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先秦儒家经典《小戴礼记》中的一篇。北宋时期，儒者推崇《大学》，加以刊定讲述。南宋理学家朱熹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取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合编为《四书》
，注解讲习，遂奠立《大学》的独立地位，成为对儒家思想与中国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经典。
《礼记》《大学》被推尊为经典，与两宋之际儒学复兴的思想大势有密切的关系。由于《大学》所阐发的“三纲领”与“八条目”，为宋明新儒学的修养与实践提供了理想目标与具体方法，为儒家批判融摄佛教与道教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因此围绕着《大学》相关问题的讨论，一直是宋明儒学所关注的重点。至近现代，《大学》所内涵的儒家“内圣外王”的文化理想与实践路向，又成为儒学现代转型过程中反思和批判的内容，有其现代的思想效应与意义。
一《大学》题解要了解《大学》，先谈一谈《礼记》。
《礼记》是战国至西汉时期儒家的礼学文献汇编。《汉书·艺文志》载：“《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所记也。”“礼记”乃解释“礼经”之作。西汉传《礼》的博士有三家：戴德、戴圣与庆普，三家皆汇编有“礼记”。其中戴德称为大戴，他的侄子戴圣称为小戴。戴德汇编的礼学文献有85篇，称为《大戴礼记》，小戴删辑为46篇，称《小戴礼记》。《小戴礼记》
经东汉马融增补3篇后由郑玄加以注解而广为流传。《大学》这篇文献即为《小戴礼记》的第42篇。
关于《大学》的作者，郑玄在注《小戴礼记》时没有提到，唐代孔颖达的《礼记正义》也没有说明。根据朱熹《大学章句》中的说法，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视《大学》为“孔氏之遗书”。朱熹自己则认为：“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按照朱熹的说法，《大学》分为经传，经为孔子之言，孔子的学生曾参述之，传为曾子之意而弟子记之。二程与朱熹所说，于史并无凭据，他们这样说主要是为了抬高《大学》这篇文献在儒家传统中的地位。根据《汉书·艺文志》“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所记也”，《大学》的作者有可能是战国时期的儒家传人。
“大学”题意，郑玄解为：“《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在郑玄这里，所谓“大学”，指儒者为政之学。朱熹《大学章句》引二程言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又指出：“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在朱熹看来，“大学”是“小学”之后的教育阶段与教育内容。朱熹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小学是子弟发蒙与初学阶段，其内容是基本的礼仪与六艺之学。大学是子弟学习的高级阶段，其内容为穷理、修身与治国之道。从《大学》的内容上看，郑玄与朱熹的解说皆有依据，郑玄的理解径直简要，朱熹则细致而有落实。实际上，“大学”还可从儒家实践方法与理想目标两方面来理解。此实践方法，从格物到修身，从齐家到治国平天下，无所不及，此为大；其理想目标，以天下为己任，以至善为鹄的，此亦为大。概括言之，所谓“大学”，就是儒家实践理想的大学问。
《大学》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就是儒家“三纲领”、“八条目”。
《大学》开宗明义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所谓“三纲领”，就是“明明德”、“亲民”与“止于至善”。朱熹说：“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为儒家道德修养、政治教化与理想境界的基本纲领。
“明明德”，郑玄注曰：“谓显明其至德也。”朱熹注《大学章句》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明明德”意为通过道德修养回复本来至善的天命之性。朱熹的解说立足于理学关于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理论分判，但与郑玄相一致，认为“
明明德”就是通过道德修养而显明其最高的德性。
“亲民”，孔颖达疏曰：“言大学之道，在于亲爱于民。”程颐在其《伊川先生改正大学》本句“亲”字下有小注曰：“当作新。”朱熹《大学章句》说：“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程颐与朱熹认为，所谓“亲民”应为“新民”，即通过道德教化而使人民显明其道德。孔颖达的“亲民”主要是要求统治者仁民爱物，是政治上的要求。应该说，孔疏更符合本意。
“止于至善”，孔颖达疏曰：“言大学之道，在止处于至善之行。”朱熹《大学章句》说：“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笔者以为，“至善”乃是儒家道德修养与政治实践的最高目标与境界，“止于至善”就是实现和达到这一目标与境界。
三纲领八条目“明明德”、“亲民”与“止于至善”，为“大学”之教规定了基本纲领，所谓“物有本末”，此为“大学”之本。“三纲领”也为学做“大人”提供了理想目标，所谓“事有终始”，就是由道德修养而至政治教化，再至实践至善之理想，此为“大学”之“终始”。
