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言之，自由民主规范并不能给为什幺它们永远不会互相打仗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民主和平论既缺乏一个有说服力的制度性叙事，也缺乏一个有说服力的规范性叙事。
质疑这一理论的另一个原因是倒退问题。一个民主国家也许总会成为一个威权国家。这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而且正如我所指出的，“自由之家”的报告显示，近年来民主在世界范围内逐渐衰退。即使民主制度建设得很好，也无法保证它会永远存在。
自由民主国家往往比非自由民主国家有更大的持久力，因为前者受到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的支持——这是一个强大的组合拳。然而，无法保证任何自由民主国家会永存。请记住，魏玛德国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在1933年被历史上最具侵略性和最邪恶的政权取代之前，它维持了十多年。因此，即使在彼此的关系中，自由民主国家也必须为倒退的可能性作好准备，这意味着它们应该按照现实主义的指令来对待彼此。
经济相互依赖论
根据经济相互依赖论，两个经济福祉高度相互依赖的国家不会走向战争，即使两国存在激烈的政治分歧。即使有很好的战略理由发动战争，它们也会避免战争，因为战争会给双方带来灾难性的经济后果。从本质上讲，战争的经济成本会超过政治利益，包括潜在的战略收益。这一理论假定国家的首要目标是繁荣，而不是生存。换言之，经济上的考虑胜过战略上的考虑。
这一理论对繁荣的强调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公众要求他们的领导人促进和保护他们的经济福利，如果领导人不能兑现承诺会被赶下台。甚至可能出现严重的动乱。创造财富的必要性意味着，没有一个理性的领导人可能发动战争。还有一些利益集团反对战争，因为战争可能会削弱它们赚钱的能力。比如，一些学者认为，银行家永远是维护和平的强大力量，因为想要继续掌权的领导人不太可能冒险无视他们。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在一个由经济彼此依赖的国家组成的世界里，领导人对冲突有着明显的厌恶，因为他们担心冲突会危及繁荣，进而危及他们的政治生涯。这些国家之间的安全竞争可能也是温和的，这不仅是因为领导人更愿意集中精力使本国的财富最大化，而且因为激烈竞争可能无意中导致战争和经济灾难。
不同学者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完善了这一基本逻辑。在其早期形成过程中，这一理论从国家间贸易关系的角度描述了经济相互依赖。诺曼·安吉尔（normanangell）因这一观点而闻名，尽管他在1910年的经典着作《大幻想》中提出的观点有些不同。更晚近一些，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rosecrance）在1986年出版的《贸易国家的崛起》一书中提出贸易的和平效应。然而，埃里克·加兹克（erikgartzke）认为，在评估经济相互依赖性时，贸易是一个错误的因素，相反，他主张把重点放在资本市场上。他认为，“资本市场的一体化”促进了国家间的和平关系。另一方面，帕特里克·麦克唐纳（patrickmcdonald）主张，是贸易促进了国家间的和平关系，因为它受到了“自由经济制度——促进市场经济的制度的存在”的支持。他强调“私人财产权的优势和国内经济中的竞争性市场结构……创造了和平”。
并非所有经济相互依赖理论家都相信贸易和资本流动会阻止武装冲突。比如，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brooks）认为，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和平的关键在于跨国公司的生产设备遍布全球，这意味着几乎每个主要国家所消费的产品都依赖于其他许多国家。因此，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能承受得起战争，因为担心这会使其跨国公司瘫痪，最终导致本国经济瘫痪。最后，通常被视为现实主义者的戴尔·科普兰（dalecopeland）提出了一个既包含自由主义又包含现实主义的论点。他主张，当任何两个国家希望它们之间的高水平贸易继续存在时，经济相互依赖的基本逻辑会促进和平关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他们不期望维持这种贸易时，现实主义的逻辑就会出现，可能推动双方走向战争。
最后，经济相互依赖理论家们有时会争辩说，征服在现代世界是不划算的。在工业革命之前，领土扩张的经济效益是真实的，但今天一个国家的经济几乎无法从征服另一个国家中获益。这实际上是安吉尔在《大幻想》中的主要观点，也是《贸易国家的崛起》的重要主题。当我们把这个额外的论点考虑在内时，最主要的主张是经济相互依赖使得战争代价高昂，而征服却没有什幺好处。我将主要关注经济相互依赖通过提高战争成本而带来和平的论点，这是这一理论的核心主张。
经济相互依赖论的局限性
认为经济相互依赖根本不重要是错误的。当然存在着它让局势远离战争的情况，当战争的经济成本很高而政治风险不大时尤其如此。尽管如此，在许多情况下，它无法改变决策者的想法，因此它不能确保经济相互依赖的国家之间的和平。为了让现实政治变得无关紧要，这种保证是必要的。
