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王阳明的直接上司，叫方献夫。方献夫是王阳明在吏部的直接领导，也是后来听了他的课后，正式拜王阳明为师。
当时京城里的人讲的一个段子很有意思。说王阳明到了吏部上班，因为方献夫是他的上级，按照明代官场的礼仪下属要给长官行礼，王阳明要先给方献夫行礼。行完这个官场礼之后，再倒过来，方献夫再对王阳明行师礼。《阳明先生年谱》里就记载说：“献夫时为吏部郎中，位在先生上，比闻论学，深自感悔，遂执贽事以师礼。”这个景象蔚为奇观，颇有意味。王阳明当时在北京讲学的影响大到什么地步，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我们反过来说，一方面这说明阳明心学确实能够征服人，资历比他老的，甚至还有岁数比他大，还有他的直接领导都拜他为师。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明代知识分子的气象。只要你有真学问，知识分子就可以放下身段拜你为师。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这就是一种胸怀。
随着阳明心学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时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虽然从学术上划分，心学也能算到大的理学范畴，但阳明心学在本质上和明代占主流价值地位的程朱理学是格格不入的。当年在龙冈书院讲学的时候，席书来问他朱陆之辩，他就绕过去不回答。因为这实在是一个敏感话题。
在南宋的时候，陆九渊就和朱熹的这一派理学观点格格不入，有著名的鹅湖之辩。朱熹的这个理学是讲究格物致知，他从《大学》里面抠出格物致知。比如这支笔里有什么道理啊，我要把它格透。一张纸里有什么道理啊，要把它格透。格透了之后，渐渐地把它归纳到一起，慢慢找到所有事物背后的真理。朱熹的理论就是你慢慢去格，你格尽天下事物，自然就见到真理了。就因为他这个观点，王阳明年轻的时候就去格了竹子嘛，格得直吐血，啥也没格出来。王阳明就认为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是一条歧路。
陆九渊从小是个天才儿童，生下来就不得了。刚生下来的时候，家里儿子比较多，准备把他送给乡人去养。结果他大哥舍不得，陆九渊最小嘛，他大哥那时候年龄已经很大了，然后就把自己刚出生的孩子送给乡人去乳养，让自己的老婆也就是陆九渊的大嫂，来喂养陆九渊。陆九渊长大之后一直视兄嫂如父母，非常孝顺。
陆九渊非常聪明，具有一种强烈的怀疑精神，从小就特别喜欢提问题。三四岁的时候就问他爹，“天地何所穷际”？天地的边际在哪里？时间的尽头在哪里啊？他爹笑而不答，估计是答不出来。没人能解答，陆九渊就自己去找书，翻书，看书。十三岁时，看到古人说，“上下四方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豁然贯通，然后总结出一句名言，这句名言后来王阳明非常喜欢，叫“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宇宙不出我心之外”。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心即理”，其实便源自于陆九渊。
东南三贤之一吕祖谦为了化解朱、陆二人之间的矛盾，就搞了个鹅湖之会，让朱熹带着他的门人，陆九渊还有他哥哥陆九龄带着门人，进行辩论。结果辩了三天三夜，挑灯夜战，到最后谁都没说服谁。陆九渊的门人朱亨道后来记载说，“元晦之意”，元晦就是朱熹，“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要人从一件东西一件东西上慢慢学，最后才能找到这个事物的真理；“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这是两条路的选择，谁优谁劣也不一定。为什么呢？朱熹的路叫做博而返约，也是有道理的。而陆九渊的路是先立人生根本，先归纳，然后去演绎，放之四海而皆准。
