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一点也不神圣。正是那位给这家人介绍布特纳什的朋友把相关信息透露给了他。至于那些没能告诉他的细节——这幺说吧，等候室里的求助者也不都是外人。他们都是僧人的托儿，假装成寻求帮助的人，从真正的到访者口中套出有价值的信息。
根据桑迪普的回忆，布特纳什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成了新德里的圣人。人人都对他顶礼膜拜，杂志与报纸争相报道，富有的捐赠人蜂拥而至。但是，他露出了太多马脚，很快就销声匿迹，被下一个“圣人”取代了。
就算没有社交网络或者托儿也没有关系——骗子总会有办法的。在布局阶段，骗子总是不厌其烦、不遗余力地收集信息。1898年，一位名叫莫莉·伯恩斯的教师兼打字员在曼哈顿住宅区的电车上疾病发作。幸运的是，车上有一位好心人伸出了援手。伊丽莎白·菲茨杰拉德很同情这位生病的女孩，于是主动送她回到旅馆。伊丽莎白一边扶着她走在便道上，一边问她是不是外地人。莫莉答道，她是本地人。她和母亲吵了一架，生气地冲出了家门，因此住进了旅馆。伊丽莎白深表同情——母女关系确实难搞——并在确认莫莉没问题后离开了旅馆。她还有事要办。
不过，她要办的事却跟当天的偶遇有关。伊丽莎白住在哈林区，在那里，她是着名的通灵者，人称“吉卜赛夫人”。她可不能让这幺好的机会白白溜走。对她这种老手来说，找到莫莉的母亲不费吹灰之力。在一杯茶和几句宽慰的言语后，她了解了母女吵架的原因：莫莉与一位有妇之夫e.t.哈洛先生有染。
吉卜赛夫人立即去见了莫莉，并对她说，自己看到了一幅画面，画面中有关于她私生活的“令人震惊的细节”——只要一笔小小的费用，自己就能为她保密。极力想保全名誉的伯恩斯小姐东拼西凑了几百美元，这几乎令她倾家荡产。
一周后，吉卜赛夫人又来了。她现在知道，莫莉将被卷入一场离婚官司，但她能让莫莉避过此劫，只要再交一笔小小的费用。莫莉立即把所剩无几的积蓄全数奉上。她不是唯一的受害者。这位通灵者极为擅长此道。她让伯恩斯一家相信，他们全家会在这场官司中名誉扫地。不过他们很幸运，只要1000美元，她就能将此事化于无形。
但当她更进一步，找到哈洛先生后，她的好运也到头了。她对他说，她发现他与莫莉·伯恩斯私通，而且有一股“邪恶力量”正与他作对。她愿意为他驱魔，只需500美元。哈洛可不像伯恩斯一家那幺好骗，他直接报了警。于是，吉卜赛夫人锒铛入狱了。
不过她在监狱里也没待几天。一位名叫亨利·施特劳斯的客户将她保释了出来，因为她许诺能帮他找到金矿。出狱后，她立即逃亡到了芝加哥。1899年冬天，她再次被捕，并再次逃脱。最终，她在1900年因为欺诈罪被判了刑。
对骗子来说，这场读心游戏是个循环。你越熟悉某人，感觉与他越相似，就越喜欢他，也就越愿意对他透露自己的信息，而对方会用这些信息来获取你更多的信任。如此循环往复，你就会在骗局中越陷越深。
但是，猎物自己也有可能用同样的方法看穿骗局，发现骗子的真实身份。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骗子会故意诱导我们犯错：他们在料敌机先的同时，还会让我们在解读社交暗示时不断失误。这可被称为“反向料敌机先”：在摸清猎物身份信息的同时，保证对方不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埃普利发现，会让我们犯错的因素包括压力——时间压力、感情压力与情境压力——还有权力。当我们承受压力时，我们进行逻辑思维和主动思维的能力就会被大幅削弱。当我们感到大权在握时，我们会感觉自己不需要他人，这时，我们解读他人思想与暗示的能力也会降低。在一项自我监测实验（类似在额头上写字母q）中，亚当·加林斯基（adamgalinsky）和他的同事让实验参与者在额头上写出字母e。结果显示，如果参与者刚刚回忆过自己在过程中占据主导的经历，那幺他们就会从自己的视角写出字母e（开口向右）。而如果参与者刚刚回忆过自己无能为力的经历，那幺他们写的e就会翻转过来，让对面的人能够看懂。这个翻转的字母就代表从他人角度进行思考的意愿与能力，也意味着解读社交暗示的准确性会更高。因此，骗子非常愿意让我们感觉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我们自己下决心，自己做选择，自己思考问题。他们只是奉命行事。这样一来，我们在不断暴露自身信息的同时，也会越来越难以发现对方暴露出的信息。
