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的共鸣
纽约有个叫日本协会的组织。它有一座豪华的剧场，经常在那里举行各种活动。这家剧场放映我的电影专场时，我应邀前往。开幕式上我致了词，以后三天则天天晚上和观众一起看电影。开幕式那天放映的是《寅次郎的故事·再见夕阳》（1976），翌日是《同胞》（1975），第三天是《流浪者之爱》（1966）。
观众30%左右是日本人，70%左右是白人。当然，这些白人大多是亲日的，对日本电影也抱有一种亲近感。然而，他们看了“寅次郎”之后的那种高兴劲真叫我吃惊不已。影片结束后掌声经久不息，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向观众致谢。
看《同胞》时也一样，观众时笑时哭。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们，不时地摘下眼镜拭泪。许多观众边看边和美国农村做比较。他们在发表观后感时说，非常羡慕日本青年的生活，日本青年晚上欢聚一堂，许多问题在此商量，或者边喝酒边谈心，与此相比，美国农村的生活是多幺冷清。
《流浪者之爱》一片也深受欢迎。掌声、喝采声此起彼伏。我想，这可能是它描写的日本小市民、职员的生活情趣和美国人很相似的缘故吧。
“寅次郎”是用心血创作出来的作品，而用心血创作出来的作品本来就是国际性的。我们原以为，葛饰柴又的糕团店的故事美国人是看不懂的，但是事实证明，日本人能看懂的电影其他国家的人也能看懂。
最近我还经历了这幺一件事。我为了得到《幸福的黄手帕》一片在国外放映的许可，特意赴美拜访了原着作者皮特·哈密尔（petehamill）先生。他是位相当坚决的反日主义者，强硬派的新闻专栏作家。他在“不能忘记珍珠港事件”这篇文章中，竭力主张把彩色电视机等日货驱逐出美国市场。因为是这样一位人物，我当初为得到他的原作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所以，我此行忧心忡忡，暗自思忖，这次有关国外放映权的交涉恐怕也要费不少口舌。不料他看了影片后大为赞赏：“美极了。”我认为这是美国人的一大优点，便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可以拿到国外去放映？”他回答说：“当然ok。这部影片就该拿到国外去，我也助你—臂之力。”他还兴致勃勃地邀请我说：“以后咱们一起在好莱坞合作拍片吧。”
面向本国的电影
凭我自己的体会，我觉得不存在日本人看不懂而美国人却能看懂的影片。反过来说，一部使我们感动的外国影片，其导演绝不可能怀着让日本人也看懂的意识导演此片的。我认为，他导这部影片只想到能让自己国家的观众能看懂。只有忠实地面向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生活，才能使他的影片冲出本国和越出本民族，从而成为国际性的影片。这是我此次美国之行的感受。
我认为这个道理不局限于电影。最近我导演了歌剧《卡门》。当时，对歌剧完全外行的我，一直考虑的就是这个问题。我认为，迄今为止的日本歌剧，其大多数都是把最大的精力花费在如何接近欧洲业已完善了的歌剧形式。如果要全力以赴地去模仿在欧洲公演而已成模式的《卡门》，那幺，由日本人来扮演卡门或者唐·霍塞这件事本身就滑稽可笑了。
日本人看外国人表演的《卡门》，产生共鸣的原因在其内容，所以，在对其内容产生共鸣的基础上，必须创造出我们自己能够接受的表演形式。因此我认为，只追求外表安个假鼻子，学外国人摊手耸肩的表演风格是徒劳无益的。既然是日本人演，演得像日本人也就行了，只要让看戏的日本人不知不觉地以为在看日本人的故事，那就算成功。
我对演员们说，如果比才（georgesbizet）还活着，看到日本人独特的《卡门》时，他肯定会理解，一定说还是这样好。如果我们日本人一味模仿西班牙人，像真正的西班牙人一样表演，比才一定会说，这样不行。
就是我们觉得只有日本人才能理解的那些电影也是同样如此。对一部影片，觉得果真是那样，已经完全理解时，当然以为自己是日本人所以只有日本人才能懂。其实，正是这种作品，外国人看了也能理解。这种作品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国际性”的。为了搞“国际性”的作品，有些人就用美国的西部英雄和梳着发髻的日本人格斗的场面招引观众。其实这种影片毫无“国际性”，只能说它是荒诞不经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