经济相互依赖论存在三个主要问题。第一，经济相互依赖的国家参战并不总是成本高昂，而且当参战成本被证明很高时，往往是因为它们在战争开始前被低估了。此外，战争有时会带来经济收益。第二，即使各国承认会有巨大的代价，但发动战争的政治冲动通常胜过经济，在涉及核心安全利益时尤其如此。第三，几乎没有经验证据表明经济相互依赖是促进国际和平的主要力量。
经济相互依赖的国家之间有时会打仗，同时避免巨大的经济成本。一国可能瞄准一个单一的对手，制定聪明的军事战略，并且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或者，它可以选择与一个弱得多的对手进行战争，从而可以快速而又轻而易举地击败对手。大多数国家都在战争中期待着速胜，但它们并不总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然而，当它们取得速胜时，经济成本往往很低。代价最高昂的战争是涉及多个国家的持久战争，比如两次世界大战。但是，如果预计到这样的后果，大多数领导人不会把他们的国家带到战争中去。
此外，核武器使得当代大国之间不太可能出现一场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大规模常规冲突。它们之间的战争可能在手段和目标上都受到限制。比如，很难想象中国和美国会在亚洲进行一场全面的常规战争，但不难想象它们会在南海或台湾地区上空展开一场有限的冲突，因为这样一场战争的经济成本是可控的。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处于交战状态的国家并不总是会中断经济往来。有时它们在战争中与敌人进行贸易，因为双方都认为会在继续交往中获益。杰克·利维（jacklevy）和凯瑟琳·巴比里（katherinebarbieri）是这一主题的两位主要专家，他们写道：“很明显，与敌人开展贸易是如此频繁，足以反驳战争会系统而显着地打断敌人之间贸易的传统观念。”他们补充道：“与敌人开展贸易既发生在有限的军事交火期间，也发生在争取民族独立或全球主导地位的全面战争期间。”简言之，一个国家可能会与一个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但并不威胁自身繁荣的对手进行战争。
最后，正如彼得·利伯曼（peterliberman）在其重要着作《征服合算吗？》中所解释的那样，有时的确是合算的。比如，如果中国为控制南海而战，并且赢得了战争，那幺它最终会拥有丰富的海底自然资源，这必将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各国偶尔会发动战争，因为期望战争的胜利会带来经济和战略收益，而这种收益会超过破坏相互依赖的成本。
政治高于经济
但是，即使假设两个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国家之间战争代价巨大，战争仍然具有实际的可能性。这一理论的支持者并不同意这一点，因为他们认为战争的高成本会超过预期的政治利益。他们实际上假定国家的主要目标是繁荣，而不是生存。但这是错误的。政治计算往往胜过经济计算。当国家安全问题处于危急关头时无疑更是如此，因为生存最终比繁荣更重要。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生存就不能繁荣，但即使是因战争致贫的国家也能复苏和致富。在1914年以前，欧洲相当繁荣，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爆发了。主要为这场冲突负责的德国决心阻止俄国变得更加强大，希望在欧洲建立自己的霸权。政治压倒了经济。
有人可能会争辩，并非所有涉及安全的争端都关乎国家生存问题。并不是每一场危机都等同于1914年的7月危机。这种主张当然是有道理的，这也是经济相互依赖逻辑有时会像宣称的那样发挥作用的原因之一。但归根结底，这并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论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所说的“小疏忽酿成大祸”的逻辑。各国经常担心，如果它们不能解决一些小的安全问题，它们的对手会继续利用这些问题，而实力对比最终会对它们不利。把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总比等到真正危及生存的时候要好。这种观点的影响被生存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放大了。
我应该简要讨论一下科普兰的观点。他主张，当竞争对手之间存在未来贸易的可能时，经济相互依赖胜过现实政治。这种观点并不成立。问题是，不可能确切知道任何相互依赖会持续多久，因此各国都有强有力的动机为其结束作准备。根据科普兰的说法，当它停止的时候，这些国家又回到了现实主义的世界中，最好按照现实主义的指令为“雨天”作好准备。此外，正如科普兰自己所强调的，不可能知道各国未来的意图。无法知晓意图意味着，一个致力于和平与繁荣的国家也许有一天会找到发动战争的理由，尽管会带来经济后果。同样，最好根据雨天的逻辑来行事。
当民族主义发挥作用时，政治也会战胜繁荣。考虑一下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如果台湾地区宣布“独立”，他们将发动战争，即使代价是损害中国经济。中国人对台湾地区的看法深受民族主义的影响，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最终必须实现统一。我还应该指出，历史上充斥着内战，几乎在每个案例中，战斗各方战前在经济上都是相互依赖的。然而，事实证明政治计算更具有影响力。