所谓“八条目”，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说：“此八者，大学之条目也”。《大学》曰：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八条目”是实现“三纲领”的八个实践内容与基本步骤。
从内容上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皆是儒者修身的内容，修身落实于“齐家”，由之推扩出去，则是“治国”与“平天下”的事业。
从步骤上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因此，“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是一个从修身而实现治国与平天下的过程。还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实践内容与步骤，儒家认为是从天子到普通人皆可以去做的。
具体地看，关于“格物”与“致知”，有不同的理解。
郑玄认为，“格，来也，物，犹事也”，“致知”就是“知善恶吉凶之所终始”。因此，在郑玄这里，格物致知就是对事物的善恶加以判断以使善从而恶去。显然，这种解释是着眼于道德判断与道德修养而做出的。朱熹则指出：“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因此，在朱熹这里，所谓格物致知，就是即物穷理。其所谓“物”，包括自然之物，但主要是伦理之事。其所致之知，包括物理之理，但主要是伦理之理。因此，朱熹的解释较之郑玄更为丰富，在朱熹的“格物致知”解说中包含着对客观物理的探求。朱熹在注解《大学》时，根据自己的判断增加了对“格物致知”的解说：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可见，朱熹的解释较之郑玄更有包容性，在朱熹的“格物致知”解说中，包含着对客观物理的知识论探求，也展开了关于人的认知能力与认识过程的认识论思考。
“诚意”与“正心”，孔颖达疏曰：“总包万虑谓之心，情所意念谓之意。若欲正其心使无倾邪，必先至诚，在于意念也。若能诚实其意，则心不倾邪也。”朱熹注曰：“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诚意”与“正心”主要是指在道德修养的过程中的自律与自觉。《大学》中也以“慎独”、“无自欺”来对这种修养加以说明。
“修身”与“齐家”，《大学》中解释说：“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上文所谓的“辟”，乃“偏爱”的意思。常人之情，总有所偏爱，因此修身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克服情感上的偏颇。“修身”是指个体的道德修养与是非观念的培养，“齐家”是使家庭和睦而有规矩，“修身”是“齐家”的根本。
“治国”与“平天下”，皆为儒家实现道德理想的客观实践。“治国”指使国家政治清明，获得良好的治理。“平天下”意为使儒家的道德教化普施天下，所谓“明明德于天下”。《大学》在说明儒家这一客观实践时，明确指出“治国”应以“齐家”为本，“明明德于天下”应以“治国”为本：“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这说明，儒家的客观政治实践，皆应落实在孝悌忠信的伦理法则基础之上。而孝悌忠信的伦理法则，正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宗法社会的观念核心。
《大学》的“八条目”构成了儒家道德实践的基本内容与步骤，是儒家“内圣外王”理想的客观化，也是实现这一理想的功夫与方法。
最后，谈一谈《大学》所言的“絜矩之道”。《大学》说：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关于“絜矩之道”，郑玄注曰：“絜，犹结也，挈也。矩，法也。君子有挈法之道，谓当执而行之，动作不失之。”所谓“絜矩之道”，字面的意思就是确立法则而执善固从。《大学》又进一步解释“
絜矩之道”，称之为“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因此，所谓的“絜矩之道”就是孔子所言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郑玄注也说：“‘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于人耳。治国之要尽于此。”朱熹则称之为“平天下之要道也”。
《大学》将“絜矩之道”视为儒家政治的基本准则，这一准则的核心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所代表的公平与公正。不过，这一政治上公平与公正的实现，需要依赖在上者的自觉与推行。
二《大学》源流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大学》有值得说明和讨论的问题。
如前所述，《大学》本是《小戴礼记》的一篇，东汉郑玄曾为之作注，唐孔颖达曾为之作疏。因此，《大学》的内容本应以《小戴礼记》所收录为准。事实上，在《大学》为宋儒所表彰并抽出单行之后，《大学》的内容刊定与版本流传就复杂起来了。
朱熹在二程改定的《大学》基础上，加以注释，同时对《大学》的内容做出了补充与调整，形成了《大学》的新版本。与此新版本相对，《小戴礼记》中原有的《大学》，就被称为《大学》古本。虽然朱熹的《大学》新本在后世非常流行，但也有学者据《大学》古本来与朱熹相颉颃，如宋明儒学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就曾编有《大学古本》，“去分章而复旧本”（《大学古本序》），并留有《大学问》的新解说。下面，我们就对宋以后的《大学》的流传与刊定加以梳理和说明。
