们能够更容易融合在一起。当共享名流阶层的名望时，他们之间的团结程度达到顶点，在政治、经济和军事这三大主要领域的机构内部或之间实现职位互换时，他们之间的团结程度达到更稳固的顶点。
2．我们或许能够发现，隐藏在心理和社会团结背后的是三大领域机构等级制度的结构和机制，政府官员、企业富商和军队将领通过这些结构和机制进行现在的工作。各机构统治的范围越大，与之相应的精英手中的权力范围就越大。主要的官僚机构是怎样形成的，以及各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些官僚机构是分散的、不联系的，那幺它们各自的精英全体则也是分散和不联系的，如果官僚机构之间存在众多关联，而且存在利益一致的地方，那幺，它们的精英则倾向于形成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
精英之间的团结并不是简单反映机构的联结，而是精英和机构总是相关联的，我们对权力精英的看法要求我们确认那种关联。现在，在美国，在几个机构统治的范围内，重要的结构利益是一致的，例如，在政治真空的地方，采用私人赞助的方式建立固定的军事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