纯以方法论来看，各有各的道理，但是，在文明史发展的过程中，朱熹的这条路总容易跑偏。为什么容易跑偏呢？
第一就是“物先心后”。事物放在前面，你把事物都格完了，最后才找到那个道理。人心在事物之后，就渐渐失去了人本主义精神，以人为本的精神。
第二是为了“求致知”。格物是为了致知，这个目的性很明确，求致知而格物，就容易导致表面的格物，就容易跑偏。你要是真的格物，像西方实验主义科学兴起，那样也对。但是，中国后来走的一条路就是表面的格物，然后就去想当然地致知了。到最后就是徒逞口舌之利，而错失了科学。
第三是容易滑入假道学。这种徒逞口舌之利，渐渐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叫做“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个“致知”出来的“知”渐渐变成了喊口号、假道学，这就容易被专制统治阶级所利用，变成禁锢人性的一种手段。
陆王心学则是先以人为本，先发现自己的心灵，先塑造一个人。陆九渊的学说先求人，先要让人做个“人”，成为一个大写的“人”。西方文艺复兴也是在人本主义精神的觉醒下，然后实验主义、科学主义兴起，导致现代科学文明的诞生。没有人本主义精神作为支撑，那个博而返约的手段最后就变成了假大空。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本主义这个出发点、制高点，人也会渐渐迷失。
我们看今天的教育，中小学教育，走的就还是朱熹这条路。先学各种各样的课程，为什么那个汉字要抄一百遍、两百遍，就是为了让学生在这个过程中磨，一个一个地格物。格到一定程度，自然贯通。可是，谁说格到一定程度就一定会悟呢？说不定反而就更迷茫了，就彻底不喜欢学习了。因此，德育教育和知识教育一定要并行，而且德育教育要作为根本。
这个道理无所不在。
禅宗为什么有南北宗之别？北宗讲渐悟渐修，神秀说：“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而六祖慧能却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不论宗教也好，学术也好，都存在着这两条路的竞争。我们说虽然二者各有优劣，但从文明史的发展来看，心学走这条路是促使人性觉醒的，而朱熹的这条路却是有可能跑偏，最后成为专制统治禁锢人性的一种手段。
鹅湖之会四年后，陆九渊和朱熹又有皇极之辩。但我们知道，后来朱熹这套理学成为统治阶级喜欢的御用哲学，陆九渊的学说便日渐式微了。
心学南迁
王阳明在北京讲学影响越来越大，结果有两个学生，一个学生叫王舆庵，一个学生叫徐成之。王舆庵喜欢朱熹的学问，徐成之喜欢陆九渊的学问，两个人就互相辩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就争到先生面前，向先生请教朱陆之辩。
阳明心学要发展，其实绕不开这个问题，否则在学术史上无法占据地位。
王阳明龙场悟道的时候不能提朱陆是非，因为当时境地还是落难之际，现在却可以了。两个学生来问，王阳明一开始也是打马虎眼，说王舆庵推崇朱熹，朱熹是正道嘛，是朝廷官方都认可的正规学说。徐成之推崇陆九渊，王阳明就说：“是朱非陆，天下论定久矣。久则难变也。虽微成之之争，舆庵亦岂能遽行其说乎？”就是对徐成之说，是朱非陆，从南宋以来的官方学说都是如此。
这一下，徐成之不高兴了。徐成之“谓先生漫为含糊两解”，意思是说，先生你这不是和稀泥吗？你是一个学者，你是一个知识分子啊，你应该为真理说话。你到底怎么想的，你这等于没表态嘛！我不满意，不满意，相当不满意！徐成之表示了抗议。
