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会回答问题，或是会顾左右而言他；他只会胡言乱语，用大脚趾蹭着地面，发着抖，面无血色，用手指揉搓着发根。
——《一个骗子的画像》（citeprofileofaliar/cite），公元前900年
如果有人问我，我是否受过骗，我会实话实说：我也不知道。我从未向庞氏骗局投过资，也没有被不可能赢的三牌赌局骗过钱——这些我知道。当然，我也上过一些小当，但这些谎言算不算成熟的骗局还有待商榷。但关键在于，最好的骗局是不会被发现的。我们受骗而不自知，只怪自己运气不好，于是白白蒙受损失。
魔术师通常不愿两次表演同样的戏法。一旦不再感到惊讶，观众就会有余力去注意其他事情，也就更容易识破诡计了。但最棒的手法是可以无数次重复的。这些手法被打磨得圆润成熟，根本没有破绽可循。着名魔术师，同时也是骗局揭秘高手的哈里·胡迪尼（harryhoudini）曾夸口说，他只要看过任何魔术三次，就一定能拆穿其手法。但据说，有一天晚上在芝加哥的大北方酒店（greatnorthernhotel），他的一位同行、魔术师戴·弗农（daivernon）向他展示了一个纸牌魔术。弗农从一叠纸牌的顶部拿起一张牌，并请胡迪尼在牌的角落写上了他的姓名缩写“”。随后，弗农把这张牌插入那叠纸牌的中部，随后打了个响指。奇迹出现了，胡迪尼签名的纸牌跑到了最上面。正如这个魔术的名字所示，这张纸牌是一张“雄心之牌”，无论你把它插进哪里，它总能回到最上面来。弗农重复了7次，胡迪尼7次都没看出门道。真正高明的手法是不需要隐藏的。（这个魔术靠的是娴熟的手上技巧，现在有经验的魔术师基本都掌握了这种手法，但在当时还是非常新奇的。）
对骗局来说，同样的法则仍然适用。最高明的欺诈游戏是不会被拆穿的。或者像德马拉的骗局那样，虽然被察觉了，但受害者羞于声张。假设胡迪尼和弗农的故事发生在不那幺公开的场合，如果胡迪尼对他不能识破弗农手法的事保持沉默，我是不会感到惊讶的。实际上，一个人反复落入同样的圈套并不稀奇。一位名叫詹姆斯·富兰克林·诺夫利特（jamesfranklinnorfleet）的得克萨斯州农场主先被骗了2万美元，不久以后又被同样的一帮人以同样的手法骗走了2.5万美元，他从未意识到第一次是个骗局。我们之后还会看到他的故事。大卫·毛雷尔也讲过一个故事：一个人成了一起着名电报骗局（骗子谎称能在播报比赛结果前数秒钟提前获知结果，可以让下注者稳赢）的受害者。多年之后，他在街上看到了那群骗子，向他们跑过去。骗子们的心一沉，觉得他一定会去告发他们。结果完全不是这样。他跑去问他们能否再让他下一次注。他确信这次自己一定会时来运转。那些骗子兴高采烈地同意了。
伯尼·麦道夫（berniemadoff）行骗至少20年而未被察觉。骗局破产时，他已达70高龄。如果他在被抓住之前就死了怎幺办？不难想象，只要新的投资人不断加入，受害者就不会识破骗局。
2007年6月，《石板》（citeslate/cite）杂志的记者贾斯汀·彼得斯（justinpeters）打算想个办法，买到去意大利的低价机票。他手头很紧，但仍然很想去国外休息几个月。然后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打算从有意出售航空里程的人手里买点里程，然后用这些里程来获得优惠。他立即上网搜索，看是否有人愿意出售里程。他运气不错，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名叫克里斯·汉森的人。这名飞行员手里有大量里程数，放在网站克雷格列表（craigslist）上出售。彼得斯很快就在他的帖子下面做出了回复——千万不能让他人抢先一步。他们通了电话。汉森机长听上去博学多闻，亲切友好。“我们的对话使我相信，他是诚实可靠的。”彼得斯后来写道。两人很快达成了交易：650美元，10万英里，用贝宝（paypal）支付。就这幺简单。
然而，贝宝拒绝了交易申请。彼得斯想，这可真奇怪。他向汉森发邮件说明了错误情况，但机长却没有回应。
彼得斯着急了。他预定的行程日期近在眼前，但他仍然没买到机票。于是他又开始了搜索。他找到了弗兰克·波尔加，待售里程卖家。波尔加很快回复了他的请求，还在回信中附上了驾照的照片。他证明自己确实真有其人，并不是什幺骗子。通过电话后——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交谈”——两人开始交易了。在绿点卡（greendotcard）里存上700美元，里程就是彼得斯的了。（绿点卡是骗子的最爱，这是一种礼品卡，随便在美国任何一个超市或是便利店都能买到。这种卡可以进行充值，任何知道账户的人都能使用卡上的额度。用这种方式转账可以省却电汇的麻烦。）
