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我的核心任务是考察当一个强大的国家追求自由主义霸权时会发生什幺。当然，这项任务受到后冷战时代美国外交政策的驱动。但是，要理解自由主义在国际政治中是如何运作的，就必须理解它与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后两者都深刻地影响着国家间互动。因此，本书的核心是这三种主义之间的关系。
前几章的分析暗示了一些对美国未来外交政策走向的建议。首先，美国应该放弃其自由主义霸权的远大志向。这项政策不仅容易失败，而且往往会使美国军队卷入代价高昂、最终走向失败的战争中。其次，华盛顿应该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采取更加克制的外交政策，清楚地了解民族主义如何限制一个大国的操纵空间。尽管现实主义不是永久和平的公式，但与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外交政策相比，现实主义指导下的外交政策意味着更少的美国战争和更多的外交成就。民族主义的作用使得在国外推行雄心勃勃的政策变得更加没有必要。简言之，美国应该学会克制的美德。
美国远离自由主义霸权，转而采取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两个密切相关的考虑：国际体系未来的结构——用更具体的词来表述即全球实力分布；以及自由主义国家在选择外交政策时拥有的力量或自由度。
一个强大的国家只能在单极体系中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因为在这一体系中它不必担心来自其他大国的威胁。另一方面，当世界是两极或多极的时候，大国别无选择，只能按照现实主义的指令行事，因为存在相互竞争的大国。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单极状态正在走向终结，主要是因为中国令人敬畏的崛起。如果是这样，美国决策者将不得不放弃自由主义霸权。但是，存在一个严峻的消极面：美国将不得不与潜在对手展开竞争。
也许中国会遇到严重的经济问题，经济增长会急剧放缓，在这种情况下，体系仍将会维持单极状态。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幺美国很难放弃自由主义霸权。十字军的冲动深深植根于自由民主国家，尤其是他们的精英阶层，他们很难不试图以自己的意向改造世界。换言之，当自由主义政权有机会拥抱自由主义霸权时，它几乎没有任何能动性。然而，一旦明确自由主义霸权会导致一个又一个的政策失败，我们也许有理由希望，自由主义单极会明智地放弃这一有缺陷的战略，转而采取基于现实主义和对民族主义正确理解的更为克制的战略。国家有时的确会从它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在国外推行自由主义是愚蠢的
正如我在本书开篇所强调的，我相信自由民主是最好的政治秩序。它并不完美，但它远胜于对手。然而，在国际政治领域，自由主义是无休止的麻烦的根源。拥抱自由主义霸权的强大国家总是在国内外陷入严重的麻烦。此外，它们通常会伤害其他国家，包括那些它们寻求帮助的国家。与西方传统智慧相反，自由主义不是国家间和平的力量。尽管它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有许多优点，但它是一种糟糕的外交政策指南。
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一种激进主义的心态。认为所有人都有一套不可剥夺的权利，保护这些权利应凌驾于其他关切之上，这种信念为自由主义国家在其他国家经常侵犯其公民权利时进行干预提供了强有力动机。一些自由主义者认为，根据定义，非自由主义国家与其人民处于战争状态。这种逻辑促使自由主义国家倾向于使用武力，将独裁政体转变为自由民主政体，这不仅是因为这样做可以确保在这些国家个人权利不再被侵犯，而且因为他们相信自由民主国家不会相互打仗。因此，维护人权和实现世界和平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完全由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自由主义也呼吁建立国际制度、培育开放的国际经济，以及其他被认为有利于实现和平的措施。
但是，自由主义还有另一个重要的部分，那就是应该阻止自由民主国家干预其他国家的政治，当然也要阻止它们入侵。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人们不可能在第一原理上达成普世共识，因此个人应该尽可能自由地自己决定何谓美好生活，并据此去过自己的生活。这一基本信念是自由主义高度强调宽容的原因，它涉及对其他人思考和行动的权利的尊重，尽管其方式可能被人认为是错误的。
有人可能认为，这一基本逻辑也适用于国际政治，因此，倾向于让自由主义国家远离其他国家的内政。在这一方面，自由主义国家甚至应该尊重非自由主义国家的主权。但是，自由主义国家并不是这样做的，主要是因为它们确实认为自己了解何谓美好生活，尽管它们不承认甚至可能没有认识到这一事实。自由主义实际上主张，应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和维护自由主义国家，因为在一个非自由主义国家之下，个人权利不可能享有自由主义赋予它们的突出地位以及自由主义国家所提供的保护。事实上，自由主义者认为，他们对何谓美好生活有一个普世有效和持久的洞察：拥有一个保障所有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的自由主义国家。考虑到这种信念，强大的自由主义国家在国外采取高度的干预主义政策这并不令人惊讶。