然后王阳明专门写了一封信，在信里面他的观点得到了表露，“仆尝以为晦庵之与象山”，晦庵就是朱熹，象山就是陆九渊，“虽其所以为学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为圣人之徒……”还是先两边折中一下，说两个人虽然观点不一样，但都是前贤圣人。“独惟象山之学，则以其尝与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篱之……”因为陆九渊当初和朱熹观点不一样，后来朱熹成为正统观点，陆九渊就受打压，难道这合理吗？这话已经具有倾向性了。“故仆尝欲冒天下之讥，以为象山一暴其说，虽以此得罪无恨。”到这儿，王阳明的观点已经很明确了。他说，我支持陆象山，哪怕因此受天下讥讽、嘲笑，我也无恨。这就清楚地表明，王阳明是反对朱熹理学这一当时的官方学说，他的心学是继承了陆九渊的这一路学术门派。
关于王舆庵和徐成之的这场辩论，史料没有说明是不是王阳明安排的，但我觉得很有可能是王阳明安排的一场双簧戏，就像现代文学史上那场有名的双簧一样。新文化运动初期，反响并不是很大。新文化运动虽然竖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但那些守旧派、保守派不理睬啊？不理睬，就没有反响。这时候，钱玄同和刘半农两个人就唱了一出双簧戏。
1918年，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写了一篇《文学革命之反响》，罗织新文化运动诸多罪状，一二三四列出来，对新文化运动口诛笔伐，俨然一个守旧派在批判新文化运动。刘半农立刻写了《复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展开一番笔战。这一下，天下关注，影响很大。后来，果然把真正的保守派像林琴南这些人都吸引出来了，这时候新文化运动就有了崭新的文学革命的成果。你要和守旧派交战，你才有影响，你才有效果。这就是双簧戏，是引起关注和反响的一种重要手段。
以阳明心学的实用智慧，在现实中变幻无穷的运用之妙，估计王舆庵与徐成之这场辩论赛完全有可能是王阳明策划的。因为在王阳明表过态之后，王舆庵和徐成之后面也没怎么争论了。为什么呢？后面反响太大了，不限于他们学生间的争论，惊动了朝廷了。
原来这个王阳明在兴隆寺讲学是反程朱理学的，是反官方主流学术的，这还得了？这一下影响太大了，心学的地位由此确立。但是，朝廷不乐意了。这几百年来谁敢批、谁敢反程朱理学啊？你王阳明敢反？思想很深刻嘛。那好，思想有多远，你就滚多远吧！王阳明的仕途本来是从地方逐步接近中央，但是因为心学的影响太大，因为反对程朱理学、反主流，和官方学术格格不入，王阳明又被重新调往南京，去做太仆寺少卿。
太仆寺在人间叫太仆寺，在玉皇大帝那儿叫弼马温，就是管马的官。而且还是少卿，不是正卿。王阳明其实相当于副弼马温，不是正弼马温。朝廷把王阳明派到南京那儿去管马了。南京的太仆寺设在滁州，就是欧阳修写“环滁皆山也”的那个地方。
王阳明到了滁州也不沮丧，仕途本身起起落落，已经不挂于心。他最爱的是讲学，到哪儿不能讲啊？北边不让讲，咱们去南边讲嘛。这一下更不得了，随着王阳明的南下，心学也迅速向南方播迁。当时阳明心学的旗帜已经树起来了，体系完整，内容深刻，而且和程朱理学格格不入。这一下吸引了大量的有识之士，在滁州的讲学盛况空前，好多人都赶来听讲。
王阳明讲学的方式非常生动，又非常生活化，史料记载说，“阳明日与门人遨游琅琊、让泉间”，在天地、自然间讲学。“日夕而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湖边围着数百人，“歌声震山谷”。光讲学还不算，还要唱。礼乐教化，歌声震山谷。滁州当地人都知道出了一位王夫子。一提王夫子，平民老百姓皆北面而礼之。所谓“面南背北者王”，百姓向北行礼参拜王夫子，对王阳明的尊敬已到如此地步。
在滁州的两年，王阳明在太仆寺少卿这个位置上也过得非常快活，这个地方俨然成了南方的文化中心。
这个时候，王阳明的教学手段极其丰富，教学成果极其显著，教学影响极其可观。就在这个时候，王阳明又意外地升官了。本来不是非主流吗，赶到南方做了副弼马温，怎么又突然升官了呢？而且这个官升得很蹊跷。王阳明升的这个官叫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
这个官位本来和王阳明没有任何关系，这么重要的一个官职，怎么就落到他头上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