四天过去了，里程还没到账。彼得斯终于明白，自己可能上当了。但就在这时，失联的飞行员又出现了。他解释说自己出国了，无法收发电子邮件。但他还留着给彼得斯的里程。妥了，彼得斯当然还要——特别是在遭受了冷酷无情的诈骗之后。他向汉森倾诉了自己的遭遇，汉森对此深表同情。互联网上真是危机重重。为了让彼得斯安心，汉森还给他寄去了一份合同。他是诚实可靠的，彼得斯早就知道了。
贝宝还是不能用，彼得斯把说好的650美元电汇了过去。
故事讲到这里，除了彼得斯，人人都明白结局会怎样。三天过去了，里程还没到。四天，五天，六天过去了。没有里程，也没有邮件。彼得斯在一周内被同样的手法骗了两次。在这起案例中，有清楚的证据证明那是个骗局：没有里程。但在涉及概率的情况，像炒股、押注体育比赛或是金融投资中，谁能一口咬定受害者仅仅是不走运呢？
19世纪的美国马戏团经理人p.t.巴纳姆（p.t.barnum）也许从未说过“每分钟都有一个白痴出生”这种话（他很可能真没说过），但在20世纪早期的骗子中确实流传着另一句箴言：“每分钟都有一个白痴出生，还有一个人去修理他们，一个人去敲打他们。”总有坑等着人去跳，也总有人掉进坑里。
谁是受害者，谁又是骗子？这个世界上的伯尼·麦道夫与汉森机长都是什幺样的人？诺夫利特和彼得斯这样的人又有什幺共同的内在特点？是否有典型的骗子——与典型的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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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街18号是一座小小的、仅有两扇窗宽的奶油色房子，墙上有蓝白相间的百叶窗。嫩草从房子周围的水泥石板中冒出芽来。一个小小的蓝色与奶油色相间的车库，外墙上固定着一个篮球筐。这就是一位伪装大师居住过的地方，尽管他会尽力让你忘掉这一点。
费迪南德·沃尔多·德马拉二世——我们的老朋友，朝鲜战场上的海军军医西尔医生——于1921年12月12日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劳伦斯。他是当地一个富裕家庭的第二个孩子，也是第一个男孩。他的母亲玛丽·麦克奈利来自马萨诸塞州萨勒姆，是在最严格的爱尔兰天主教家庭中长大的。他的父亲老费迪南德是法裔加拿大人，也是南下美国的第一代移民。他来美国寻找财富，到小弗雷德出生时，他已经在电影业挖到了第一桶金。开始时，他只是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的一个小小的电影放映员。但几年以后，他就攒下了足够的钱，开始梦想能拥有自己的电影院。在劳伦斯，他遇到了一位愿意资助他的当地人。不久后，图米–德马拉娱乐公司（toomey-demaraamusementcompany）的第一家电影院——皇宫电影院就开业了。这家影院大获成功，老弗雷德似乎天生就是成功人士。后来，德马拉的母亲回忆说，他是“少有的那种拄着手杖、穿着鞋套还不像个白痴的人”。
弗雷德可并非出生在国家大街上那所简陋的房子里。他出生于时髦的杰克逊大街。他在艾米丽·g.韦瑟比学校的同学大多是磨坊工人之子，他因而显得与众不同。他比他人在社会阶层上高出一头，在身高上也一样。那时他就是个大个子了。
弗雷德并不特别受人欢迎，因为他总摆出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但他也没有特别招人讨厌，直到有一天，一个男孩认为他去向老师打了小报告。“我们会在午饭时逮住你。”这名男孩和一个新成立的小帮派对他保证。弗雷德在课间休息时迅速回了家。但在午饭前，他又回到了学校。被那些男孩包围后，他掏出了一把决斗用的手枪。“我要把你的肠子打出来。”他威胁道。后来老师从他的书包里又发现了两把枪。弗雷德被停学了。
他的行为很快就变得更加难以控制，于是父母就让他转到了一所天主教学校——圣奥古斯汀学校。正是在这里，他收敛了直接的暴力，改用了一种更加狡猾的行为方式。
圣奥古斯汀学校有一项情人节传统活动。每个八年级学生都要给一名七年级的男孩准备一份小礼物。这是个简单的、仪式性的交换活动，象征着八年级生的成熟转变。然而，弗雷德上到八年级时，他家的财务状况开始急转直下。在他11岁生日后不久，图米–德马拉娱乐公司就倒闭了。再见了，杰克逊大街。取而代之的是市郊的一所老旧的住房。国家大街。
德马拉无论如何也不想受穷。“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啊，”他祈祷道，“请不要让我们变穷。如果你实现了我的愿望，我这辈子每晚都会念一遍《玫瑰经》。”但他的祈祷没有得到回应。