德马拉在加拿大皇家海军的行骗经历表示，他获得成功的部分原因——也就是他没有立即被拆穿，而是靠着医生的名号蒙混过关的原因——就是他完美地掌控着权力，让周围的人感到自己才是专家。他在为不具备医疗知识的战士们撰写“战场指南”时充分尊重另一位医生的意见。他对那位医生表示，对方的学识比他渊博得多，自己在对方面前不过是个小学生罢了。这一招灵验无比，德马拉从中学到了大量医疗知识。后来，在船上，他对船长和高级军官如法炮制，总是在他们的权威和资历前弯下腰来，虽然他自己的级别也不低。这样一来，他从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不少好处，而这些人被他奉承得也不太好意思详细调查他的底细了。
另一个影响我们解读他人思想的因素是金钱。明确地说，是关于金钱的想法。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的市场学系主任、心理学家凯斯琳·沃斯（kathleenvohs）曾做过9项试验，结果发现人们只要一提到钱，哪怕只是随口一提，对他人的注意力也会减少——实际上，他们会因此拉开与他人的距离。骗子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他们在布局阶段总要制造一些财务危机或是意外之财的状况。正如西尔维娅·米切尔对其受害者所做的那样，直接提出关于财务的问题：他们对金钱的执念太过强烈；他们在感情上遇到问题，是因为他们与物质财富的关系不够健康，诸如此类。而当受害者们忙着思考这些问题时，她就会仔细观察，把对方的情况猜个八九不离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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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丽是新加坡人，她在纽约大学获得了商学硕士学位。她的生活正遭遇着诸多不顺：在职场上，她似乎陷入了僵局。那是2007年，她在一家知名投资银行上班，每周要工作80到100个小时。这份工作其实不赖：薪水很高，而且当时失业者大有人在，她应该感到满意。但是无休止的加班又像是在浪费生命。她很想念家人，尤其是身染重病、需要照料的母亲。她在感情上也一样并不顺遂。她暗暗喜欢一名同事，尽管她心知这是职场大忌，而这位同事却对她的感情视而不见，这总是很常见的。更棘手的是，对方是一名女性。她发现了自己的性取向，而这在她的祖国不会得到认同。她感到孤独、失落、脆弱和无助。
就在这时，她来到了那个地方。悬挂着的灯笼散发出的温暖黄光，小珠串成的窗帘和主人热情并带有鼓励的微笑都在告诉她，她在这里不仅会受到欢迎，还能得到安全。
西尔维娅·米切尔从一开始就发现，钟丽的气质有些异常。米切尔告诉钟丽，她全身都充满了负能量。不过还有希望，米切尔可以消除负能量——但钟丽要拿出1.8万美元，放在罐子里让米切尔保管。这只是一种形式，是良好意愿的展现，能让围绕着她的黑暗力量消散无踪。
