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个人主义的竞争精神弥漫于整个社会，那就必然会给两性之间的关系造成损害，除非属于男人的生活领域与属于女人的生活领域被严格地加以分开。尽管如此，病态的竞争，由于其所具有的破坏性，却甚至可能比一般的竞争产生出更大的浩劫。
神经症病人挫败、制伏、侮辱对方的病态倾向，在恋爱关系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性关系成了制伏、贬低对方或被对方制伏、贬低的一种手段，而这一性质显然与性爱关系的本性全然相悖。这种情形往往发展为弗洛伊德曾经描述过的男人恋爱关系中的分裂：一个男人在性方面可能仅仅为那些比他标准更低的女人所吸引，而对爱慕和崇拜他的女人却没有任何性欲。对这种人说来，性交不可分割地必然伴随着侮辱倾向，正因为如此，所以一旦面对他爱慕的女人或他可能爱慕的女性，他就会立刻压抑住自己的性欲。这种倾向往往可以追溯到他母亲身上。他曾经从母亲那儿感受到侮辱，他也希望对母亲回报以侮辱；但是出于恐惧，他又只能把这种冲动隐藏在一种夸张的忠诚后面。这种情形往往被说成是一种固定作用（fixation）。在往后的生活中，他通过把女人分为两种，而为自己找到一种解决方案；这样，他对他所爱的女人的潜在敌意，就表现为以实际行动来使她们感到灰心丧气。
这种类型的男人，一旦同一位身份或人品与他相当或者比他优越的女性发生关系，往往不是为她感到骄傲，而是隐隐地替她感到羞耻。他可能因为自己的这种反应而感到十分困惑，因为在他的自觉意识里，他并不认为女人一旦与男人发生性关系就会失去其固有的价值。但他不知道：他这种通过性交来贬低女性的冲动是如此强烈，以致在情感上，女性在发生性关系后对于他已变成一种可鄙的尤物。因此，他替她感到羞耻，这乃是一种顺理成章、合乎逻辑的反应。同样，女性也可能为自己的情人产生一种非理性的羞耻感，表现为不希望被人看见他俩在一起，或对他的美好品质熟视无睹。因此，她对他的欣赏远不如他实际应得的欣赏。精神分析证实，女性也同样具有贬低对方的无意识倾向。通常，她对于女性也有同样的倾向，但由于某些个人因素，这些倾向却更多地集中在与男性的关系中。造成这一情形的个人因素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对某个受父母宠爱的兄弟的仇恨，对软弱无能的父亲的轻蔑，坚信自己缺乏魅力并因而事先认定自己必然受到男人的拒绝或冷落。同时，她也可能出于对其他女性的极大恐惧，而不敢表现出自己这种对她们的侮辱倾向。
女性和男性都同样可能充分意识到自己一心一意要制伏和侮辱异性。一个少女可以抱着这样一种坦率的动机，即要置某个男人于她的股掌之上，而开始与男人谈恋爱。她也可能故意挑逗男性，而一当对方产生了爱情，就立刻弃之不顾。但是，在通常情况下，这种侮辱他人的欲望却是无意识的。在这种情形下，它可能以种种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它可能表现为老是嘲笑男人的追求；此外，它也可能表现为性冷淡，以此来向男人表明，他不可能使她满足，从而成功地侮辱了对方——尤其在对方本来就对女性的侮辱怀有病态恐惧的情形下就更是如此。与此相反的现象也往往见之于同一个人身上，即因为性关系而感到自己受了利用，受到侮辱和贬低。在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感到性关系对自己是一种侮辱乃是一种普遍的文化模式，只有当这种关系合法化和合乎冷冰冰的礼节时，这种感觉才会被冲淡。最近30年来，这种文化影响已经越来越弱，但仍然足以使女性比男性更经常地感到性关系伤害了自己的尊严。这种影响，也同样可以导致性冷淡，或导致完全避免与男性接触，不管她内心是多么渴望与男性接触。这种女性可能通过受虐淫幻想或性变态，从这种态度中得到一种继发性满足。但这样一来，她就会因为预先想到他人的侮辱，而对男人产生一种巨大的敌意。
