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一书，是庄子和他的门人及其后学所着，是战国中期到秦汉之间道家庄周学派的文章总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将《庄子》与老子的《道德经》视为道家和道教的宗经宝典。《庄子》成书以来，以其深邃的义理、磅礴的气势、丰富的想象、超脱的境界影响了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等传统文化，影响了儒家、佛教、道教等理论的发展。通常，人们将儒、释、道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而正是《庄子》的出现，才使得道家发展成为与儒、释鼎足而立的重要学派，使道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了解道家学说，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就不能不了解《庄子》。
一《庄子》
题解（一）
《庄子》的作者庄子像庄子（约公元前369年—公元前286年）名周，字子休，战国时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一说今安徽蒙城）人，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曾任蒙地管理漆园的小官。他本来是宋国人，因公元前286年（楚顷襄王十三年）齐灭宋后，齐与魏、楚三分宋地，蒙地属楚，故庄子为楚人。他往来于赵、魏各国间，与楚国关系较深，和楚威王、楚顷襄王都有往来。
庄子非常有才，与名家的惠施是好朋友，曾与惠施有过关于“有用无用”、“有情无情”的争辩，又曾与惠施在濠梁之上有过“鱼乐与否”的辩论。庄子还收有一些弟子，曾与弟子谈论“材”与“不材”的处世之道。
庄子一生穷困潦倒，《庄子·列御寇》记载庄子“处穷闾陋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即是说庄子居住在穷巷破屋之中，面黄肌瘦，以编织和卖草鞋为生。为了维持生活，庄子曾向监河侯（官名）借粮度日，又曾穿着补丁衣服用草绳系着破烂的鞋子去见魏惠王。
庄子虽然一生受贫穷之困，但他又安贫乐道，不慕权贵，淡泊名利，鄙视荣华。楚威王闻其贤，派人请他任楚相（令尹），庄子以“宁游戏污渎之中以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为辞，坚决拒绝。惠施任梁相时庄子去会见他，惠施害怕庄子取其位而代之，便于国中搜捕庄子三日三夜。庄子见到惠施后，自比为发于南海而飞往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的鹓雏，而将梁国相位比为腐鼠，将惠施比为吃老鼠的猫头鹰。又有宋子曹商，以宋国使臣身份出使秦国而得车数乘，又因得宠于秦王而获车百乘。曹商以此炫耀于庄子，庄子却将之讥为舐痔而邀宠者。
庄子的妻子死时，庄子非但不哭，反而击缶而歌。在他自己临死时，弟子欲厚葬之，庄子却说他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以星辰为珠玑，以万物为殉葬，认为自己的葬具已经很完备了，表现出对死亡的从容与超脱。
庄子学识渊博，与老子的思想一脉相承，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又“着书十余万言”，用以反对儒家、墨家的学说。《庄子》中有的篇章是专门针对儒家而发，“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因为庄子对老子的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使道家成为一个与儒家、墨家鼎足而立的学派，所以后世以“老庄”并称，庄子也成为道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二）《庄子》的内容结构
今本《庄子》共三十三篇，分“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三个部分。全书内容比较复杂，内篇与外篇、杂篇存在一些差异。内篇文章比较整齐，每篇都有一个篇名，内容偏重哲学论述，义理深邃；外篇、杂篇每篇基本上取开篇两个或三个字作为篇名，主要是发挥内篇的思想。但外篇和杂篇在内容上又比较芜杂，甚至个别篇章语词低陋、内容平平。所以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自着，外篇、杂篇则出自庄子门人及其后学之手。内篇可以作为研究庄子思想的主要依据，外篇和杂篇可以作为参考。现将各篇主旨概括如下：