为了阐明政治和战略因素往往超过经济因素，我们考虑一下经济制裁的有效性。历史记录清楚地表明，制裁往往无法实现其目标。制裁失败的一个原因是，对象国可以承受巨大的惩罚，但仍不屈从于强制者的要求。这种强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族主义推动的，民族主义总会让对象国的人民团结在他们的领导人周围，而不是反抗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美国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它们对德国和日本城市进行轰炸但未能激起对象国人民的起义。并不令人惊讶的是，俄罗斯人民面对西方在乌克兰危机上对俄罗斯的制裁，更加紧密地站在弗拉基米尔·普京一边。
乌克兰危机表明了制裁在面对政治或战略计算时通常会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对俄罗斯而言，乌克兰是其核心战略利益所在，西方让乌克兰脱离莫斯科的轨道并纳入西方制度的努力绝对是其不可接受的。在普京看来，美国及其欧洲盟国的政策是对俄罗斯生存的威胁。这种观点促使俄罗斯不遗余力地阻止乌克兰加入西方阵营。
我们不应该惊讶，一个被均势逻辑和民族主义削弱的理论在历史记录中几乎找不到支持。当然，也有研究认为，经济相互依赖会降低冲突的可能性，尽管这一理论的支持者并不认为它有效地排除了经济上紧密联系的国家之间的战争。然而，也有其他研究表明，无论哪种方法都没有效果。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这使得战争更有可能发生，因为在经济困难时期，经济相互依赖有可能加剧贸易伙伴之间的紧张关系。比如，考察一下欧元危机如何助长了欧洲的民族主义。尽管两国经济关系密切，伊拉克仍在1990年8月入侵科威特，部分原因是科威特违反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规定的产量限制，降低了伊拉克的石油利润。
总之，我们没有任何基础相信经济相互依赖为国际和平奠定了坚实基础，即使它偶尔会阻止战争。
自由制度主义
自由制度主义可能是三大自由主义理论中最弱的一个。它的主要支持者对国际制度在实现和平问题上能做什幺的主张是适度的，而且历史记录清楚地表明，对于任何一个在战争道路上的大国而言，国际制度至多能延缓战争。这其中包括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
制度是一套描述各国应如何合作和相互竞争的规则。它们规定了可以接受的行为类型，以及禁止不可接受的行为。这些规则是由各国协商制定的，它们并不具有强制性。大国主导这些规则的制定，承诺遵守这些规则，即使它们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它们的利益。事实上，各国在加入国际制度时都是自愿接受约束的。这些规则通常以国际协定的形式正式确立，由各个有自己的人员和预算的组织进行管理。但必须强调的是，这些组织本质上无法强迫各国遵守规则。国际制度并不是独立于作为构成体系单元的国家的强大实体，而且它们没有能力强迫各国遵守规则。它们不是世界政府的一种形式。各国自身必须去选择是否遵守由它们制定的规则。简言之，制度呼吁“主权国家之间进行分散式合作，没有任何有效的指挥机制”。
这种对自愿服从的强调也反映了国际法的运作方式，这告诉我们，制度和法律在国际层面上没有任何实质性差异。国际制度有时被称为“机制”，许多学者将这些术语互换使用。因此，此处的分析适用于国际法和机制，如同它适用于国际制度一样。
最终目标：国家间合作
自由制度主义者很少认为国际制度是促进和平的强大力量。相反，他们很少对制度通过促进国家间合作以推动和平解决争端提出雄心勃勃的主张。这种对合作的强调在罗伯特·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中表现得很明显，这本书可能是有关国际制度的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着作。但正如书名所表明的，基欧汉聚焦于解释如何加强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他很少谈论战争与和平。一些自由制度主义者确实直接探讨了安全问题，但他们主要讨论的是这些安全制度如何加强合作。这种对合作的关注贯穿于制度主义文献之中，其中许多重要文献的标题中都有“合作”一词，但几乎没有人详细阐述合作如何导致和平。
阐明制度促进合作的具体条件是必要的。只有在各国存在共同利益但由于环境结构让它们有利用对方的动机时，制度才能发挥作用。这种问题的一个例子是经典的囚徒困境，其中两个人在合作中有既定的利益而无法合作，因为他们都害怕对方可能利用自己。相反，他们都试图利用对方，导致他们两个人的境遇比达成协议更糟糕。集体行动的逻辑是个体之间有共同利益，但由于有强有力的动机相互利用而导致共同利益无法实现的另一个例子。有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可以帮助个体实现共同利益。
当国家间存在利益冲突，任何一方都不认为能从合作中获益时，这一理论几乎没有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几乎肯定会互相利用，有时会诉诸暴力。换言之，如果分歧是深刻的，并且涉及重大问题，各国就会思考谁输谁赢，这必然会导致激烈的安全竞争，有时还会引发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很小，主要是因为这一理论没有阐明制度如何解决甚至是缓解大国之间的深层次冲突这一问题。因此，并不令人惊讶的是，自由制度主义者对战争与和平的原因几乎没有发言权。