一个深恐自己缺乏男性气概的男子，往往很容易怀疑自己之所以得到女性的爱，仅仅是因为这女人需要获得性的满足，即使哪怕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这女人是真诚地喜欢他也是枉然。因此，他可能因为自己这种被人利用的感觉而对女人产生憎恨。此外，一个男人也可能把女性对他的爱抚缺乏反应，视为一种不可忍受的屈辱，因而老是怕对方得不到满足。在他自己看来，这种极大的关注显得是一种温柔体贴；然而，在其他方面，他却可能十分粗暴，丝毫也不懂得体贴。这就表明：他对女性是否得到满足的关心，只是他自己为避免感到屈辱的一种保护手段。
有两种主要的方式可以用来掩盖这种侮辱和挫败他人的冲动。一种是借崇拜赞美来掩盖，另一种是通过怀疑使这种冲动理智化。当然，怀疑也可能真实地表达了理智上存在着的不同意见。只有确实能够排除这种真正的怀疑的时候，我们才有理由在怀疑的背后去寻找隐藏着的动机。这些动机可能隐藏得并不深，以致只要简单地质问这种怀疑的根据何在，就可以导致焦虑的发作。我的一位病人每次就诊都要对我进行粗鲁的侮辱，尽管他自己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后，当我直接询问他是否真正相信他对我能力的怀疑时，他便立刻陷入严重的焦虑状态，变得坐立不安。
当这种侮辱和挫败他人的冲动被一种崇拜态度掩盖起来后，其过程就会变得更加复杂。那些在内心深处隐秘地渴望伤害和侮辱女性的男人，很可能在自己的自觉意识中把女性捧上天；而那些无意识中总是希望打败和侮辱男性的女人，则很可能沉溺于英雄崇拜。在神经症病人的英雄崇拜中，也像在正常人的英雄崇拜中一样，很可能有一种真正的价值感和伟大感。但神经症病人的英雄崇拜，其根本特征却在于它事实上乃是两种倾向的妥协：一种是对于成功的盲目崇拜而不论其价值何在——因为他自己就有这方面的愿望；另一种则是用伪装来掩盖其对于成功者的破坏性愿望。
某些典型的婚姻冲突，就可以根据这一点来理解。在我们的文化中，这种婚姻冲突往往更多地涉及女性，因为男人往往有更多获得成功的外界刺激，他也更有获得外部成功的可能性。假定有这样一个具有英雄崇拜倾向的女人，她之所以嫁给一个男人，是因为他已经取得的成功或他未来可能的成功使她动心，那么，由于在我们的文化中，妻子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并分享了丈夫的成功，所以只要这种成功能够继续下去，就会给她带来某种满足。但另一方面，她却处在一种冲突的情境中：她因为丈夫的成功而爱他，与此同时，她又因为他的成功而恨他。她想破坏他的成功，但她又不能这样做，因为另一方面，她又希望通过参与其中而想象性地分享这一成功。这种妻子，可能以大肆挥霍来威胁丈夫的财产安全，可能以无休无止的争吵来破坏丈夫精神上的平衡，可能以阴险狡猾的侮辱毁谤来破坏丈夫的自信心，从而显露出她希望破坏丈夫成功的隐秘愿望。她这种破坏性愿望也可以表现为无情地驱使他拼命向前，以取得更大的成就，而丝毫不考虑丈夫本人的利益。这种仇恨心理，一当出现任何失败的迹象，就有可能表现得更加明显。尽管当丈夫取得成功的时候，她在各方面都始终显得是一个挚爱的妻子，现在，她却可能转而反对她的丈夫而不是给他以帮助和鼓励。因为，在能够分享丈夫成功果实时掩盖起来了的复仇心理，一旦面对丈夫失败的迹象，就会公开表现出来。所有这些破坏性活动，都可能在爱的伪装和崇拜的伪装下进行。
另一个熟悉的例子，也可以引用来说明：爱是怎样被用来补偿来源于野心的破坏性冲动的。一个素来独立性很强、精明能干、事业成功的女人，在结婚之后，竟不仅放弃了她的工作，而且逐渐形成一种依赖心理，以致似乎完全放弃了他过去的野心——所有这一切变化，不妨用“变成了真正的女人”来形容。她的丈夫为此感到失望，因为他原来希望找一个出色的伴侣，结果却发现自己的妻子并不与自己合作，而只是把自己放在丈夫的羽翼之下。发生这种变化的女人往往对自己的潜在能力有一种病态的担心，她隐隐地感觉到：嫁给一个事业上成功的男人，或至少嫁给一个具有成功希望的男人，对于实现自己的野心或仅仅是获得自己的安全，要比个人奋斗更为可靠。如果仅此而已，这种情形倒还不至于产生精神障碍，甚至还可能产生出令人满意的效果。然而，神经症病人却往往在内心深处，拒绝放弃自己的野心并对丈夫充满敌意，而且往往根据“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病态原则，坠入到虚无感中，最终成为一个虽生犹死、可有可无的人物。