内篇七篇《逍遥游》第一：欲得身心逍遥自在，须突破一己形骸之限制与外在功名、利禄、权位之束缚，而其要在于无己、无功、无名。
文徵明书《逍遥游》
《齐物论》第二：是非之争皆起于一己之私心成见，以道观之，天下之物之言，皆可齐一视之，如此则一切人与物皆有其存在之独特意义与价值。
《养生主》第三：行事须顺任自然条理，人能懂得此理，即能安时处顺，哀乐不入于胸次，而可以养生尽年。
《人间世》第四：处世之艰在于人际关系之纷争纠结，处世与自处之道贵在“虚己”与“无用”，如此则能周旋于乱世而物莫能害。
《德充符》第五：道归本心可超越外在形体之残疾与丑陋，和德充于内，自有形外之符验也。
《大宗师》第六：大道为万物之宗，万众之师，能体大道，则可天人合一、死生一如、安时处顺。
《应帝王》第七：为政之道，在于效法大道之自然无为，无心而任万物之自化，如此则可为帝王也。
外篇十五篇《骈拇》第八：人的行为应合于自然，顺人情之常。滥用聪明、矫饰仁义的行为皆非自然正道，自然正道在于“不失其性命之情”。
《马蹄》第九：种种政教措施、政治权力都有违人之真性，人的理想生活状态应当自然放任，顺应自然天性。
《胠箧》第十：圣智礼法之设，本用以防治盗贼，却反被盗贼所窃，用为护身的工具，祸害民众。唯有绝圣弃智，毁弃礼法，方可止息大盗，天下太平。
《在宥》第十一：仁义礼法扰乱人心，为祸害社会之源，皆应弃之。而以无为治之，可使物各得其性命之情。
《天地》第十二：天地运作本于自然，人君之治亦应顺天地自然无为之规律而行。欲得大道应涤除贪欲智巧之心，以“无心”求之。
《天道》第十三：自然规律运行不辍，万物皆自动自为，圣人当顺自然而行，与万化同流，以无为治天下。
《天运》第十四：天地万物无心运行而自动，唯有顺应自然变化方能教化他人，礼仪法度应顺时而变，不可拘泥守旧。
《刻意》第十五：天地之道淡然无极，恬淡、寂漠、虚无、无为乃道德修养之最高境域，养心之道贵在守神而勿失。
《缮性》第十六：人心之欲多非本真，求荣华者必丧己于物，故戒去性而从心。修治本性之要在于恬淡与智慧交相涵养，如此则可反情性而复其初。
《秋水》第十七：事物之大小、贵贱、是非等皆为相对，并无固定标准，以道观之，万物齐一，故应突破主观之局限性与执着性，以开放的心灵观照万物。
《至乐》第十八：无为为至乐，而至乐者无乐。人生至乐在于超脱俗情欲望而内心恬和，面对生死应安时处顺，随任变化。
《达生》第十九：养生之关键在于养神，只有参透生死、抛弃名位、排除杂念、保持心地纯朴专一方为通达生命之情。
《山木》第二十：人之处世，材与不材皆可致患，唯有清心寡欲，虚己无为，抛弃权位名利之思，乘道德以浮游，顺乎天道自然，方可保生全身。
《田子方》第二十一：此篇内容较驳杂，主要有三。一批评儒家“明乎礼仪而陋于知人心”；二论“哀莫大于心死”；三论得至美而游乎至乐之艺术心态。
《知北游》第二十二：此篇主要论“道”，道无所不在，但不可言说，不可闻见。体道之要在于精神凝聚，思虑专一。
杂篇十一篇《庚桑楚》第二十三：一切祸福，皆由心造，故心无利害之念，则物莫之能害。
《徐无鬼》第二十四：嗜欲、是非、名利等心理迷惑，致使人不能清静无为顺乎自然，解惑之方在于无知无为无言无求与遵循天道保持天性。
《则阳》第二十五：此篇言天下能归于道，则可天下为公而息争止乱，并兼涉宇宙起源及知识、语言之局限等问题。
《外物》第二十六：此篇言外物不可强求，谋虑智巧则伤自然之德，而应具宁静心态，并兼论得意忘言之旨。
《寓言》第二十七：述《庄子》一书之语言特点——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让王》第二十八：主旨在于阐述重生思想，以辞让王位诸事明贵生之旨，以治身为本，以治天下为末。
《盗跖》第二十九：借盗跖之口抨击儒家礼教规范及俗儒富贵显达之观念，主张保养自然之性情。
《说剑》第三十：记庄子劝止赵文王好剑之事。
《渔父》第三十一：主旨在于阐扬保真思想，并批评儒家礼乐人伦之观念，倡导谨慎修身，保持本真，使人与物各还归自然。
《列御寇》第三十二：本篇内容较为驳杂，主要在于阐述忘我的思想，反对雕琢矫饰，倡导纯任自然。
《天下》第三十三：以道术分裂为方术之学术史观，遍评先秦各家学派。
以上是《庄子》各篇的大旨，为了从总体上把握其思想，我们又可将《庄子》的主体思想概括为以下几个大的方面：