还有另一种方式可以表明制度的局限性。一些自由制度主义者主张，国际政治可以区分为两个领域——政治经济领域和安全领域，这一理论主要适用于前者。比如，查尔斯·利普森（charleslipson）写道：“国际经济和安全议题上的制度安排差异巨大。”此外，在这些领域展开合作的可能性也明显不同。当涉及经济关系时，“几个自利国家之间的合作可以持续下去”，然而“在安全事务上，合作更加困难”。
同样的思想也反映在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其中强调他聚焦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领域，共同利益最大，国际合作的收益最容易实现”。这种区分最重要的一个例证是，联合国在解决大国间政治争端方面的效率低下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促进主要大国之间经济合作的高效之间形成对比。这在实践中意味着，自由制度主义者主要致力于促进经济和环境领域的合作，因为这些领域是国家最可能需要制度的帮助以实现共同利益的领域。自由制度主义者对安全机制的关注要少得多。
有人可能会认为，军事联盟是安全制度，它们当然对国际政治有重要影响。毫无疑问，联盟对于协调各成员国在和平与战争方面的行动是有用的，这使得它们的集体努力更加高效。北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冷战期间，它在帮助西方遏制苏联在欧洲的野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一联盟存在于有着强有力的动机进行合作以应对共同威胁的国家之间，而不是存在根本分歧的国家之间。因此，这一总体观点是成立的：自由制度主义者很少关注有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有人可能会说，约翰·伊肯伯里可能是除了基欧汉之外最着名的自由制度主义者，而且他是个例外。他提出了一个适用范围真正具有国际性的理论，能够解释如何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实现合作。在《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和战后秩序重建》一书中，他解释了各国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建立国际秩序，似乎意味着一个覆盖全球的秩序。伊肯伯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特别感兴趣，而美国对这一秩序负有主要责任。当然，这一秩序已经被高度制度化。
不过，仔细考察可以发现，伊肯伯里的叙事都是关于冷战时期西方内部的秩序，当时在西方主要国家之间几乎没有多少深刻的分歧。他很少关注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安全竞争。他也没有过多讨论联合国——它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制度，但对管理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几乎毫无用处。最后，伊肯伯里探讨的不是国际秩序的问题，而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之间的经济和军事关系。他的焦点类似于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一书，虽然他们所提供的理论有些许差异，但都没有解释是什幺导致了安全竞争和战争，也无法解释制度如何阻止敌对大国之间相互争斗。
无政府问题
这似乎令人惊讶，但主要的自由制度主义思想家都没有主张——至少在大多数时候——提供一种明确替代现实主义的理论。他们似乎希望在他们的论点中保留现实政治的重要元素，同时又超越现实政治。比如，伊肯伯里认为，他的理论“同时借鉴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论传统”，而基欧汉认为，“我们需要超越现实主义，而不是抛弃它”。赫尔加·哈夫滕多恩（helgahaftendorn）、基欧汉和西莉斯特·沃兰德（celestewallander）在他们主编的一本直接与安全制度有关的着作中写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安全研究仍然被现实主义思维所主导，将其纳入制度主义的路径大有裨益。”很难理解任何一个主要建立在现实主义逻辑基础上的理论怎幺可能抛弃均势政治。但是，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集中精力解释为什幺国际制度几乎没有希望显着提高和平的可能性，即使它们增强了合作的前景。
自由制度主义的前提是相信国际合作的主要障碍是害怕被欺骗，这种害怕很大程度上是由难以克服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一国永远不知道其他国家未来会怎幺想、怎幺做。自由制度主义的论断主张，制度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缓解这一问题。