正如我前面说过的那样，这种反应之所以更常见于女性而不是男性，其原因可以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中找到，这种文化背景把成功视为男人的领域。但是，这种反应并非女性天生固有的素质；因为，如果情形恰恰相反，也就是说，如果女人碰巧比自己的丈夫更聪明，更强壮，更成功，那么男人也会做出同样的反应。由于我们的文化坚信除了爱情之外，男人在一切方面都比女人优越，这种态度在男人身上就较少采取崇拜的伪装，而往往比较公开地表现出来，并对女人的兴趣、事业和工作造成直接的破坏。
这种竞争精神不仅会影响男女之间已有的关系，而且还会影响到伴侣的选择。在这方面，我们从神经症病人身上看到的，不过是更加明显的画面而已；而这在一种具有竞争精神的文化中，往往被认为是正常现象。在正常情况下，对终身伴侣的选择往往要根据对名望和财富的追求来决定，也就是说，要受爱情领域之外的动机支配。只不过在神经症病人身上，这种外在因素的决定和支配往往更加强大，更压倒一切——而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对于统治驾驭他人，对于名望和财富的追求，比一般人更具强迫性，更缺少灵活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与他人的关系（包括与异性的关系），已经过分恶化而不能进行充分而适当的选择。
破坏性竞争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加剧同性恋倾向：首先，它提供了一种冲动，使人完全不与异性接触，以避免与同等的对手进行性竞争；其次，由于它导致的焦虑需要获得安全感，而正如我们指出过的那样，对安全感的需要和对爱的需要，往往是紧紧抓住同性伴侣不放的主要原因。在精神分析过程中，如果病人和医生都是同一性别的人，则往往可以观察到破坏性竞争、焦虑与同性恋倾向之间存在的联系。这种病人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一味夸耀他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并对医生表示轻蔑。一开始，他这样做还采取了伪装的面目，以致他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接下去他就会发现他这种态度，但这种态度仍然与他的情感相分裂，他仍然意识不到是一种多么强大的情感在后面推动它。这之后，当他逐渐开始感觉到他的敌意对医生的冲撞，并与此同时开始逐渐感到不自在并伴随着焦虑、心悸和烦躁不安的时候，他突然梦见医生拥抱他，并开始产生与医生亲密接触的幻想和愿望，从而表明了他需要缓和他的焦虑。这一连串反应可能多次反复出现，直到病人最后能够如实正视他自己的病态竞争心理为止。
总之，爱或崇拜可以通过下列方式，被用来作为对挫败他人冲动的一种补偿。这就是：不使这种破坏性冲动被自己意识到；通过在自己与竞争对手之间造成一段不可追赶的距离，从而完全消除竞争；分享成功的滋味，或者参与到成功之中；安抚竞争对手以便躲避对方的报复。
关于病态竞争对两性关系的影响，以上这些讨论虽然还远不足以穷尽一切，但已足以表明，它是如何导致两性之间关系的损害的。在我们的文化中，由于这种使两性之间和谐关系的可能性遭到破坏的竞争，同时又正是焦虑的来源，并因而使人更加渴望和谐的两性关系，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