第一，“道”论。“道”是《庄子》哲学的最高范畴，也是其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庄子》直接继承了老子《道德经》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论思想，也把“道”作为天地万物产生的根源和依据，但“道”本身却无形无相，不可听闻感知。“道”的本性是自然，即自然而然，同时“道”又具有绝对性（“道”是产生天地万物的唯一本原，而其自身却自本自根)、永恒性（“道”自古长存、无始无终)、普遍性（“道”遍存于万物之中）和无目的性（“道”无意志、不主宰支配万物）等特征。人们只有通过“心斋”、“坐忘”、“虚静”、“凝神守一”等修养工夫才能与道体合一而把握大道，这时“道”就不仅是人对普遍的、永恒的宇宙发展规律的认知和体悟，而且内化为人的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最高精神境界。
第二，逍遥观。逍遥，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由。《庄子》认为，人存在于天地之间，总会受到特定的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从主观上讲，人经常处于对名利、权位等的追逐之中，又常常处于以自我为中心的是非、对错的纠缠之中；从客观上讲，人受到生死的时限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制约与束缚等。这些限制使人时刻处于一种关系网中而遭受到内在与外在的压力，这也是人不自由的根源所在。人要获得绝对的自由，只有通过“无己、无功、无名”的精神修养和精神境界的提升，而使自身突破自我和社会的限制，从主客观的关系网中超脱出来，从而达到“逍遥乎无何有之乡”的精神自由。所以，《庄子》所说的逍遥，就是一种超越的、无拘无束的心灵自由状态。
第三，超脱的生死观。《庄子》对生死问题作了深刻的思考，其生死观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帮助人们摆脱对死亡的恐惧而使人获得自由。《庄子》从三个层次上探寻了超越生死的三种途径：一是将生死归结为“时”与“命”，即生死是时势使然和命定的，不可改变，所以面对生死应“安时处顺”；二是将生死看作是气的聚散，气聚则为生，气散则为死，所以生死只是一种自然的变化；三是通过“心斋”、“坐忘”的修养工夫而与“道”合一，从而达到忘怀生死的超越境界。以上三个方面，都是让人以一种超脱的心态看待和面对生死，从而摆脱世俗生死观念的纠缠而获得一种平和的心境。
第四，万物齐一的平等观。《庄子》认为，世间的是非争论、万物之间的差别，都是来自人的“成心”，都是人的一偏之见，如果从绝对的、超越的“道”的角度来看待万物，则万物都是齐一的和平等的，万物无所谓好坏美丑，其间的一切差别都可消融在大道之中。所以《庄子》中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万物“道通为一”，“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但是，《庄子》万物齐一的平等观，并不是要取消和抹煞万物之间客观存在的种种差别而齐同万物，恰恰相反，它正是看到了万事万物存在的种种差异性，而以一种超越差别的观点来观察万物，以此来确认万事万物存在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第五，无为反朴的社会观。《庄子》的社会观立足于对人类社会文明副作用的深刻反思，揭露和批判了人类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戕害。而儒家所倡导的道德仁义正是使人性堕落的根源，“夫仁义之行，唯且无诚，且假乎禽贪者器”（《徐无鬼》），儒家的仁义规范已经蜕化为统治者争夺权力的工具，从而出现了“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胠箧》）的异化现象。正是基于此，《庄子》以其自然哲学为基础，批判了君主制度的危害，在政治上倡导顺应和保持人的自然本性的无为政治，并提出了“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马蹄》）的至德之世的社会理想，而主张返归于可以避免文明困扰的原始自然状态。
二《庄子》源流（一）《庄子》的版本和注疏《汉书·艺文志》着录《庄子》五十二篇，这是最初的《庄子》古本，这一古本《庄子》到魏晋时仍然存在，魏晋人司马彪、孟氏曾对此古本《庄子》作过注解。除此之外，魏晋时还有崔譔《庄子》二十七篇注本、向秀《庄子》二十六篇（还有的说是二十七或二十八篇）注本和李颐《庄子集解》三十篇（有的说是三十五篇）集解本。崔譔、向秀和李颐作注或集解所依据的版本，可能是《庄子》五十二篇古本的节选本。在《庄子》五十二篇古本中，大约有十分之三篇章的内容芜杂怪诞，有的似《山海经》，有的像《占梦书》，有的抄自《淮南子》，所以西晋时的郭象删节了其中一些荒诞无意义的内容，对其进行了重新编订，合为三十三篇并为之作注。因为郭象对《庄子》三十三篇所作的注解独特精深，为后世所推崇，所以在唐代之后，其他的版本逐渐被淘汰，唯独郭象的三十三篇《庄子》修订本流传下来，并逐渐成为定本。现在我们看到的通行本《庄子》即是经过郭象编订的。