米切尔随即更进一步，她对钟丽说，在她的前世，她的家人亏待了她所爱的人，因此她现在才会面对这一份无望的感情。但幸福的未来还是有希望的，米切尔安慰她说，她能感觉到希望。但要让希望变成现实，需要付出努力，很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不能通过一次拜访实现，必须来很多次。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米切尔带领钟丽一起冥想，把她们的能量注入对未来完美爱情的祝福中。米切尔表示，她可以主持一些仪式来为这个过程助力。她同时强调，这是需要时间的。前世的行为后果十分严重，所以需要时间——还有金钱，一共12.8万美元。钟丽渐渐把这些钱都交给了她的这位新闺蜜。
尽管她们的关系日益亲密，但毫无意外，钟丽的问题没有得到任何解决，反而愈发严重了。那位同事投诉她性骚扰。很快，钟丽就被开除了。
钟丽的母亲还是重病缠身，她仍然孤身一人，没有工作也没有钱。米切尔几乎拿走了她所有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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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布拉·萨菲尔德和钟丽都不是容易上当的女人。她们事业有成，头脑聪明，在各自领域的工作都得心应手。而且两人在事后都公开表示，她们对西尔维娅·米切尔都产生过很大的怀疑。但是，她们当时都处于感情脆弱的状态，而米切尔正是她们在这种时候需要的人。而且，她又是那幺亲切。萨菲尔德曾坦承：“我自认为是个聪明又受过教育的女人，那是我经历过的最丢脸的事。”
从某种意义上看，在料敌机先这个步骤中，灵媒这一角色要比其他骗子更有优势：灵媒的猎物是经过预先筛选的。会自己走进灵媒会客室的人本身就愿意去相信他们并接受建议，而且想为自己的麻烦或处境找到一种简单的解决方式。这一点对其他骗局也适用。在如今这个互联网时代，克服料敌机先的第一道难关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找到那些会对虚假广告、电子邮件和其他“钓鱼”骗局进行回应的人。骗子再也不需要观察并挑选了。他们要做的只是建立一个有吸引力的网页，或是编造一条信息，然后等着猎物上钩就好了。（钓鱼信息使用的低劣措辞和看上去漏洞百出的故事并非出于编造者的愚蠢，反而是精心策划的产物。骗子早就发现，过于周密的骗局会引来太多的“鱼”，这会让接下来选择下手对象的工作成本高昂。用现在的办法，就只有真正的笨蛋才会落入陷阱。）
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在料敌机先的布局阶段，敏锐的心理洞察能力始终是至关重要的。即使有了最精妙的圈套，要想引来真正的大鱼，还是需要骗子具备大师级的冷读能力。像萨菲尔德这样的人可能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走进灵媒会客室的。如果米切尔不是那幺技艺高超，萨菲尔德可能仅仅损失75美元就能全身而退了。这代价不算小，但远远不会让她倾家荡产。但在米切尔的高超手段下，萨菲尔德尽管心存疑虑，还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不止她所有的钱，还包括抵押房屋的贷款。
完善的料敌机先工作对骗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选择受害者时必须小心谨慎。如果像吉卜赛夫人那样急于求成，就可能让整个事业毁于一旦。德马拉不是随便同意罗伯特·克里奇顿为他写传记的，他事先对克里奇顿进行了一番调查：在收到他的第一封来信后，德马拉就摸清了他的背景，随后又在纽约多次约见了他。每次会面前，在克里奇顿等待德马拉时，后者就会躲在一旁观察前者的一举一动。德马拉想要确定，为自己作传的不是随便什幺人。他要的是能写出他自己想要的故事的作者。他需要的这名传记作者同时也是他的猎物。
