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盗匪心中都有良知，因此王阳明坚信人人心中皆有良知，人人皆是圣人。教育个体的时候，致良知是指每个人发现良知；面对社会群体的时候，就是良知致人。王阳明在县令的任上，知行合一发挥了那么强大的作用，就因为他的“知”就是“致良知”。
事上见良知
俗话说，光说不练假把式，光练不说傻把式。
王阳明讲知行合一、事上练，结果到庐陵县任知县，虽说此前没干过这个职务，但上任第一天就免了葛布税，直接就跟宦官斗在一起了。最后成功免了税，为老百姓免了灾。凭着事上练的智慧，一切难题迎刃而解。
有人可能不理解，王阳明这一出手就大侠风范，他怎么就炼成了这个功夫呢？怎么就这么厉害呢？而且他是不是就止于这个境界了呢？
我们会发现，他其实越到后来越厉害，境界一层一层向上。先是斗宦官，后来南赣剿匪，平宁王之乱，然后再平广西匪患，在他手上似乎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一介书生，身体羸弱，跨界去打仗，却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武将大多都比他这个儒生出身的儒将差远了。难道只是因为他气场强大，运势好？其实成功的背后总有深刻的道理，那就是智慧层面的原因了。
阳明心学的伟大就在这里。王阳明说，心学，不仅可以让王阳明成为王阳明，还可以让每个人，你、我、他，每一个普通人成为王阳明那样的人。这背后的关键是什么？事上练的背后有一个关键的地方，也是阳明心学的总纲与核心，堪称总纲中的总纲、精华中的精华，那就是三个字，叫做“致良知”。
王阳明曾经有个学生叫周道通。周道通是江苏宜兴人，曾师从过王阳明，也师从过湛若水，做过知县。周道通经常讲王阳明事上练的智慧，就写信跟老师切磋。
周道通在信上先引了一段王阳明教他们的话：“事上磨练，一日之内，不管有事无事，只一意培养本原。若遇事来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觉，安可谓无事？但因事凝心一会，大段觉得事理当如此，只如无事处之，尽吾心而已。”（《传习录》）这段话周道通引述的是王阳明对他们的教导，是说先生总是教导我们，修养要在事上练，每日不管有事无事，只要心有所感触，其实就是事了。依着事理用心去体悟，就觉得道理都在其中，据此就容易找到本心了。
周道通接下来就问，先生讲的这个道理我都懂，但是生活中这个事真不是我们想的那个样子。你看我做行政官员，知县的工作纷繁复杂，这件事还没处理完，那件事又来了。这件事还没掰扯清楚，那件事又来了。老百姓的事还没解决呢，上级的事又来了。上级刚刚应付完，老百姓又有不满了。真的是焦头烂额，应接不暇。我也按照先生教的事上练的智慧去做，但是每觉精神疲惫，虚弱不堪。而且按您所说，每件事还要总结，还要静坐反思、总结，然后才能升华。这样，人的精力怎么够呢？遇到这种情况，我想应该按照您的教导，从事情里抽身出来反省，宁可不把事做完，也不能不培养我的心。您说对吧？
王阳明自己也做知县，他处理的难事、烦事成堆，后面还会遇到更大的麻烦。他的事上练同样不轻松。当周道通这么问的时候，王阳明就解释了，他说：“事物之来，但尽吾心之良知以应之。”这就是“致良知”之说。
“所谓‘忠恕违道不远’矣。”“恕”就是孔子说的“吾道一以贯之”的“恕”。关键是“恕”这个字，就是我们讲的道心惟微的那个道心。“凡处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顿失次之患者，皆是牵于毁誉得丧。”就是说，为什么你在事情中总觉得疲于奔命，觉得有些事做得还可以，有些事做得真难，是因为你心中整个“牵于毁誉得丧”。毁誉得丧是什么？就是在做利益判断。你的出发点，你的终极追求不是致良知，“不能实致其良知耳”。你的那个毁誉得丧和致良知根本不是一回事。因此，“若能实致其良知，然后见得平日所谓善者，未必是善；所谓未善者，却恐正是牵于毁誉得丧，自贼其良知者也。”为什么会困惑其中，是因为出发点以及最终的归宿其实都是一个：你在做利益判断，不是在做价值判断，不是致良知。这就错了！
王阳明知行合一背后的大智慧，也就是心学的总纲，就是这个“致良知”。