然而，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的国家却遇到了严重的麻烦。一个原因是，大多数国家对个人权利的支持并不坚定，这意味着将威权国家转变为自由民主国家通常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最终也与民族主义和均势政治相冲突。当发生冲突时，自由主义敌不过这两种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比自由主义更符合人性。民族主义是一种非常有影响力的政治意识形态，它比自由主义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国际体系由民族国家组成，而不是由自由民主国家组成，这并非偶然。此外，主导这一体系的大国通常遵循现实主义原则，这给输出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国家带来了严峻问题。
简言之，自由主义是强国在世界舞台上活动的傻瓜指南。对美国而言，抛弃对其不利的自由主义霸权，在国外奉行更加克制的政策，将会是非常有意义的。实际上，这意味着美国的决策者应该拥抱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与克制
大多数国际政治的研究者将现实主义与竞争和冲突联系起来。当然，这也是现实主义在自由主义社会中不受欢迎的一个原因。现实主义也因为认为战争是一种合法的治国方略而不受欢迎，它既可以用来维持均势，也可以用一种有利的方式改变均势。现实政治的拥护者轻视国家间合作的可能，因为他们认为国家必须为自己的安全提供保障，因为国家身处于一个没有更高权威保护它们的世界之中。为了使它们的生存可能最大化，这些国家别无选择，只能争夺权力，这可能是残酷而又血腥的。现实主义并不激励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尽管如此，现实主义者通常不如自由主义者好战，后者强烈倾向于使用武力来促进国际和平，即使他们否认战争是一种合法的治国方略。这一点可以通过瓦莱丽·莫克维尤斯（valeriemorkevicˇius）在比较两种理论体系时所作的观察来说明：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反对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而美国最着名的三位正义战争理论家——让·埃尔施坦（jeanelshtain）、詹姆斯·特纳·约翰逊（jamesturnerjohnson）和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walzer）——“更积极地看待这场战争”。她得出的结论是：“传统观点认为，现实主义者对诉诸战争的支持超过正义战争理论家。我认为恰恰相反：正义战争理论比现实主义产生更多的好战倾向。”
许多现实主义者实际上认为，如果国家按照均势的逻辑行事，那幺大国之间几乎不会发生任何战争。这些“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体系结构通常会惩罚侵略者，而对战争的推动通常来自国内政治力量。换言之，大国往往出于非现实主义的原因参战。这种观点在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glaser）的重要文章《现实主义者是乐观主义者》的标题中很好地体现了出来。其他着名的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包括杰克·斯奈德（jacksyd-ner）、斯蒂芬·范·埃弗拉，甚至是肯尼思·华尔兹，有时都被错误地说成他们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导致国家采取侵略性行动以获得权力。另外两位现实主义者——塞巴斯蒂安·罗萨托和约翰·舒斯勒（johnschuessler）——主张美国采取现实主义外交政策，他们称之为“没有战争的安全秘诀”。
历史学家马克·特拉亨伯格（marctrachtenberg）从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者的角度看待世界，他明确地认为，遵循现实主义的指令会导致一个相对和平的世界，而按照他所说的“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行事则会导致无尽的麻烦。他对历史的解读告诉他，“只有当国家未能以一种从权力政治角度来讲是合理的方式行事时，才会产生严重的麻烦”。当国家“在道德、帝国主义或意识形态事业上挥霍权力时”，冲突才会发生。他认为，“现实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和平理论，并且承认它是和平理论是重要的”。总之，“权力并非不稳定的”。
我不同意这种乐观的现实主义理解。国际体系结构往往迫使大国进行激烈的安全竞争，有时甚至发动战争。国际政治是一个肮脏和野蛮的行业，不仅仅是因为误导性的自由主义思想或其他恶意的国内政治力量影响着国家的外交政策。大国偶尔会出于明智的现实主义原因发动战争。