他最终达到了目的。克里奇顿写了两份书稿，第一份从纪实报道的角度来看更加直白。这份书稿描述了一个害人无数的男子，还揭露了德马拉骗子身份之外更加黑暗的一面：多起诉讼与投诉声称他对男童存在虐待与性侵行为。这份书稿被出版社拒绝了。编辑认为书的内容太过阴暗消极。对骗子的描写应该更轻松，加入更多的冒险和闹剧成分，减少让人痛心的内容。克里奇顿认真地考虑了这个建议。他是个严肃的作者，希望讲一个严肃的故事。他不想为真相裹上糖衣。
但是，他又回顾了与弗雷德共处的时光。尽管那个更阴暗的版本也许在纪实文学的意义上更加真实，但从个人角度说，克里奇顿总感觉弗雷德的故事应该有一个不同的版本。他后来曾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他眼里的德马拉实际上是个“改变了其罪恶信仰”的人。的确，他有严重的问题，但他也有力量与良心，能做出伟大的善举。他的很多恶行背后都是酒精在作祟——他有长期、严重的酗酒恶习。但他通过“纯粹的意志力”战胜了自己，到后来已经与克里奇顿见过的任何一个酗酒者都截然不同了。“他决不允许自己像人们口中的酒鬼那样，最终丧失骄傲与尊严，”克里奇顿评论道，“这让我和贝尔维尤医院的医生感到很惊讶。”（德马拉曾短暂入院治疗，克里奇顿是唯一获准探视他的人。现在看来，这也许是德马拉试图获取更深同情的又一个伎俩。）“无论他的状况有多坏，他都为自己的尊严和骄傲付出过巨大的，有时甚至是悲剧性的努力。我们也许可以说，他其实也是个受害者。他的本性被酒精的力量压制了。”
克里奇顿表示，尽管德马拉有过很多罪恶之举，但他的本性还是好的。“我很快就不再害怕他会利用我了，”他说，“他为人体面正派，慷慨善良……我只能说，对这个被称为‘糟糕演员’的人，我宁愿相信他的为人和言语，也不愿相信我所认识的其他人。”德马拉只是不幸境遇中的受害者，而这种境遇掩盖了他本质的善良与天赋。“我感到他是真的受到了宗教的召唤，却不知道该如何做出回应。我知道人们都愿意跟随德马拉。他能够成为一名杰出的政客。这个词对我来说并不邪恶，尽管很多美国人并不这幺想。我相信他也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牧师，因为他发自内心地爱着他人，欣赏他人，理解他人，并愿意聆听他人的倾诉。”克里奇顿断定：“他是一位卓越的人物。最重要的是，他在获得信任和支持的时候能够做出非凡的工作。他会以全部的热忱对这种支持做出报答。”
克里奇顿最终决定：那个阴暗的版本是错误的。德马拉已经做好准备赎罪了。他对他人的伤害几乎可以说是情非得已。于是，克里奇顿又描述了一个全新版本的德马拉，这个版本最终成功跻身畅销书排行榜。在这个版本里，德马拉成了英雄。而德马拉似乎早就完美地预测了这种结果。他有无人能及的识人之明，非常擅长料敌机先，几乎可以操控他选中的任何人。他选中克里奇顿作为传记作者时就知道，后者一定会认可这个赎罪的故事——因为他是个乐观主义者，希望在可怜的德马拉身上看到善良的一面。
克里奇顿的这种信念持续了很多年。在《伪装大师》一书出版后，德马拉就开始从他的传记作者身上搜刮财富。他一次又一次地得逞，并总是有着无懈可击的理由。1961年2月23日：“如果可能的话，我需要借点钱回加州。我来这里的路费都是借的。”1961年5月29日：“我现在缺衣少食，身无分文。如果书卖得好，你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我。”日期不详：“尽管羞于启齿，但我还是得向你开口要钱。我真的走投无路了。”日期不详：“我现在真是身无分文，缺衣少食。我现在还在密苏里州，你有什幺办法吗？”每次都是他改过自新的“最后机会”。每次他都要得更多。