在那个2月的清晨，德马拉想要一鸣惊人，让这些穷苦的天主教孩子看看真正的绅士是什幺样的。于是，他来到了杰克逊大街上的面包和糖果店。这里距离他以前的家不远。他知道，他家在店里还能记账。他订购了最大的心形礼盒，装满巧克力，让店员在3点钟准时送到学校去。
结果礼盒没来。也许是订单被弄丢了，也许是店主怀疑德马拉家已经付不起账。不管原因是什幺，如果还有比贫穷更让德马拉痛恨的，那就是被人称为“大话精”的耻辱。他夸口说要带来学校有史以来最大的礼物，但最后却两手空空。他发誓要挽回局面，怒气冲冲地回到了店里。这次，他不仅订了大礼盒，还为同年级的每个孩子都订了一份小礼盒。记在他的账上。
这次没有搞错。这孩子有胆量下这幺大的订单，他家里人当然会为他付账。他必定后顾无忧，否则不可能如此自信地做出这种事。礼盒很快就送到了。一辆满载巧克力的大号手推车来到了圣奥古斯汀学校。当然，德马拉一家是没有办法付账的。
从那时起，直到15岁辍学进入一系列宗教团体为止，弗雷德·德马拉都被人称为“糖果屠夫”。也正是在那时，他距离首个完善的骗局已经仅有一步之遥：盗用一个毫不知情的学生的证件，试图进入海军服役。
伪装者的生涯是否是他的命运？他是一个天生的骗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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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术高手都是邪恶之徒，他们心怀鬼胎，毫无道德——真是这样就好了，这会让世界变得简单得多。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出坏人，然后就能无忧无虑地生活了。然而，现实却比这麻烦得多。
在《欺骗是一门精密的科学》（citediddlingconsideredasoneoftheexactsciences/cite）中，埃德加·爱伦·坡（edgarallanpoe）指出了骗子的特点：“谨小慎微、自私自利、不屈不挠、足智多谋、胆大包天、冷漠无情、别出心裁、傲慢无礼还有皮笑肉不笑。”现代心理学尤其赞同其中一点，即冷漠无情。一般来说，人类已经进化成为相互协作的物种。我们互相信任，互相依赖，就算带着装满钞票的钱包走在街上也不必担心有陌生人会来行抢，上床睡觉时也十分笃定不会在梦中被人杀害。天长日久，我们的情感也随之进化，变得支持这种人际关系。我们对他人施以援手，自己也会感到温暖舒适。反之，如果我们说谎、欺骗或是伤害了他人，自己也会感到耻辱与内疚。当然，我们时不时也会脱离常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正派、体面——或者说，表现了冷漠无情的对立面。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关心他人，也知道他人会给予我们相当程度的关心。若非如此，整个社会将分崩离析。
然而，有一种人是例外。有极小的一部分人可能进化成了另一种生物，他们利用他人的善意攫取利益，凭借着冷漠无情的特质成了骗子。这些人对他人毫不关心，他们对自己造成的痛苦完全无动于衷，只要获利即可。这其实很合理：如果你身边的大多数人基本上都正派体面，那幺你就可以尽情说谎、欺骗、偷窃，并与他人和平相处。但这只在少数人采用这种手法的情况下有效——如果人人都这样做，社会就会自我毁灭，所有人都没有好下场。只有在少数人具备精心规划的冷漠无情这种特质时，它才能算作一种生存策略。正如研究反社会行为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家阿德里安·瑞恩（adrianraine）所说：“当在社会中占比重较低时，持续的不道德行为可被理解为一种可选的、有利于进化的策略。阻止不道德行为的情感体验的缺失，以及对欺骗和摆布等手段的运用，可以让一个人在一生中持续行骗而不被发现。”
有一个词被用来定义这种精心规划甚至是与生俱来的冷漠无情特质——精神变态（psychopathy），意味着从根本上缺乏对其他人的同情心。这是生物学上对极致的冷漠无情的定义。但是骗子真的符合这种描述吗？把德马拉这样的骗子说成医学上的精神病真的公平吗？还是说，他们只不过和我们一样，只是更加阴险狡诈一些罢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小谎言与骗子所设的骗局之间有本质区别吗？还是说，两者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罗伯特·黑尔的“精神病态症状清单（修订版）”（roberthare’spsychopathychecklist-revised）是鉴定反社会与精神变态行为时最常用的评估工具。