王阳明不只是这么讲，他在庐陵任上的繁忙、困难凶险是许多地方没法比的。因为当时庐陵这个地方的老百姓那可不得了。江西吉安府庐陵县，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个出人才的地方。我们简单数数，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庐陵人；宋诗四大家的杨万里，庐陵人；南宋名相周必大，庐陵人；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庐陵人；大明第一才子解缙，庐陵人；大明五朝元老、内阁首辅杨士奇，庐陵人……你看庐陵出了多少牛人！
自隋文帝开皇二年以来兴科举，庐陵历史上总共出过三千多个进士，前前后后出过二十一个状元。科举考试，其实是我们华夏文明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因为科举打通了社会上下层，使得上层社会不断得以补充新鲜血液，社会才会良性发展。庐陵这个地方的文化底蕴、文化素养应该说是不得了。但另一方面，庐陵当时也是收税的重灾区。尤其到了明代，社会压迫严重导致世风日下，加之劣币驱逐良币，造成庐陵讼棍成群，就是替人打官司、告状的讼师特别多。一点点事都要吵架，都要告状，都要告到县衙。
庐陵前任知县叫许冲，最后走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许冲在给上级写报告的时候说，这个庐陵的老百姓太奇葩了，每天接到的状纸就有上千份，每天上千个官司要打，实在累得受不了了。他说如果在地狱和庐陵知县之间二选一，自己宁肯选地狱。听说王阳明来接任，许冲简直高兴坏了。因此，虽然说葛布税这件事不合理，但第一天上任，就遇到上千庐陵乡民涌入县衙告状的场面，王阳明也没料到。王阳明虽然敢于担当，取消了葛布税，但接下来发生的事，他也没有料到。
县衙依然每天收到大量状纸，王阳明本来身体就不太好，结果一看这些状子，告状的内容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多数就是邻居之间的矛盾，你拿了我一棵葱，我拿了你一瓣蒜；朋友之间什么当年他结婚的时候我送了份子钱，我结婚他不送份子钱……就都是这样一堆莫名其妙、乱七八糟的事。王阳明一看，这再有精神、再有精力，也处理不了每天上千份的状纸啊。但是，他是县令啊，古代知县的职责除了征收赋税，就是审理案件，责任在此，不能不受理啊。
对这些官司，王阳明不能像免葛布税那样，别人不敢做他敢做。不接受状纸，不许告状，显然不可以的，于情于理都是绝对不可以的。面临这种情况，这种习气，事上练的大智慧有效用吗？周道通在其他地方就觉得这纯属疲于奔命，完全应付不了。而庐陵则更是典型中的典型。王阳明又会怎么做呢？
为政以开导人心为本
我们来看王阳明解决这个问题的智慧，由此尤其可以看出他知行合一的智慧。
首先一个就是调查研究。王阳明这一点很厉害。虽然早在五百多年前，但王阳明已经有了大数据的思维模式。他“莅任初，首询里役，察各乡贫富奸良之实……”管辖地区的贫富奸良、经济情况、文化情况以及当地的人性，都摸得清清楚楚。有了调查研究，就有了发言权。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这一特点经常被人忽视。他后来打仗，也是如此。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哪里有座山可以埋伏兵力，哪里有条沟可以作为凭借，初来乍到的王阳明都事先了解得一清二楚。这就是背后的功夫。
调查清楚，心里有谱之后，王阳明具体解决的办法分三步走：要一限、二拖、三改变。
第一个是限制。
你绝对不能不许他告状，这于情于理不合，作为朝廷命官就是违法。但是王阳明对告状做了限制。
大家告状可以，这是你的权利。但是，告状有告状的告法。庐陵当地文化水平高嘛，每个状纸一写都是上千言，洋洋洒洒不得了，半天也说不到正事。王阳明规定，告状只许一事一告。一份状纸只许说一件事，不许说其他的事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公文应用原则，一事一公文，我们后来的公文都学习这种规定，必须得是这样。
王阳明又规定，每份状纸不许超过两行，每行不许超过三十个字。也就是说，一份状纸加起来不许超过六十个字。六十个字必须把这事说清楚。我允许你告状，但状纸必须短而精悍，别再把那个状纸写得又臭又长。这就叫限制。其实这是一个量变，但限住了这个量，量变就会引发质变。
第二个是拖。
王阳明的见识的确过人。后人经常讲他具体处理事物的时候手法千奇百变，令旁人无论如何都想不到。