历代学者都因其思考与需要，对《庄子》一书进行了注解或诠释，成书凡数百部。据有关史料记载，最早对《庄子》进行注解是在魏晋之时，当时注解《庄子》的已有数十家，至今可考者有崔譔《庄子注》十卷、向秀《庄子注》二十卷、司马彪《庄子注》二十一卷、李颐《庄子集解》三十卷、孟氏《庄子注》十八卷、王叔之《庄子义疏》三卷等。但以上诸书皆已亡佚，部分注解保存在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中。下面将现存的历代《庄子》注疏择其要者列举如下：
晋郭象、唐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十卷（郭象注、成玄英疏）；
宋贾善翔《南华邈》一卷；
宋王雱《南华真经新传》二十卷；
宋林希逸《庄子鬳斋口义》十卷；
宋吕惠卿《庄子义》十卷；
宋陈景元《南华真经章句音义》十四卷；
明罗勉道《南华真经循本》三十卷；
明潘基庆注《南华经》七卷；
明徐曙庵《南华日抄》四卷；
明杨慎《庄子解》一卷；
明陈深《庄子品节》八卷；
明朱得之傍注并通义《庄子》十卷；
明释性通《南华发覆》八卷；
明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三十三卷；
明沈一贯《庄子通》十卷；
明焦竑《庄子翼》八卷；
明陈懿典《庄子南华真经精解》九卷；
明杨起元《南华经注释》六卷；
明李贽《庄子解》二卷；
明叶秉敬《庄子膏肓》四卷；
明方以智《药地炮庄》九卷；
明周拱辰《南华真经影史》九卷；
明陶望龄《解庄》十二卷；
明释德清《庄子内篇注》四卷；
明陈治安《南华真经本义》十六卷；
明程以宁注疏《南华真经》三十三卷；
清林云铭《庄子因》六卷；
清王夫之《庄子解》三十三卷，《庄子通》一卷；
清傅山《庄子解》一卷；
清高秋月《庄子释意》三卷；
清宣颖《南华经解》三十三卷；
清陆树芝《庄子雪》三卷；
清郭阶《庄子识小》一卷；
清姚鼐《庄子章义》五卷；
清方潜《南华经解》三卷；
清浦起龙《庄子钞》一卷；
清胡文英《庄子独见》三十三卷；
清屈复《南华通》七卷；
清吴峻《庄子解》一卷；
清吴世尚《庄子解》十二卷；
清藏云山房主人《南华经大意解悬参注》五卷；
清刘凤苞《南华雪心编》八卷；
清王先谦《庄子集解》八卷；
清郭庆藩《庄子集释》十卷；
清吴汝纶注《庄子》十卷；
清俞樾《庄子平议》三卷；
清马其昶《庄子故》八卷；
清陈寿昌《南华真经正义》四卷；
奚侗《庄子补注》四卷；
林纾《庄子浅说》四卷；
刘文典《庄子补正》十卷；
廖平《庄子经说叙意》一卷；
朱桂曜《庄子内篇证补》；
张栩《庄子释义》一卷；
曹受坤《庄子内篇解说》；
阮毓崧《庄子集注》五卷；
闻一多《庄子内篇校释》一卷；
胡怀琛《庄子集解补正》一卷；
刘武《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七卷；
钟泰《庄子发微》五卷；
关锋《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
方勇、陆永品《庄子诠评》；
姚汉荣等《庄子直解》；
曹础基《庄子浅注》；
陆钦《庄子通义》；
杨柳桥《庄子译诂》。
（二）、历代《庄子》的研究
《庄子》成书两千多年以来，历代对其的研究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先秦两汉之时，《庄子》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魏晋玄学的兴起使《庄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从此以后，历经唐、宋、明、清，直至近代现代，《庄子》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重点。随着时代的推移，对《庄子》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化，并且，历代对《庄子》文字、义理的注释和阐发已经构成了一门自成体系的学说——庄学，庄学与老学一起构成了道家学说的主要组成部分。现将历代《庄子》的研究状况作一概述。
1.先秦两汉时期