后来，克里奇顿给德马拉买了辆新车，还替他交了军事训练学校的学费。在1960年代末期，他甚至还尝试帮助德马拉获得一些正面媒体报道。当时德马拉经营着加略山牧场，这是一个少年男子感化院。德马拉发誓说，他将把后半生的时间精力都投入这个合法项目。（结果他抛下牧场和男孩们，携款潜逃了。随后他又受到了另一场性骚扰指控，但他的律师帮他脱了罪。）即使是这种时候，克里奇顿也相信他会改过自新。“老德马拉的悲剧又重演了，”他是这样描述德马拉在牧场的工作的，“他仍然尽职尽责，但因为他没有相应的证书，没能按照法律和政府规定的程序办事，他的心血和善行最终被付之一炬。”
克里奇顿并非失去理智。德马拉就是有这种力量：他看人的直觉非常准确，能够看穿猎物的想法，从而让所有事在对方眼里都显得是他改过自新的努力。“我的丈夫和我都觉得你是上帝派来的使者。”一名底特律妇女在知道德马拉在朝鲜战场上的事迹后写道。她想请德马拉为自己的女儿做一次肺部手术。1974年2月，长岛作家协会主席莫丽尔·冯·维丝（murielvonweiss）曾写道，德马拉又一次玩起了失踪，他所谓的改过自新不过是在玩弄诡计。但同时她也为他祝福，并“认同……他做了很多好事”。她认为，“他的欺诈行为只限于伪造文书，而且并非出于贪婪或权力欲的驱使。他在每个行业中行骗时，甚至做得比一些合法的从业者还要出色”。德马拉真正行骗害人的事反而被有意无意地忘却了。
一天晚上，克里奇顿无意中向一名记者错误地提供了德马拉的下落，随即意识到自己又被德马拉欺骗了。“当天晚上，那名记者给我打电话，问我怎幺解释一个叫汉森的人否认自己认识德马拉的事。”他在给这个叫罗伯特·汉森的人写的信中说，“漫长而痛苦的经历让我知道了真相。第一种可能是，德马拉根本不在那里，也从未去过那里。第二种可能是，德马拉的上司或者同事在为他提供掩护（这个用词不当，应该说‘庇护’）。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德马拉自己接了电话，冒用了你的名字，并矢口否认自己去过那里。”克里奇顿对德马拉的企图心知肚明，却仍旧对他深信不疑。
然而，在越来越多的证据面前，克里奇顿对德马拉的好感也终于荡然无存了。德马拉两次把他告上了法庭，更无数次地利用他的善心把他骗得团团转。他把德马拉塑造成了英雄，最后却发现德马拉完全配不上这个称呼。他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你自己很清楚，以你的所作所为来说，你的名声真是太好了。”后来他又写道：“我凭空塑造出了一个英雄。如果你认为我不会在必要的时候亲手毁掉这个形象，那你就错了。”
在《伪装大师》一书的附录中，克里奇顿借德马拉本人之口总结了他的行骗技巧及其获得的成功，让这位骗子亲口说出了料敌机先的精要所在。“美国人更在意自己是否受人喜爱，而不是是否正确（这一点能让你在受到怀疑后还有挽回的余地）。美国人对犯罪者怀有令人惊异的宽容之心（你去过的所有地方都愿意重新接纳你）。美国人是全世界最容易相信他人的，他们会不假思索地接受你的一面之词，除非有证据证明你在骗人（他们不会去审视或者询问，而是等着你主动开口。当然，这对骗子来说是最好不过了）。这就是这个国家崇尚自由意志的最佳证明。除了美国，还有什幺地方能让我这样的人如鱼得水呢？骗子之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如果他们没有对你起疑，他们就会对你视而不见。”克里奇顿没有意识到，这些话准确地描述了他自己的经历。德马拉早就把他调查得清清楚楚。克里奇顿与其他受害者没有分别。德马拉在克里奇顿身上展开了他想看到的剧情——为他量身定制的完美骗局。但因为克里奇顿本人也是这段剧情中的角色，他没能像观察其他受害者那样旁观者清，看穿其中的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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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敌机先的关键在于揣摩对方的思想，从看上去与隐私无关的交流中套出个人信息，让猎物在不知不觉中对你敞开心扉。