第一，它们可以增加国家间的交易次数。这种重复合作创造了未来收益的前景，从而提高了欺骗成本。“未来的阴影”阻碍了当前的欺骗行为，因为一国被发现欺骗会危及其从未来合作中获益的可能。重复合作为受害者提供了对欺骗者进行报复的机会：它有利于“一报还一报”策略，这种策略可以防止欺骗者逃脱它们的罪行。除了惩罚那些有欺骗名声的国家之外，它还奖励那些以遵约着称的国家。
第二，规则可以将处于不同议题领域的国家之间的互动联系在一起。议题联系的目的是在国家之间建立更大的相互依赖，这将使它们更不愿意在一个议题领域进行欺骗，因为它们担心受害者（或者其他国家）会在另一个领域进行报复。与重复合作类似，议题联系提高了双重交易的成本，为受害者提供了报复欺骗者的途径。
第三，规则体系可以增加合作协议参与者获得的信息量，从而允许它们密切监控协议。提高信息水平会增加欺骗者被抓住的可能性，从而阻止欺骗。它还为受害者提供了可能被欺骗的早期预警，使它们能够在受到严重伤害之前采取保护措施。
第四，规则可以降低单个协议的交易成本。当制度执行上述任务时，各国不用过多考虑协议的谈判和检查，并且能够对冲可能出现的背叛。通过提高国际合作的效率，制度使其更有利可图，从而更具吸引力。
毫无疑问，担心某个敌对国家违反规则——无论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是现实主义叙事的一个核心要素，也是安全竞争和战争背后的驱动力之一。各国都非常关注实力对比，因为它们永远无法确定自己不会因其他国家的欺骗而受到伤害。如果它们的确这幺做，没有守夜人可以求助。从我们的目的来看，关键问题是国际制度是否以任何挑战现实主义基本逻辑的方式解决了欺骗问题。几乎可以肯定，它们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核心问题是不存在一个更高的权威能够可信地威胁惩罚那些不遵守规则的国家。国际制度不是自主的行为体，能够迫使国家在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国家利益时仍然遵守规则。没有证据表明，任何制度可以强迫一个大国以反对现实主义指令的方式行事。相反，制度依靠其成员国坚守规则，因为它们认为这些规则符合它们的长期利益。在制度主义的叙事中，成员国必须自我监督。
但是，我们从历史记录中可以知道，当国家认为遵守规则不符合它们的利益时，它们就会欺骗或违约。比如，试想一下美国——一个典型的自由民主国家，它违反了国际法，发动了1999年的塞尔维亚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在这两个案例中，华盛顿都未能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授权。尽管如此，美国在这两个案例中都选择忽视国际法，因为它认为这样做有很强的道德和战略必要性。自然，美国从未受到惩罚。有人也会指出法国和德国违反欧盟既定规则的案例，因为它们认为这样做符合自身利益。它们也没有受到惩罚。很难找到一个国际制度因为大国违反规则而以任何严肃的方式对其进行惩罚的案例。
考虑到各国经常存在根本差异，而国际制度无法对其进行实质性约束，这些国家意识到自己处于一个自助的世界之中，在全球力量对比中控制尽可能大的份额是极其必要的，无论它们是否通过遵循规则而获得这种控制。毕竟，如果一个国家遵守法律却牺牲了自身的安全，在它受到敌对国家的攻击时，又有谁会来拯救它呢？可能没有人。这一逻辑可以解释为什幺自由制度主义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没有太多发言权，以及为什幺它没有对现实主义提出严肃的挑战。
最后，我想讨论一下欺骗。当涉及安全问题时，对欺骗的恐惧通常被认为是合作面临的强大障碍：在这种情况下，背叛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军事失败。正如查尔斯·利普森所写的，“迅速而果断的背叛”的威胁在国际经济中根本不存在。考虑到“背叛的代价”在军事领域可能更为沉重，并不令人惊讶的是，自由制度主义很少讨论安全事务，而是更多讨论经济和环境合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自由制度主义在经济领域有意义的另一个原因是，各国经常有共同利益，制度可以帮助它们实现。在安全领域，敌对国家之间往往存在根本差异，除了联盟以外，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
总之，当各国拥有共同利益并且需要帮助实现时，国际制度是治国方略的有用工具。它们可以促进国家间合作，尽管这种合作并不总是出于和平目的。然而，更重要的是，没有理由认为制度可以让国家远离战争。
为什幺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对主要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讨论让我认识到，我为什幺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以及为什幺我认为国家（特别是大国）强烈倾向于按照均势逻辑行事。简言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确信，在一场严峻的争端中，潜在对手会服从自由主义的指令，特别是考虑到民族主义的强大影响。如果竞争对手选择发动战争，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会将对象国从战败中拯救出来。各国处于一个自助的世界之中，生存的最佳途径是变得尽可能强大，即使这需要奉行残酷的政策。这并不是一个美好的故事，但如果生存是国家的首要目标，就没有更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