王阳明说，本大人当年贬官龙场驿，贵州那是个九死一生的地方，瘴疠之地，结果我在那儿好几年，身体很差。又是哮喘，又是咳嗽。王阳明的身体确实不好，他也不是假装，而是把自己的身体状况告知全县老百姓。彼此坦诚相待嘛。他说，我的身体实在不太舒服，只能带病坚持工作。有些重要的我就处理，有些不是特别重要的不能立刻处理，你们可以往后放一放。
王阳明还写了一个告示，告诉老百姓，你们不要急，该办的案子我都会办的；一般的案子就不要急。
第三个是改变。
碰到最重要的案子，拖也不是一个办法，拖只是小伎俩，不能当成一个终极办法。王阳明不像有些官僚主义的官员，什么事都踢皮球，他们不贪污、不腐败，但却是个庸官、懒官，凡事都是一个拖字。王阳明的拖只是缓兵之计，然后更重要的是改变。
他要改变什么呢？改变制度和人心，这才是最重要的。
王阳明的改变首先是从制度层面开始，“稽国初旧制，慎先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曲劝谕”。恢复洪武年间的旧制，而且有理可循、有据可查啊。王阳明下令复建两个亭子，叫做“申明亭”和“劝善亭”。这一制度的改变非常重要。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个劝善亭就是光荣榜，树立好人好事，评比年度感动庐陵人物。申明亭是干什么的呢？也不简单，就是坏人榜，申明亭是古代儒家社会乡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家有一老，赛似一宝。每个家庭是这样，每个乡也是这样。乡有三老，选出德高望重的乡老，让他们对于民间的一些纠纷，尤其是民事纠纷，进行审理和评判。注意，不是审案，但是有一个评判的权利；然后劝谕，在民间劝谕。
这一点很重要，这在中国古代儒家文化里叫做乡贤文化，也叫三老文化。钱穆先生考证过，儒家社会的乡村是一个自理的社会，主要靠乡绅文化支撑。乡绅里头百分之九十都是大家公认的良绅。中国古代社会，乡村里大多是宗族自治。这种自治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一种教化和引导。
王阳明设立劝善亭和申明亭，效果明显。而且这个制度不是他凭空闭门造车想出来的，而是有据可查的。这样一来，就无人可说什么了。这个制度一出来，顿时解放了王阳明，那些民事上的纠纷都可以在申明亭处理了。
申明亭的建立还解放了老百姓。通过劝善亭和申明亭的复建，一个是德治，一个是法制，二者结合就使得大家渐渐形成一种趋善向良的风气。古代儒家社会其实不是我们以为的没有法制，是有法制的，是德治与法制的结合。就人类文明社会层面的制度设计而言，儒家擅长个人的修身，修身要靠个人，而社会层面要靠制度。但制度永远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德治与法制结合的问题。如何结合？度又在哪里？这是体现真正大智慧的所在。
王阳明通过制度的设计，选拔里正三老来改变社会风气。王阳明还亲自来教化乡民。作为县令，王阳明工作很忙，身体不好，但我们知道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讲学。他在庐陵这个地方也经常讲学。庐陵有个白鹭洲书院，江南四大书院之一，此外还有一个青原书院，王阳明在这两个地方都讲过学。
我们来看看，对于教化社会，王阳明都做了什么？王阳明任庐陵知县七个月不到，总共写了十六份告示，“在县七阅月，遗告示十有六，大抵谆谆慰父老，使教子弟，毋令荡僻”。（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就是说，王阳明亲自实行教化的任务。文化、教育、司法、税收，你看，王阳明无所不包。这些事务，他都得做，因为他是父母官嘛。
这个任务量已经大得不得了了，还能做其他的事吗？能。王阳明用实践告诉我们，他就是一个超人。他知道改变社会风气还需要一个根本，什么是根本呢？便民，惠民。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老百姓就不能幸福地生活。当时社会风气不好，社会价值观、底线被突破，聚讼成风。那么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作为一个父母官要身体力行，要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解决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