先秦两汉之时，《庄子》已经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间或有对庄子其人其书的一些评论。先秦最早对庄子进行直接评论的是荀子，他在《解蔽》中对庄子的学问特点作了简洁的评价，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可以说揭示了庄子思想的本质特征。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是汉初道家思潮的理论总结，其中多处借用了《庄子》的理论和观点，如《俶真训》借用了《齐物论》的文字，《齐俗训》继承了《齐物论》中齐同异的观点，《天文训》中对“道”的描写与《大宗师》中庄子对“道”的描述非常相似，《人间训》与《人间世》的思想相通；另外如《淮南子》中的人性各有修短、人性和愉宁静，治理万物应顺遂其性命之情，养生应以养神为主，以及其中所描写的神人、至人、得道之人的逍遥脱俗等，也都来自《庄子》，这说明《庄子》中的思想已经被刘安及其宾客所关注和研究。
司马迁着《史记》，为庄子作传，将之放于老子之后，从形式上显示了两者前后的继承关系，并指出庄子之学“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其中某些篇章则在于“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了庄学的某些学术特质。班固的族伯班嗣虽专修儒学，但也深研老庄之学，以绝圣弃智、修生保真、清虚淡泊、归之自然、师友造化、不为世俗所役而荡然肆志为庄子的思想品格，可谓深契庄子之精神。
上述状况表明，先秦至两汉时期对《庄子》的研究虽然已在进行，但只局限于少数的一些人，系统的研究还未形成。
2.魏晋时期
魏晋之初，即有司马彪、孟氏等数十家注解《庄子》，可惜没有完整保留下来。魏晋玄学的兴起，使基本上处于沉寂状态的《庄子》一下子成为备受魏晋士人青睐的重要着作。《庄子》与《周易》、《老子》并称为“三玄”，是魏晋士人的重要谈资，读《庄》注《庄》成为社会风气，庄学得以勃兴。
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作《庄子注》，而“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为竹林七贤的阮籍、嵇康，对《庄子》皆有研究。阮籍作《达庄论》，对庄子的万物齐一思想多有称述；嵇康则自称以老、庄为师。王坦之以儒者自居，作《废庄论》，站在儒家立场对庄子提出尖锐批评，认为庄子“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认为“庄生作而风俗颓”，这也从反面说明，一些正统的儒家学者也在关注和研究庄子。
四库全书本郭象《庄子注》
郭象《庄子注》
郭象的《庄子注》为这一时期研究《庄子》的集大成之作，不仅文辞优美，而且义理深邃。它以向秀的《庄子注》为基础，对庄学义理有诸多阐发和创新。郭象万物外不依于道、内不由于己的独化论、性分自足的适性逍遥义、彻始彻终的自然观、游外冥内的内圣外王之道、名教与自然的沟通融合等皆新意迭出，是千百年来庄学研究中影响最大的《庄子》注本。这一时期，《庄子》研究者多借庄子思想阐发玄学义理，使《庄子》研究与玄学思潮相互发明影响，在研究《庄子》的方法上多是“以玄解庄”。
东晋名僧支道林玄释兼通，对《庄子》也有极深造诣，曾与许询、谢安等人谈论《庄子·渔父》篇，叙致精丽，才藻奇拔；又曾与王羲之谈论《庄子·逍遥游》，使王羲之流连忘返。在解庄的方法上，支道林开拓出“以佛解庄”的新视角，使庄学带上了般若学的色彩。支道林以佛理解释《庄子》，针对向秀、郭象的“适性逍遥”说而作《逍遥论》，阐发“明至人之心”的至足逍遥说，从而“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世说新语·文学》）。
3.唐代
唐代的《庄子》研究仍在进行，唐玄宗天宝元年诏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庄子》为《南华真经》，列为道教经典。唐代的《庄子》研究，多重字义、音释，不重义理，并混杂神仙之说，开始出现佛道融合的趋势。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庄子》研究着作有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庄子》和成玄英的《南华真经注疏》。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庄子》多从文字着力，对《庄子》中的字词多有音义注解，并保留了崔譔、司马彪、李颐、向秀、郭象等人有关《庄子》的注解，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成玄英为唐代道士，精研《庄子》三十年，以郭象《庄子注》为底本，成《南华真经注疏》，对《庄子》书中的史实典故、人物地名、字词音义等皆有翔实的考释，对句意也有比较通俗详细的讲解；在义理方面，则大抵以郭象的独化论为基础，兼杂佛仙之论，阐发了“重玄”之道。
