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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使是那些后来反对米尔斯的人也承认，达尔的经验研究并不能颠覆米尔斯的主张，因为米尔斯所说的权力精英的“层次”，本来指的就不是这种“社区权力”的运作，而是由“高层圈子”做出的“具有全国性效果”的决策。真正能和达尔对话的，倒是当代精英理论的另一名开创者弗洛伊德·亨特，后者通过对某一特定城市在地方层次的权力结构进行分析后指出，地方上的商业领袖也是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
受韦伯的影响，米尔斯认为，权力精英之所以握有大权是取决于他所在制度或机构中的位置。于是，分析权力精英绝不是要去分析权力精英本人的人格特征，而是一定要把权力精英和他本人所在的制度联系起来，一定要分析历史上各个权力机构的发展趋势。
米尔斯认为“统治阶级”的概念具有经济决定论的色彩；容易将政治决策层看成一个“资产阶级的委员会”，而忽视了他们其实还包括了除资本家之外的其他群体，甚至并非属于统治者的，诸如高级法官、金融人员这样在经济、政治、军事领域里来回穿梭的人物，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仍然保持着一定独立性的联盟网络。
也有不少人将米尔斯的权力精英理论归为“精英主义”，亦即一种强调权力集中在高度整合起来的精英手中的传统。姑且不论米尔斯本人一直反对这样的归类，这种将加埃塔诺·莫斯卡和维弗雷多·帕累托创立的精英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者、韦伯主义者放在一起的分类方法，将导致我们忽视它们在理论取向上的重大差别，而这正是本文的重点所在，因此并不适合本文。实际上，米尔斯虽借用了“精英”这一术语，但其内涵已与传统精英理论相去甚远，而更接近韦伯的地位群体概念。但是，将米尔斯等同于韦伯主义者也并不十分恰当，因为米尔斯同样也受到了马克思、马基雅维利，甚至杜威、凡勃伦等人的巨大影响，很难被归入一个既存的学术流派之中。事实上，虽然由于米尔斯本人“公共知识分子”的面貌和不受学科教条束缚、感情色彩强烈的写作风格，他的着作至今仍遭到“学院派知识分子”的排斥，但经过其学术追随者——其中最坚定的是威廉·多姆霍夫，戴伊、米利班德、纳德等人也可归入此类——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的不断修正完善，我们已完全可以将由米尔斯奠定的“权力精英理论”视为一个特征鲜明的独立学术范式。当然，精英研究并非只有马克思主义、多元主义、米尔斯主义这三种范式，本文着重讨论这三者更多的是出于行文清晰的考虑。
学术争论总是逃脱不了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限制，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批判主义占据知识界主流话语的背景下，自由主义阵营明显处于劣势。但1960年代兴起的“新左派”对米尔斯其实一直是在进行一个选择性地挪用，对他批判姿态的兴趣远高于对他的思想内容和理论框架的兴趣，所以也从未真正在学理上说服对手，当政治环境发生变化时，反对者卷土重来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在米尔斯那里，权力精英存在与否是一个可以随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结构的改变而改变的历史性问题，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对“权力精英是否存在”这个问题重新审视一番，倒符合米尔斯的本意。
存在一种最极端的派别——认为根本就没有现实的精英。这就涉及到如何定义精英，定义不同，即使使用的是同一个概念，得出的结论也会截然相反。这并非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文字游戏。事实上，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每一个流派的精英理论家都热衷于争论在定义精英、统治精英、权力精英、国家精英、统治阶级中某些特定因素的重要性，这些争论中反映的问题已足够另文论述。本文只想指出，对精英概念的任意使用只会阻碍精英分析的价值，这也正是当前精英研究日益丧失“社会学的想象力”的肇因之一。
将军界领袖纳入到组成权力精英的“三大巨头”之中，既是米尔斯对他所处的艾森豪威尔时代最过人的洞见之一，又是权力精英理论中最容易引起争议的部分之一。反对者认为，米尔斯高估了军队在美国权力结构中的作用，尤其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跨国集团在海外商业利益的增加，军界对商界和政界的影响力已经大大下降。可事实证明米尔斯的论述并未过时。当然，权力精英到底由哪几个“部门”组成，也应该是一个随时空改变而具体分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