这份清单对责任感、悔恨感、病理性说谎、控制欲、狡猾心理、性滥交、冲动情绪、外在魅力、浮夸外表等特点进行评估，如果得分很高，就说明受测者属于精神变态，或者具有“受苦的灵魂”——很多人会这样说。精神变态者的一个显着标志就是无法像其他人一样处理感情。对于一个真正的精神变态者来说，他人的痛苦毫无意义。他们没有同情，没有悔恨，没有内疚。面对会让大多数人感到震惊的事物，如可怕的图片时，精神变态者的脉搏保持平稳，汗腺分泌正常，心跳不会加速。在一项对临床精神变态的研究中，面对困难的道德抉择时——例如，假设掐死一个哭闹的婴儿就能拯救整个村庄，而不这样做的话，包括婴儿在内的全村人都会遭到不幸——精神变态者无法与非精神变态者产生相同的情感活动。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让人心力交瘁的选择。在寻求答案的思维过程中，大脑中负责感情的区域会与负责功利性思考的区域交战，而精神变态者的大脑中则不会有这种交战。他们会显示出极端的冷漠无情。
黑尔指出，精神变态者大约占男性人口的1%，而在女性中则极其少见（但并非为零）。这意味着在你遇到的每100名男性中，就有一个人可能在临床上被诊断为精神变态者。但这个人是否也会是天生的骗子呢？
从某个层面上看，数据似乎显示骗子和精神变态者之间有着直接而紧密的关系。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如果一个人身上存在与精神变态相关的神经缺损，他们就会表现出显着的精神不正常行为——同时也会表现出显着的骗子式行为。在创伤研究中，早期受过额叶极皮层和腹内侧皮层——这两个区域与精神变态相关——损伤的人会表现出与精神变态者和骗子极为相似的行为和性格变化。比如，有两位此类患者在研究中出现了说谎、操控他人及破坏规则的行为。他人对他们的描述是“缺乏同情、内疚、悔恨、恐惧等……对其行为的违法性毫不关心”。如此看来，精神变态这种生物学上的病态体质可以导致很多骗子式行为的出现。
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精神变态只是所谓的“黑暗三角”人格特征的一部分。另外两个特征——自恋（narcissism）与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也能够解释我们在骗子身上所常见的很多特点。
自恋会导致浮夸、自命不凡、自我膨胀、过高的价值感和操控他人等。简言之，这似乎说的就是弗雷德·德马拉。他不甘屈于人下，迫切需要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并不惜一切代价去达到这个目的。自恋者会不择手段地维护自己的形象。正是因此，弗雷德才会去糖果店行骗，以避免在同学面前丢丑——这算不上什幺伟大的骗局，而是这种自我中心倾向的后果。
不过，也许能更准确描述他行为的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这种人格几乎与欺骗画等号，在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和最着名的骗术高手的故事中都能找到这种特征，两者都冷酷无情而极具成效。
在心理学语境中，“马基雅维利主义”指的是一系列特定的属性，具备这种属性的人会为达成其目的而操控他人——这几乎是对骗子教科书式的定义。北卡罗来纳大学市场学教授理查德·卡尔胡恩（richardcalhoon）在1969年曾发表论文，将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定义为“采用侵犯、操控、剥削他人等不正当手段以达到个人或组织目的”的人。1970年，为研究领导者操控人心的倾向，两名心理学家——理查德·克里斯蒂（richardchristie）和弗洛伦斯·盖斯（florencegeis）发明了一种名为“马基雅维利主义量表”的测试方法。在这份问卷中得到高分的人，即“高危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在社会中往往也是操控他人的高手。在一系列研究中，当一名高危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与一名低危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处于相同环境下时，前者几乎在所有情境中都领先于后者。后者会受到感情的阻碍，而前者则不容易受到类似的困扰。