4.宋代
宋代的《庄子》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不仅出现了一大批《庄子》研究者和研究着作，而且在方法上也多种多样。
覆宋本《南华真经注疏》
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庄子》研究着作，除了前面提到的贾善翔《南华邈》外，褚伯秀作《南华真经义海纂微》，除收郭象《庄子注》外，还收宋代吕惠卿、林疑独、陈祥道、陈景元、王雱、刘概、吴俦、赵以夫、林希逸、李士表、王旦、范应元等十二家注解《庄子》之文，并断以己意，标称“褚氏管窥”附于各家之后，或提挈一章大旨，或较评诸家得失，往往见识不俗。并且这一时期对《庄子》
的研究形式趋于多样化，除了常见的“注解”外，尚有集注、音训、考订、抄录、辑佚、专论、杂论、点评等。除此之外，宋代的《庄子》研究者一方面注意《庄子》本身的主要思想，如陈景元作《南华真经章句音义》，对《庄子》词句皆有释义，对于校勘《庄子》有一定的价值。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庄子》研究非常注意对庄子思想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在方法上也突破了魏晋以来的“以玄解庄”和“以佛解庄”，许多儒者站在儒家立场“以儒解庄”，如王安石作《庄子论》，以为庄子之意与儒家思想并非截然对立；王雱作《南华真经新传》、《南华真经拾遗》，以儒家的道德性命之学解庄，以内圣外王之道诠释庄学义理；苏轼作《庄子祠堂记》，更提出庄子对儒家孔子是“阳挤阴助”之说，与司马迁的“诋訿孔子之徒”的说法正相反，对后世影响甚巨；林希逸作《庄子鬳斋口义》，则“以理入庄”、“庄禅并用”；陈景元则“以道解庄”，将《庄子》与道教的炼养方法相结合；褚伯秀则将“性命双修”的思想与《庄子》加以会通。如此等等，于此可观宋代庄学研究的盛况。
5.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的庄学研究发展到一个总结性的阶段，庄学研究的成果众多，这一时期的《庄子》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辨析庄子思想的源流。研究者多将庄子的思想溯源于老子，深化了司马迁认为庄子思想“归于老子之言”的观点。陆西星作《南华真经副墨》，在庄学源流上认为《庄子》是《道德经》的注疏，在解释篇题和内容时，多指出源自《道德经》某句某义；藏云山房主人作《南华经大义解悬参注》，将《庄子》与《道德经》一一比照，认为“《道德经》为《南华》立其基，《南华》为《道德经》集其成”，甚至认为《庄子》与《道德经》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其他如释德清、程以宁、吴世尚等皆持此观点。
二是注重篇章真伪的考辨。对此，王夫之的《庄子解》辨之甚详。王夫之从内篇与外篇的文风、文意、义理等诸方面，认为外篇非出于庄子之手，而乃庄子后学杂辑而成，其中以《骈拇》、《马蹄》、《胠箧》、《天道》、《缮性》、《至乐》诸篇最为拙劣；而杂篇的《让王》、《说剑》、《渔父》、《盗跖》四篇，均承苏轼之说，以之为伪作，不为之作解。由此而疑庄之风益盛，晚近学者多沿其说。
清光绪二十年刊思贤讲舍本郭庆藩《庄子集释》三是注意对《庄子》文字句义的校订训诂。卢文弨《庄子音义考证》，王念孙《读书杂志》，汪懋竑《庄子存校》，洪亮吉《晓读书斋录》，陈澧《东塾读书记》，俞樾《庄子平议》、《庄子人名考》，郭庆藩《庄子集释》，孙诒让《庄子札迻》，王先谦《庄子集解》，马其昶《庄子故》等，均以深厚的文字、考据、训诂、音韵之功，对庄文之文字句义进行了校订训解，其中尤以俞樾、孙诒让、王念孙等人所论为精深。
四是从文学的角度论《庄子》。如宣颖的《南华经解》以为，庄子之文写景摛情有化工之巧，为千古一人。林云铭的《庄子因》对每篇庄文的宗旨、艺术技巧都进行了分析，对部分段落或章节的特色之笔有精炼的艺术分析。吴世尚《庄子解》以为庄文最为入情入理，高处着眼，大处起议，空处落笔，澹处措想。其他如张溥、金圣叹、胡文英、刘凤苞等皆注意到了庄文的文学特色。