因此，那些“读心者”往往也是最危险的骗子：他们的技巧无比纯熟，几乎没人能抵御他们的影响。这种人太过危险，以至于有专门的法规来约束他们，这在骗子的世界中是个特例。纽约州法律规定，算命、“超自然力量”和“驱逐、影响恶灵或诅咒”的活动属于不法行为，除非从事这种活动的人立起一块大型告示牌，上面写着“只供娱乐消遣”。（一名灵媒嘲弄道：“我管这个叫‘遮光’——遮挡你的光环。”）虽然这条法律早在1967年就开始生效——算命活动可被处以监禁90天或罚款500美元的惩罚——但很少能被真正执行。据《纽约时报》报道，2010年至今，仅有10人因涉嫌违反这条法律而遭到指控。不过，其他地方比纽约州更加严格。底特律市郊的瓦伦要求当地灵媒在营业前接受犯罪背景调查，并留存指纹。
这项举措意在保护人们免受料敌机先高手的摆布——这些高手读人如读书，能让人相信他们可以透过面具看到“真实的”我们。但无论我们动用何种法律手段去给这些人设置障碍，我们都无法抵御他们遵循的法则，这也是所有成功的骗子共同遵循的基本法则：每一次布局都是为目标猎物量身打造的。因此，即使你能在大体上明白骗子的手法，身在局中时却仍然难以察觉。
正因如此，通灵者才是危险的：无论用什幺方法，我们都很难说服别人，他们的能力是个骗局。我曾与一位读心者有过交流。她身为魔术师，却并不表演常见的视觉幻象，而是精于读心的花招。后来她退出了魔术界。无论她如何解释，无论她怎样一次次地告诉观众，她所表演的不过只是障眼法，总有一些人对她深信不疑。她越是否认，这些人就越是相信。她对我说，到最后，她已经无法面对自己的良心了。
哈里·胡迪尼后半生致力于揭穿通灵者与神秘主义者的骗术。他也发现，这些人的危险性比一般的罪犯还要高。在其职业生涯早期，胡迪尼本人也曾投身于神秘主义。“在我从事魔术表演的日子里，我也曾结交通灵者，加入他们的行列，并成为一个独立的灵媒，还举办过降灵会，想探求一番真理。”他在1924年出版的回忆录《鬼魂中的魔术师》（citeamagicianamongthespirits/cite）中写道：“当时我为自己能让客户惊诧不已而扬扬自得。尽管我清楚自己正在欺骗他们，我却并未意识到自己玩弄他人宝贵情感的严重性，也没有预见到不可避免的严重后果。”他表示：“对我来说那不过是一场玩笑。我擅长故弄玄虚，这满足了我的野心，也满足了我对制造轰动效应的渴望。”但后来他亲眼看到了自己的行为导致的恶果，冷静下来认真审视这一切，他发现这远不止一场玩笑这样简单。“随着阅历渐增，我终于认识到，人们对死者的圣洁情感是不容亵渎的。而在亲身经历丧亲之痛后，我更为自己的轻浮举止感到懊恼不已，并首次意识到那可能已属犯罪行为。”胡迪尼随即放弃了通灵生意，并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致力于揭穿此类骗局。
胡迪尼指出，神秘主义危险性十足，而且具有很强的力量。“一种新的幻术可能把我骗倒一两次，这再正常不过了。”他写道，“但如果像我这样久经训练并发明过无数类似手法的人都能被骗倒，那幺可想而知，普通人该有多幺容易受到蒙骗了。”
1923年，胡迪尼加入了一个评审团，其功能与如今被称为“伟大的兰迪”的詹姆斯·兰迪（jamesrandi）所做的努力类似：这个评审团将为任何能证明超自然力量真实存在的人提供一笔赏金。结果没有一个人得到这笔奖赏。胡迪尼随即又悬赏1万美元，并宣布任何人只要能展示一场手法令胡迪尼无法复制的通灵表演，就能得到这笔钱。结果还是一样，没人成功。
然而，尽管胡迪尼与神秘主义竭力斗争，很多人还是迷信于他的力量——甚至在他彻底与神秘主义划清界限后仍是如此。一次，胡迪尼在波士顿表演时邀请了当时正在那里的女演员莎拉·伯恩哈特（sarahbernhardt）。后者是当时名满天下的歌剧演员，却因舞台事故导致右腿截肢。“胡迪尼先生，您的本领那幺大，”她对他说，“您能不能——能不能让我的腿回到我身上呢？”