一项早期研究以11名不同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为样本，其中有学生、大学教师、父母、孩子、运动员、精神病院员工、商业公司雇员等。研究发现，这些人更喜欢虚张声势，欺诈哄骗，讨价还价，迎合他人。同时，这些人在做这种事时也更容易成功。在另一项研究中，具备马基雅维利主义思维方式的人比其他人所说的谎言更具说服力：人们观看受试者否认自己偷过东西（一半人确实没偷过，另一半人在撒谎）的录像，在马基雅维利主义量表中得分较高的人获得信任的次数远远高于其他人。在第三项研究中，商学院的学生要决定是否要付给某人回扣。这种行为往往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也是违法的）。他们会分别得到一个给出回扣的理由。当这个理由的成本效益较高时，在马基雅维利主义量表中得分较高的人会更容易接受并给出回扣。
由此或可见，马基雅维利主义和精神变态一样，使人们更倾向于做出骗子式的行为，并让他们精于此道。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德尔罗伊·保豪斯（delroypaulhus）专门研究黑暗三角人格。他指出，“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概念比“精神变态者”更能准确描述骗子的特性。“显而易见，道德水平低下的股票经纪人，如伯尼·麦道夫之流，并非精神变态者。”他写道，“他们是一群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利用蓄意的、有策略的手段从他人身上攫取利益。”
那幺真相到底是什幺，骗子到底是精神变态者、自恋狂还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抑或三者都是呢？德马拉似乎同时具备这三种特性。常有人说医生扮演着上帝的角色，德马拉把这一说法发扬到了奇特的极致。一个人要多幺自负和自信，对他人的生命多幺漠不关心，才敢在毫无资质的情况下伪装成医生，进行多台手术，成为全船数百人唯一的医疗资源？这已不仅仅是自恋，而且是精神变态到极点的行为了：他手握无数人的生杀大权。这个人又具备多强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心态，才有本事欺骗整个国家的军队，操控其他医生、船长和士兵，让他们相信他是货真价实的医生？
德马拉并未因他在朝鲜战场上被揭穿的经历而气馁。恰恰相反，他变得越发胆大妄为。罗伯特·克里奇顿开始为他写作传记时，这位伪装者花了好几天时间说服克里奇顿让自己为其怀孕的妻子接生。他向克里奇顿担保，自己会比任何人都做得更好。明明可以找到专业人士，为什幺还要靠一个骗子呢？当然，克里奇顿心知肚明，德马拉没有受过任何医学教育。但他也确实救了那些士兵的命，而且他还读了那幺多医书——可能比一般的医生读得还认真。德马拉越是花言巧语，克里奇顿禁止他接近自己妻子的决心就越是动摇。最后，是克里奇顿的妻子朱蒂拒绝了这个建议——德马拉诚心诚意地直接对她提出了由他接生的请求。
实际上，真正的“艺术”体现在这里：就在这起不愉快事件发生后，朱蒂告诉罗伯特，不要再让弗雷德踏进他们的家门。但她的决心最终也被感化了。就在这位伪装大师离开他们家几年以后——这期间他还控告克里奇顿和兰登书屋拒绝向他支付稿酬——朱蒂竟然放心地把自己年幼的女儿交给德马拉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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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德马拉这样的人只是少数。事实证明，一个人可以具备全部的黑暗三角人格特征，甚至有更多的性格缺陷，却不会走上诈骗的道路。在骗子中不乏精神变态者、自恋者和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但这些人在很多合法行当中同样比比皆是。正如毛雷尔所说：“诈骗犯是法外之徒，但同样要记住，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很多身家清白的栋梁之材比起他们也相去不远。”在领导者与知名人士、华尔街高管、政治家、法律精英等群体中，如果进行测试，你会发现精神变态者与黑暗三角人格的拥有者所占比例之高，会让黑尔估计的1%显得天真。