明清两代的庄学研究，在解庄的方法上不仅继承了前代的各种解法，如以儒解庄、以佛解庄，而且又有所拓展，出现了以庄解庄及以易解庄。“以儒解庄”者，如徐曙庵《南华日抄》以儒家义理注解庄子思想；郭阶《庄子识小》以为儒家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义尽于《庄子》内篇；姚鼐《庄子章义》以为庄子之学出于子夏，亦即孔子门徒。“以佛解庄”者，如释性通之《庄子发覆》、释德清之《庄子内篇注》、方以智之《药地炮庄》、杨文会之《南华经发隐》等，以上诸家或以禅宗公案诠解庄学义理，或直接以佛理诠解庄学义理，饶有兴味。“以庄解庄”者，如罗勉道作《南华真经循本》，以循《庄子》本义为民国二十二年（1933）
上海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庄子集注》宗旨，以为旧注诸家或敷衍清谈，或牵涉禅语，或强附儒家正理，多非庄文本义，所以以先秦之名物典章训释《庄子》文句，多有价值。陈治安《南华真经本义》
、林云铭《庄子因》皆以为《庄子》之大旨内篇已尽，而外、杂篇多与之相发明。王夫之《庄子解》则力图清除前人以儒佛思想对庄子思想的附会，而还庄子思想的真实面目。“以易解庄”者，如方以智《药地炮庄》、吴峻《庄子解》，皆以《易》理比附庄学义理，虽有牵强之处，然是庄学研究方法的一个新视角。当然，以上几种解庄方法，并非单一运用，有的则是几种方法兼而有之，如陆西星的《南华真经副墨》即欲合儒释道于一家，方以智的《药地炮庄》则佛理、易理并用等。
6.民国时期
20世纪初期至40年代的民国时期，在《庄子》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不仅出现了一批对《庄子》进行校释的着作，而且受西方治学方法的影响，出现了一批对庄学进行专门、条理和系统研究的着作。
民国初期，首先有章炳麟的《齐物论释》，以佛学唯识论的思想阐释庄子，站在被压迫民族的立场宣扬多元文化平等观，影响甚大。章炳麟后又作《庄子解故》，逐字句考订《庄子》。之后校释庄文的重要着作有马叙伦的《庄子义证》，该书搜罗众说，断以己意，尤重字训，功力超过前人；刘文典作《庄子补正》，取诸家注疏校录，正传写之讹，纠旧疏之失，考订精深；其余有刘师培《庄子斠补》
、陶鸿庆《读庄子札记》、于鬯《庄子校书》、于省吾《庄子新证》、杨树达《庄子拾遗》、王叔岷《庄子校释》、刘武《庄子集解内篇补正》等。
受西方治学方法的影响，对庄子思想进行较为系统研究的着作主要有胡哲敷《老庄哲学》、张默生《先秦道家哲学研究》、郎擎霄《庄子学案》、叶国庆《庄子研究》、蒋锡昌《庄子哲学》等，对庄子的生平、庄子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心理学、辩证法、文学、人生哲学、艺术观、宗教观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7.现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批判庄子思想，是当时许多学者关注和探索的问题。冯友兰的《论庄子》、《再论庄子》和《三论庄子》，坚持从哲学的角度入手，打破内、外、杂篇的限制，对庄子思想作了深入的分析，但也掺杂了较多的意识形态成分。侯外庐则结合社会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庄子，将庄子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来考察，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将庄子思想界定为主观唯心主义。而任继愈则发表了《庄子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从庄子哲学的自然观和辩证法思想，提出了庄子思想是唯物主义的观点。
这一时期关锋的《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并在日本发行，引起了日本学者的重视。该书认为庄子哲学是一种特殊形态的主观唯心主义，其体系结构是有待→无心→无待的三段式，特点是悲观主义和自我欺骗，是阿q式的、内向式的极端个人主义；庄子的认识论是相对主义、不可知论；庄子的哲学体系是没落奴隶主意识、情感的反应，没有任何积极的内容；在篇章的考订上则认为内篇是庄子自着，外、杂篇则是庄子后学、老子左派和杨朱学派的着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庄子》研究上意识形态的影响逐渐淡化，出现了张恒寿的《庄子新探》、曹础基的《庄子浅论》、刘笑敢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崔大华的《庄学研究》等有分量的学术专着
。其他从美学、文学角度研究庄子思想的着作也相继出现，对庄学的研究出现了全方位的研究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