胡迪尼惊呆了。“您在开玩笑吧，”他答道，“您知道我的本领有限，却在请求我做出不可能的事。”
“但您就是能做出不可能的事呀。”她答道。
通灵者、神秘主义者、未卜先知者和灵媒，这些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欺诈游戏的核心所在。料敌机先是他们的基础工作。他们扰乱的不是一般的信念，而是我们拥有的最根深蒂固的信仰。
在神秘主义面前，最聪明的人也不免上当受骗。心理学家达里尔·贝姆（darylbem）2011年的一项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轩然大波。他宣称预知未来的能力真实存在。但他还远不是第一位受到非正常现象蒙蔽的科学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约翰·马克（johnmack）就对不明飞行物（ufo）的力量深信不疑。他是哈佛大学医学院心理学系主任，同时还是曾获得普利策奖的作家。他越来越相信，外星人入侵已经发生，而且人群中就隐藏着外星人。他在1989年第一次遇到了ufo见证者巴德·霍普金斯（buddhopkins）。他后来对《今日心理学》（citepsychologytoday/cite）杂志说：“我身为精神病学者已有40年之久，但我从未听过他那样的经历。他真诚的态度、渊博的学识和对遭外星人绑架者的深切同情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继续说，“有过类似遭遇的人，对其经历的细节描述是如此一致，而他们之间不可能是串通好了的。”
在不那幺深刻的层面，我们其实一直都有神秘主义的经历。即使你不信仰宗教，也仍然有很大的可能性去迷信某件事。2014年美国橄榄球大联盟季后赛赛程过半时，公共宗教研究院（publicreligionresearchinstitute）进行了一项调查，想了解有多少球迷认为除了球队自身的实力以外，冥冥中还有一股力量在影响着比赛的结果。结果显示，大约一半球迷——也就是约五千万美国人都有这种想法。四分之一的人认为他们钟爱的球队受了诅咒，另外四分之一则祈求上帝帮助他们的球队，还有五分之一的人认为他们自己的行为能够决定球队的输赢。
球迷们还有小小的信仰仪式。21%的球迷会在每场比赛前进行一场祈愿活动：绕着圆圈跳舞，坐在相同的座位上，或是对着电视屏幕发表一番动员讲话。天知道，如果不这幺做的话，也许你就成了那个招致诅咒的家伙。
“如果真有什幺货真价实、完全不涉及欺诈、非人力之所能及的超自然现象，”胡迪尼总结道，“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可是迄今为止，我调查过的每起神秘事件都无非是有人受了蒙骗，或者太渴望去相信的结果。”但这并非受害者的过错，而是因为料敌机先者功力太深。如果你看穿了某些人，并做了充分的功课，研究了他们内心最深处的欲望、渴求、恐惧与梦想，那幺你就几乎可以让他们相信任何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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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黛布拉·萨菲尔德与钟丽共同把西尔维娅·米切尔告上了法庭。当年7月，米切尔因重大盗窃罪被捕。
萨菲尔德步入法庭时身穿一条优雅的条纹长裙，上身穿黑色衬衫，披着一件棕色外套，颈间戴着一条珍珠项链。她要见证米切尔无法再欺骗任何人。
随着审判的继续，更多案情浮出水面。罗伯特·米尔莱特从父亲那里借了7000美元，连同他自己的3000美元一起交给了米切尔。作为回报，米切尔给了他一条红色丝线，上面有很多代表他命中“因果报应”的绳结。她让米尔莱特回到家去，紧紧握住丝线，祈祷绳结自动解开。米尔莱特对陪审团说，他松开握线的手时，发现那些绳结真的消失了。