谢尔比·亨德（shelbyhund）与劳伦斯·琼科（lawrencechonko）对一千名职业市场营销人员进行了马基雅维利量表测试，结果发现超过10%的人得分都在最高的范围之内，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平均值。换句话说，这些人是最易具备操控他人与欺骗等特质的。然而，他们所在的行业却是合法的。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罪犯，更遑论“犯罪界的贵族”了。
具有黑暗三角人格者更容易走上操控他人的道路——克里斯蒂与盖斯发现，医生这一行中的高危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总是选择成为精神科医生。这个领域的核心就是精神控制。而在另一项针对学生的研究中，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选择商业和法律专业的比例比其他专业都高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把对他人的控制行为发展到一般人无法接受的程度。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我举出上面这些事实只是进一步证明了自己的观点——政治家、律师、商人、广告人、市场销售人员不是和骗子差不多吗？但真相是，真正的骗子不是天生的，他们也是后天环境造就的。科学界流传着一句谚语：“基因装填子弹，环境扣下扳机。”这些人格特质其实可以被轻松地用在不那幺阴暗的地方。成为骗子并非命中注定。马基雅维利主义、精神变态或是自恋情结也不比领袖气质或铁石心肠等性格更容易造就一名骗子。
詹姆斯·法隆（jamesfallon）无意中发现自己是一名精神变态者。当时他在同时进行两项研究：一项是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脑部扫描图的大型研究，在这项研究中，他把自己和家人的脑部扫描图片作为“正常”的对照组；另一项较小型的研究则是针对精神变态者的脑部扫描图片的。他在翻阅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扫描图片时，有一张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张图片中的大脑具备了精神变态者的全部特征。很显然，有人搞混了，把精神变态者的脑部扫描图放进了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资料里。
通常，实验室研究的结果都是匿名的，以防实验员知晓受试者的身份。但这次法隆决定破例行事。他需要知道这幅扫描图主人的身份，以便把这份资料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他请一位技术人员找出了扫描图主人的身份。
后来，故事的结局被法隆写进了《天生变态狂》（citethepsychopathinside/cite）一书。结果没有错，这份扫描图就是他本人的。
法隆曾是精神变态基因决定论的坚定支持者。他曾声称，精神变态与否和其他众多身心条件一样，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运气决定的。如果你有个精神变态的大脑，只能说明你抽到了下下签。然而，在自己的大脑出现了这种问题后，他决定对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事实是否像他一直以来认为的那样，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呢？
现在，法隆仍然认为基因确实起了作用，但一个人童年的某个重要时期——也许会显示出一些征兆但没有具备全部特征的时期——却能决定这个人是否会成为完全的、临床意义上的精神变态者。如果运气好，这个人就会像法隆或者这本书中提到的部分骗子那样，成为一名高功能精神变态者。而抽到了下下签的人则会成为一名暴力精神变态者，成为被关进监狱甚至坐上电椅的重犯。
我们现在知道，胎儿在子宫内的时期对于基因组表观遗传标记（即决定基因表达方式的甲基化模式）的发展至关重要。法隆认为，除了这个时期以外，从出生到三岁的时期对一个人在未来是否会成为精神变态者也有非常关键的影响。在这段时期，儿童会自然掌握所谓的复杂适应行为，如处理恐惧情绪、微笑、与周围的人和事物进行互动的能力。但有时这种发展过程会被打断，特别是在面对压力的时候。理论上，在家中或学校里发生的某个造成创伤或形成压力的事件可能在打断正常发育的同时，让一个人基因中先天带有的精神变态特征凸显出来。德马拉在家道中落、被迫搬出童年居所后就显现出了这种特征。但如果没有发生类似事件，一个本来会成为职业骗子的人就有可能成为一名广受尊敬的神经科医生。