然而，即使各国按照我对现实主义的更苛刻理解行事，它们可能也比遵循自由主义原则的国家少打国际战争。为什幺像我这样顽固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比自由主义者更不可能主张战争？原因有三点。第一，由于在现实主义指令下行动的大国主要关心的是最大限度地扩大其全球权力份额，它们应该只愿意在少数几个地区冒险发动战争。这些地方包括大国自己邻近的和遥远的地区，它们要幺是另一个大国的家园，要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资源所在地。对于美国而言，西半球以外的三个地区如今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重要性：欧洲和东亚，因为这是其他大国的所在地；波斯湾，因为它是非常重要的石油资源的主要产地。
这意味着美国不应在非洲、中亚或波斯湾以外的中东地区打仗。例如，在冷战期间，现实主义者主张，美国的决策者应该避免在“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进行战争，因为那里都是一些没什幺战略意义的小国。几乎每一个现实主义者都反对越南战争，因为越南的命运对全球实力对比几乎没有战略影响。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倾向于把世界上的每个地区都视为一个潜在的战场，因为他们致力于在每个地方保护人权，广泛地传播自由民主。他们自然更愿意和平地实现这些目标，但他们通常愿意在必要时支持使用军事力量。简言之，尽管现实主义者对他们愿意使用武力的地方有严格的限制，但自由主义者却没有这样的限制。对他们来说，切身利益无处不在。
第二，现实主义者倾向于对使用武力甚至是威胁使用武力保持谨慎，因为他们认识到均势逻辑将迫使其他国家遏制侵略者，即使它们是自由民主国家。当然，制衡并不总是有效，这就是为什幺战争有时会发生的原因。大国对它们的安全格外警惕，当它们感到威胁时，总是会采取措施保护自己。这种谨慎解释了为什幺俄罗斯领导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执着地反对北约扩大，以及为什幺大多数美国现实主义者也反对北约扩大。然而，在21世纪，自由主义者倾向于忽视均势的逻辑。这种思想促使自由主义者在使用军事力量方面比现实主义者更加缺乏克制。
第三，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实主义者是克劳塞维茨派，他们明白开战会给一个国家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些后果有时是灾难性的。事实上，所有的现实主义者都领会到这一基本的生活事实，因为他们仔细研究战争，了解到领导人有时会对战争的结果感到惊讶。事实上，很难确定一场战争会如何结束，这使得现实主义者对发动战争持谨慎态度，但这并不是说战争永远都没有意义。有时，亮剑势在必行。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在思想层次上通常不是严肃的战争研究者，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倾向于把战争当作一种常规的治国方略。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不太可能出现在他们的阅读清单上。因此，他们往往不了解战争的复杂性及其不受欢迎的结果的可能性。
很明显，现实主义不是和平的秘诀。这一理论描绘了一个战争的可能性是曲折的日常生活一部分的世界。此外，现实主义要求美国应努力保持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地位。它应该在西半球维持霸权，确保没有其他大国主导其所在地区，从而成为势均力敌的对手。然而，基于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可能比基于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更不好战。
最后，正确理解民族主义如何约束大国，特别是如何在大国与小国的关系中约束大国，为美国采取克制政策提供了进一步的理由。对美国决策者在冷战期间如何思考与小国互动的简要分析表明，他们不仅没有意识到民族主义如何制约着华盛顿干预其他国家的能力，而且也不理解这种主义为何对美国有利。如果美国必须再次进行冷战，或者在未来必须进行类似的安全竞争，那幺以一种明显不同的方式寻求遏制会更合理。
民族主义与克制
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领导人担心谁来统治世界上每个地区的小国。最大的担心是，任何一个由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都会在邻国推行共产主义，而这反过来又会导致其他国家效仿。当然，苏联在这一叙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作为一个致力于通过共产国际等机构在全球传播共产主义的大国，这被认为是一项相对容易的任务。共产主义是一种具有广泛吸引力的普世主义意识形态。有了苏联的支持，越来越多的国家会加入这股潮流，直到某一时刻莫斯科会主导国际体系。这种现象被称为多米诺理论。
美国对这种感知到的威胁的反应是尽一切可能阻止小国“倒向共产主义”。华盛顿几乎干预了所有在政治上表现出“左转”迹象的国家的政治，这使得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艰巨的社会工程。在实践中，这种路径意味着：（1）向友好的政府提供资金、武器和其他资源，支持它们掌权；（2）对感知到的敌对势力发动政变，包括民选的统治者在内；（3）直接用美国军队进行干预。
