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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登上影坛(第1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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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松竹公司

我是1954年(昭和29年)进入松竹公司的,当时投身影坛的我并没有明确目的。要说有什幺动机,只是因我在大学时代曾参加过电影研究会,接触过一些电影界人士,觉得他们性格爽朗、情绪乐观。我想,如果将来能在这些人的圈子里工作该多好啊,这种模糊的憧憬成了我报考电影工作的动机。这次考试也真走运,居然及格了,如果落榜,我也许会走上与此截然不同的道路。1954年和1955年,正是日本电影的繁盛时期。也是东宝罢工刚刚结束,以被清洗的赤色电影人士为中心的独立制片社运动蓬勃兴起的时期,这时影片产量也很高。松竹摄制的《请问芳名》(1953)、《二十四只眼睛》(1954)等影片票房成绩极佳,而且它拥有小津安二郎、木下惠介、涩谷实、川岛雄三等出类拔萃的导演。

当时由于就业困难,人们被电影企业的繁盛所吸引。报考松竹副导演的人蜂拥而至,竟然有两千人之多,我是其中之一。其实,我成绩并不怎幺理想,当初本不会被录用;不过,凑巧当时日活公司恢复拍片,松竹的副导演西河克己、今村昌平等许多人被拉了去,因而有了空缺,所以才把我补充进来。

我是从中国撤退回国的,所以大学时代一直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而今侥幸进了松竹公司,我记得十分清楚,首先领到了饭票,到了食堂看到盛得满满的大碗米饭,顿时感到一种由衷的幸福,心想,这下总算可以不愁吃了。当时我的工资和其他职业相比也不算低。

就这样,我当上了副导演,因为我的工作只是手拿着场记板,溜溜达达、东游西逛,就可以拿到工资,感到十分幸福,所以也就没有想当导演的远大抱负。原因是我以为自己没有当导演的能力。和我同时进公司的大岛渚在这一点上就与我不同,他好像一开始就确信自己将来能够成为一名导演。果然,他不满三十岁就当上了导演。

我在很多方面和他截然相反,如果说只有像他那样才华横溢的人才能当导演,那幺我想自己就很难达到这个水平。可是,孩子长大了,单靠副导演的微薄收入,在经济上也很困难,所以得想法当上编剧。我觉得当一名编剧也许有希望,于是就孜孜不倦地写剧本,边写边学。写剧本的才能多少也得到了公司的承认,主要是和野村芳太郎一起写他导演的剧本。

后来,随着新浪潮的兴起,我周围的同龄人都非常神气地当上了导演,纷纷执导他们的处女作,这时我才注意到只有我一个人还是老样子,光写公司指定的剧本。而且写公司指定的剧本,也很少是由自己独立完成的新作,大多是老编剧草就的作品,由于导演与公司觉得还不够满意而让我加工。

其中有第一部宽银幕作品,是一位老导演执导的《被拥抱的新娘》(1957),这部影片被誉为典型的松竹喜剧杰作。因为担任该片主演的高桥贞二在拍片中途死于车祸,留下了一半以上的场面未拍,所以必须想办法改写剧本。这样,公司就把这令人头痛的任务交给了我。因为我在野村先生手下干的工作主要也是拍喜剧片,所以我写的几乎全是喜剧剧本。

可是当时我想,假如我当了导演,恐怕绝对拍不了喜剧片,就自己的能力而言,无论从哪方面讲,只能拍些调子低沉的爱情片。后来我才重新认识到,是不是我仅看到了自己外表上的认真严肃的样子,而没有发现自己内在的松懈、爱开玩笑和随便的性格呢?

当时的副导演为了学习,都写剧本,而且为了提高,经常公开各自的作品。大岛渚他们写剧本的方法是先定主题,然后再树立人物形象、规定情景等,显得很有气魄。可是我只能写随处可见的,例如面条铺的姑娘和菜店的小伙子谈情说爱的剧本。所以,总让大家瞧不起。他们问:“为什幺你写的净是些平凡的故事?”别说人家笑话我,就连我自己也有同感,所以对自己的作品不可能有自信。不过,我也只能写些这类的作品。所以,当时我有些绝望,总觉得自己只会写些发生在自己周围和自己最熟悉的事。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有幸结识了作家早乙女胜元先生,向他倾吐了自己的苦恼,他安慰我说:“我也和你一样,只会写些平凡的故事,可这又有什幺不好的呢?”

从《二楼的房客》到《过分的糊涂虫》

在这期间,我好歹也写了不少剧本,加上野村导演的推荐,公司领导决定让我担任导演试试看。那个时代给我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我拍了一种叫作sp的短片,这种短片兼有考查导演和演员水平的目的。大岛渚的《爱与希望之街》(1959)也是这种性质的作品。公司对于这种实验短片根本就没指望卖座,如果从中能产生几位有培养前途的导演,就足够值得高兴的了。而我们纯粹是受惠于这种良好的环境。这种实验短片比一般片子短些,只有一小时左右。

按此要求拍摄的就是《二楼的房客》(1961)。原作是部推理小说,所以我竭尽全力把它改编成富有推理色彩的剧本,不知怎幺搞的,结果拍成了带有喜剧色彩的作品。尽管公司对影片的好坏未置可否,我也没得到什幺赞扬,但我因此体会到了导演工作的乐趣,也感到非常充实。至于影片的成就如何,我虽没有自信,但也没有感到太后悔。当然,在改编剧本和执导过程中,我饱尝了艰辛,然而心灵深处也得了一些欣慰。虽然我因这部处女作被搞得精疲力尽,但从某种意义来说的确因此而有了得救之感。

我导演的第二部影片是《市区的太阳》(1963)。当时,倍赏千惠子演唱的《市区的太阳》这首歌深受欢迎,所以公司计划以这首歌为主题歌,拍摄一部歌曲音乐片。公司把倍赏千惠子和胜吕誉称作“太阳的情侣”,以此招徕观众,并要求以其为内容拍一部主题歌贯串始终的、具有柔情蜜意的青春歌曲音乐片。然而我导演的《市区的太阳》,主题歌只出现了一次,不但没有柔情蜜意,而且恰恰相反,拍成了一部十分拘谨、总显得那幺低沉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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