据考证，北宋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八月，宋仁宗以《大学》赐新第进士王拱辰。后来，登第者皆赐以《儒行》、《中庸》、《大学》等篇。据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司马光着有《大学广义》一卷，是为《大学》别出单行之始。
程颢程颐司马光之后，最着名的《大学》版本是程颢与程颐兄弟所改定的。程颢所改定的称为《明道先生改正大学》，程颐所改定的称为《伊川先生改正大学》。二程的改本皆对《小戴礼记》中的文字次序有所调整，如大程的改本在原本首章之中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之后，开始移用后文“汤之《盘铭》”之言加以解说，而小程的改本则在原本首章之后，对后文的章节加以移易。
总之，二程对《大学》原本皆断以己意，做出了章节次序上的调整。
二程之后，对《大学》的专门研究多了起来。周予同先生在《大学》与《礼运》一文中曾细致地加以考证，他说：“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吕大临、苏总龟、喻樗的《大学解》，廖刚、何俌的《大学讲义》，谭惟寅的《大学解》，张九成的《大学说》，萧欲仁的《大学篇》等。——虽然这些书多半已经亡佚。到了南宋的朱熹，撰写《大学章句》和《大学或问》两书，不仅如司马光样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出单行，也不仅如二程样将《大学》原文的章节文字加以窜改，而且指明了《大学》是曾子和曾子的门人所作。到了朱熹，《大学》才取得儒教经典的最高地位；但到了朱熹，《大学》的真面目更其模糊了。”下面，我们就谈一谈朱熹对《大学》的改造与发挥。
对《大学》的刊定与注释是朱熹用力最着的工作。
从形式上看，朱熹的《大学章句》将《礼记·大学》的内容划分为经传。由“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始，至“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为经文部分。朱熹说：“上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后的内容，朱熹别之为传：“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朱熹认为：“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如左。”此外，朱熹还对“传”文部分的编次加以调整，以合经文部分“三纲领”、“八条目”的内容与顺序。
从内容上看，朱熹《大学章句》最重要的改定是增补了“格物致知传”的内容。朱熹认为，如果从经传相配合看，古本《大学》缺少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于是朱熹自称袭取二程的观点对传文作出了补充，增加了“补大学格物致知传”。
朱熹《大学章句》
王阳明朱熹对《大学》形式的调整与内容的增补，从儒家经学的传统上看，实在是大胆与惊人的。笔者认为，朱熹之改经，与宋代重视义理的学术风气有关，更重要的是阐发自己格物穷理的理学思想的需要。
此外，对于朱熹来说，可能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大学》既分经传，因此传文的调整与增补也可视为儒家后学弥补缺隙与发挥经义的正当之举。
朱熹的《大学章句》本由于被收入《四书》而在后世成为官方肯定的经典与教材，流传甚广，几成为定本。虽然如此，后世儒家对《大学》是否阙文以及朱熹的增补都曾提出疑义。王阳明对《大学》古本的恢复就是一个例证。阳明在《大学古本序》中说：“《大学》之要，诚意而已。”在阳明看来，格物是诚意之功，致知是诚意之本，止于至善是诚意之极。因此，王阳明认为：“圣人惧求之于外也，而反覆其辞。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矣。”反对朱熹对《大学》的改造，重新“去分章而复旧本”，恢复《大学》的古本。王阳明与朱熹在《大学》文本上的分歧，实际根源在彼此思想上的不同，阳明主诚意，而朱熹强调格物穷理。
三《大学》与中国文化宋以后，《大学》作为儒家经典被编入《四书》，立于学宫，成为儒者学习的基本文献及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有其现代的效应。
首先，《大学》对宋以后儒家的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大学》为二程所提倡而被朱熹加以注解并编入《四书》之后，遂成为儒家教育与儒者学习的重要经典。公元1227年，也就是朱熹卒后的第27年，宋理宗下诏说：“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将《四书集注》列为官学教材。元代，经儒家学者赵复、许衡等大力表扬，元仁宗于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将《四书》列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明确规定“用朱氏章句集注”。明清两代，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包括《大学》在内的《四书》，一直是最重要的经典与教材。科举考试也以《四书》为重要内容之一。明代科举以《四书》与《五经》取士，编有《四书大全》、《五经大全》等教材。在清代的科考中，朱熹的《四书集注》仍是最重要的考试内容。
《四书》之所以为后世儒者及国家科举所重视，从儒家教育的角度看，是由于《四书》内容的独特性。而在《四书》中，《大学》的地位与性质也相当重要与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