这一战略注定失败。在任何国家开展社会工程，即使是在自己的国家，都非常困难。问题多样而又复杂，抵抗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总是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其中有一些是糟糕的。如果从外部强加社会工程，这项任务会更为艰巨，因为民族主义一直存在，它使得当地人民想在不受外国人干预其政治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因为干预势力几乎不了解对象国的文化和政治，这些干预也会失败。在很多情况下，外国人甚至不会说当地语言。当一个国家试图利用军事力量改变另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格局时，问题就更为严重了，正如美国在冷战期间曾在越南遭遇这个问题，又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重新遭遇。随之而来的暴力将使入侵国看起来像是压迫者，进一步使其促进积极变革的努力复杂化。
这并不是否认冷战期间美国有时对小国的政治实施了成功干涉。但是，即便是这些成功案例中的一些也让美国领导人心神不宁。比如，1953年伊朗的政变使沙赫重新掌权，这让美国在大约25年时间里拥有一位重要盟友。但是，1979年沙赫倒台，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khomeini）上台，破坏了德黑兰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对1953年政变的记忆在60多年后的今天继续破坏着两国关系。而那是一项成功之举！正如林赛·奥罗克（lindseyo'rourke）所表明的，美国的大多数政变尝试甚至没有达到它们的短期目标。美国的干涉措施也被证明对对象国而言是代价高昂的。在冷战期间，被美国及其盟国杀害的他国公民数量惊人。
最糟糕的是，这些干涉是不必要的。多米诺理论没有描述任何严重的威胁：它假定像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普世主义意识形态会主导当地的认同和自决的渴望。但事实并非如此。多米诺理论的支持者未能理解民族主义是一种比共产主义强大得多的意识形态，就像它比自由主义强大得多一样。民族主义关系到自决。各民族都想控制自己的命运，在主权问题上，它们的政治领导人是令人羡慕的神。他们想做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事情，而不是被其他国家，甚至是那些与他们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所左右。在冷战期间，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对莫斯科的命令深恶痛绝，这并不令人惊讶。中国也是如此。苏联解体也并非偶然，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乌克兰人、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爱沙尼亚人和许多其他人都希望获得独立。小国可能会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除非符合它们的利益，否则会抵制大国的影响——有时是符合利益的，但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如此。“傀儡国家”在名义上比在现实中更常见。
美国高度介入小国事务的冷战政策完全是错误的战略。与其试图控制它们的政治取向，华盛顿应该采取放手不管的政策。一国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取向对于与他们展开合作或反对他们而言没有多大影响。重要的是双方的利益是否一致。在几乎所有美国苛刻对待小国的冷战案例中，明智的战略是不对谁掌权施加影响，而是集中精力与掌权者合作以促进美国的利益。面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战略本来有可能完成几十年来武装干涉所不能完成的任务：让民众的态度转向支持美国。
简言之，在冷战期间，美国应该更开放地寻求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正如有时与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友好是有道理的一样。事实上，在冷战期间，华盛顿确实与一些共产主义国家有着良好的关系，因为这对双方相处具有良好的战略意义。中美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和共产主义中国在冷战的头20多年里一直处于强烈的对抗状态，但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生了变化，主要是中苏分裂的结果，这意味着北京和华盛顿都对苏联怀有敌意，由此得以联合起来。美国最终与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合作良好，但这个国家在早些时候被认为是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