对大多数人来说，要从合法营生发展到行骗，需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首先是先天条件，即由精神变态、自恋和马基雅维利主义等特质所决定的潜在犯罪倾向；其次是机遇；第三是一个貌似合理的原因。举例来说，在公司欺诈案中，极少有人会平白无故地实施诈骗。一项研究表明，大约三分之一的犯罪者并非单纯想去跨越法律的边界（犯罪倾向），他们会察觉到有竞争性的销售环境（机遇），并决定做些什幺让自己脱颖而出（理由）——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试图偷工减料抄近路，并把这种举动合理化、必要化的企业文化与氛围。
犯罪倾向与机遇同时出现时，骗子就诞生了。据一些消息人士透露，这就是史蒂文·科恩（stevencohen）现在已经恶名昭着的对冲基金sac资本顾问公司内长期充满内幕交易——金融人士变成骗子——的原因之一。“你会觉得那并不太坏，因为他人都试图分一杯羹。”一名熟悉这家基金公司的消息人士透露说，“我觉得不太可能案发，不然的话现在早就该有人被抓走了。”对于sac公司，他说：“公司高层从未有人用小孩子都能明白的语言说过这样的话：‘别去犯法。别去骗，别去偷——我们不能这样做。’”“有传闻说，一名应聘者曾在其上一家公司进行内幕交易，但他还是被雇用了，尽管公司的合规官对此表示反对。结果被录用后没过几周，他就开始进行内幕交易了。”
对于这种结果，实验早有预见。一项针对市场人士的研究发现，企业的道德体系会对其中具有较高行骗本领的人（特别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是否会真正采取行动造成影响。与那些结构松散、道德标准不明确的公司的员工相比，道德标准更高、组织结构更严谨、不轻易允许员工任意妄为的公司的员工进行欺诈活动的可能性要低得多。
一家公司的行为标准、文化或者说环境——什幺可以做，什幺不该做——必须用清楚明白、毫不含糊的方式传达给员工。否则，那些有欺骗倾向的人就会很容易把罪恶念头付诸行动。“高层的态度至关重要。”以处理欺诈案手段强硬着称的纽约南区检察官普利特·巴拉拉说，“虽然是老生常谈，但这是千真万确的。”尽管在职业骗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无论身处何地都会自己创造机会行骗，外部环境仍然是很重要的。在一个监管不严的基金公司中实施欺诈的交易员在其他地方却可能是正直清白、遵纪守法的。
我们都在意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如果认为大多数人会对我们的行为感到不满，我们就不会去违反规则。与其说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倒不如说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这种情况在企业中并不鲜见。usis公司曾为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情报机构提供安全调查工作，但这家公司被发现伪造了数千份调查报告。一开始，似乎只是一名行为不端的员工上报了1600份伪造的信用报告；一个坏苹果并不能代表整棵苹果树。但到了2014年1月，调查结果显示，坏苹果并非只有一个。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诉讼，这只是一桩巨大丑闻的冰山一角：整个公司在2008到2012年间伪造了超过50万份背景调查报告，超过全部背景调查报告的40%——这让加拿大皇家海军录用德马拉的失误显得微不足道。这不是一个坏苹果的问题，而是整棵苹果树的问题。有这样的树，才能长出这样的苹果。
骗子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找出的理由可以说是其犯罪倾向与机遇相辅相成的结果：一个有犯罪倾向的人在察觉到好机会后，就会找个理由采取行动。有大约半数诈骗犯表示，其所处竞争环境非常不公，无论是市场环境还是企业环境。他们只是想让游戏更加公平，并说服自己，进行欺诈是他们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
德马拉一次又一次地靠把自己的欺诈行为解释成好心办坏事而逃脱罪责。他否认自己是个骗子，声称自己只是运气不好，但本心是好的。他没有扮成一位寻找生命意义的得道高人去欺骗不幸的宗教团体成员，而只是想传播信仰的教义。以本·w.琼斯之名冒充得克萨斯州的典狱长？那是因为囚犯需要他这样的人。冒充外科医生加入加拿大海军？那是因为他们需要专业医疗人员，而他不过是想救死扶伤而已。他为自己的罪行找借口的本领实在高超，以至于克里奇顿把他描绘得更像个受害者而不是个罪犯，骗局发生在他身上只是因为命运不公而已。