另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女性去找米切尔用水晶球占卜（仅收60美元）。结果显示，她命中也有一些“阻碍”。但如果她每晚穿白衣入睡，坚持一周，并在枕头下面放一个特殊的罐子，就能驱散厄运。罐子里要放入一些东西——米切尔称其为“祈祷清单”——包括900美元现金、一点清水和一口唾液。一周后，这位女士要身穿全黑服装，带着罐子回到米切尔那里。
她回去后，米切尔拿走了罐子，并让她在接待室中稍候。再次被叫进内室后，她发现罐里的水已经变成了红色。米切尔说，这红色就代表了她生命中的“不洁之物”。
米切尔的骗局被一一揭露。控方律师亚当·布朗指出，她从事的是“有组织的通灵犯罪”。一名匿名的陪审团成员后来对《纽约时报》说，她“显然是在用一种恶毒的方式抢夺这些受害者的财产”。助理地方检察官詹姆斯·贝尔加莫表示，她“做的不是洗涤灵魂的工作，而是把他人的银行账户洗劫一空。她找出受害者的弱点，并利用这些弱点获利”。换句话说，她就是料敌机先的大师：清楚地看穿他人的弱点，并以此获取对方的信任。警官鲍勃·尼加德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调查骗局时，能很清楚地看到（通灵者的）剧本。”
审判结束时，陪审团听取了两份书面声明，分别来自钟丽与萨菲尔德。
“我一向相信怜悯与同情，但西尔维娅·米切尔利用这一点欺骗了我。”钟丽在声明中写道，“一想到这件事，我就感到自责与悲痛。我希望我能为我的母亲做得更多。”萨菲尔德则写道：“我身心的一部分已经被她损坏，永远也无法追回了。她让我丢掉了自尊。她影响了我的健康、我与家人的关系以及我的名誉。”
米切尔辩解称，她只是想帮助这些人。谁知道呢——也许没有了她的帮助，这些人可能会遭遇更大的不幸。
经过陪审团两天零六个小时的慎重讨论后，审判结束了。2013年10月11日星期五那天，西尔维娅·米切尔被判犯有十项重大盗窃罪与一项谋划诈骗罪。法官宣判陪审团的裁决时，米切尔满面怒容。
到了11月，她的怒气已消失无踪。在监狱中被关押了一个月后，她的头发变得卷曲，漂染的金发下面已经长出了黑发。11月14日星期四那天，她收到了判决：入狱5至15年，并向钟丽和萨菲尔德赔偿约11万美元。法官格里高利·卡罗说得非常明白：米切尔专挑面对“某种重大压力”的人下手，骗取他们所有的财产。在所有罪恶的骗子之中，她是最坏的那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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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布拉·萨菲尔德和大部分受害者不同，她的故事有个美好的结局。在被米切尔骗走了2.7万美元两年后，她参加了“俄亥俄之星”舞蹈大赛的美式国标舞比赛。此时距米切尔被告上法庭还有一年。美国舞蹈界的着名人物云集于此。她以艺名黛布拉·罗奎恩登台，与相识7年的舞蹈老师托马兹·米尔尼基翩翩起舞。那天晚上，她带着一个她那个年龄组的最佳新人奖杯回了家。他们打败了32对竞争者。
2011年9月，米切尔被捕两个月后，萨菲尔德结婚了。米斯蒂克英文为mystic，有“神秘主义的”之意。——译者注
此处引文出自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人类的知识》，张金言译。——译者注
在事先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对陌生人做出解读。——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