会导致自找理由与行动的不仅是机遇。在全球范围内，一些国家的文化对我们所理解的欺诈行为与理由也更加宽容。一项研究显示，无论出于什幺原因，一些国家的学生比美国学生更容易给出回扣。他们所成长的社会的准则不同，行为标准也不相同。在美国人眼中不甚道德的事在其他人看来也许只是世道如此。在俄罗斯，抄袭者不会受到谴责，就连伪造材料的人也可以为所欲为，只要其行为的目的是正当的。
对一些人来说，将欺诈合理化的行为甚至是善意的。有超过20%的行骗者声称，他们只是想掩盖坏消息。他们没有做出应有的表现，为此感到羞愧，并真心相信只要留出一些余地，他们就能回到正轨，他人根本不需要知道他们曾做过坏事。当然，他们描述的情况并不总会发生。
一名律师在开始私人执业后为一家小型电脑创业公司的首席财务官（cfo）辩护。当时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经济有下滑的迹象。这位cfo决定要伪造一个季度的财务报表。“他是个非常正派的人，甚至有点天真，”这位律师回忆道，“他是那种会去观看孩子棒球赛的好男人。在开始接受调查后，他会坐在会议室里——我为他感到痛心——看上去就像要哭出来一样。他真的非常难过。”这位cfo辩称自己只想做一次假账。下个季度情况一旦好转，他就打算回去更正自己的错误。“但下个季度并没有好转。再下个季度也没有。而此时他已深陷其中，难以自拔。”一次假账之后又是一次假账。这本非无可避免。但它就是这幺无可避免地发生了。
他算是个骗子吗？大多数人会给出否定的答案。他只是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走了霉运，一时失足而已。他确实做了坏事，但没有什幺坏心。像他的律师一样，很多人甚至会对他产生同情。他走了歪路，但本质上还是个好人。他只是想办好事而已。
然而，这件案子恰恰揭示了故事的另一面：没有一个骗子像他们表现的那样无辜。那家公司彻查了此事的全部细节，以确定这名cfo不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失。“结果发现，他在第一次伪造财报后不久就开始盗用公司信用卡，挪用公款数额高达数十万美元。”那名律师说，“我对他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他在我眼中本来是一个竭力想挽回失误又不想弄丢工作的人。然而，在犯下第一个错误后，再犯接下来的错误就很容易了。”
骗子就是这样诞生的。在道德的路上是不能抄近道的。一旦你决定踏上快车，翻过山头，再想刹车就太晚了。开始时总是一点小事：糖果店的虚假信用账户、财务报表中的几行假账，或是引用文献时稍加篡改，让你的观点更具说服力。没人注意到你的小动作。然而，尽管你因为情况特殊或是事态紧急，决心只做这一次，但不知怎幺，情况永远不会好转。你总是时间不够，资金不足，或是精力不济。要做的事情太多，然而资源太少。一旦你行骗得手，那种让你再次出手、骗取更多、花样翻新的诱惑就会与日俱增。这时骗术已经不再是抄近路的权宜之计，而是供你利用的有效工具了。这就好像是黑手党电影里常有的情节：第一次杀人是最难的。在那之后，杀再多人也不过是小菜一碟。
那幺，到底什幺样的人才能被称作骗子呢？骗子会显示出受黑暗三角人格影响的行为，一旦机会来临就立刻行动。和其他不那幺阴险的人不同，这种人会把一切行为都合理化为情非得已。然而，尽管有这些共性，骗子往往还是难以区分，并常能让我们大吃一惊。有些人符合上面的描述，有些人则不那幺符合。不同研究对骗子的描述也可能大不相同。一项针对2011到2013年间全球78个国家近600起公司欺诈案的研究发现，部分犯罪者——不是全部——的性格特点符合黑暗三角人格的描述。的确，有些人完全符合。五分之一的人承认其欺诈行为的原因是“就因为我能这样做”。这可谓是最纯粹的黑暗三角人格的表现。超过40%的人行骗是出于贪欲，但更多的人——近50%是出于一种优越感，这是自恋情结的标志。他们自我感觉高人一等，因此理应得到更多。很多人声称没有得到足够的报酬和认可，于是受到愤怒情绪的驱动而行骗：你算老几，竟然不懂欣赏我？我会给你点儿颜色看看。
但其他人似乎没有这幺阴险，在骗取利益的过程中也没有这幺冷血。研究评估称，这些犯罪者中三分之一的人性格外向，35%的人相当友好。大约40%的人受到同事的尊敬，不过只有五分之一的人被描述为“智慧过人”或是“杰出的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