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症病人也同样可以做出自觉的决定来战胜他的焦虑。例如，有这样一个女孩子，她直到临近青春期之前，始终受到焦虑的折磨，特别是与强盗有关的焦虑。但她却自觉地决定不考虑这种焦虑，独自一人睡在阁楼上，或独自一人在阴森的、无人居住的空宅中行走。她带来作精神分析的第一个梦，显示出这一态度的种种变化方式。梦中包含许多事实上十分可怕的情境，但每一次她都勇敢地面对了这些情境。其中之一是她在夜里听见花园里有脚步声，于是走出门外，站在阳台上喝问：“谁在那里？”她成功地消除了自己对强盗的恐惧，但由于激发她焦虑的内在因素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变，所以仍然存在的焦虑所产生的其他后果并没有消除。她仍然孤僻内向，羞怯胆小，老是觉得自己不受人欢迎，没有人需要，始终无法安定下来做任何建设性的工作。
在神经症病人身上，往往并没有这样一种自觉的决定，这一过程往往是自动进行的。然而，与正常人的区别，却并不在于这一决定的自觉程度，而在于它所得到的结果。神经症病人竭尽全力所能得到的全部结果，不过是消除了焦虑的特殊表现方式，就像那个女孩子消除了她对强盗的恐惧一样。我并不打算低估这样一种结果，它不仅可能具有实用的价值，同样也可能在增强自尊心方面具有心理的价值。但由于这些结果往往受到过高的估计，因此有必要指出它的消极面。事实上，在这一结果中，不仅人格的基本动力结构没有任何改变，而且一旦病人失去了他内在紊乱的显著征象，他同时也就失去了他解决这些紊乱的活生生的动力。
这种对焦虑不顾一切地克制，往往在许多神经症病人身上发挥着极大的作用，而且往往不易被正确地认识出来。例如，许多神经症病人在某些特定情境中往往表现出强烈的攻击倾向，这种攻击倾向通常被认为是实际的敌意的直接表达，而事实上却可能主要是在感到自己受到攻击的压力下，不顾一切地要征服自己内在的胆怯。尽管敌意往往也确实存在，但神经症病人却可能极大地夸张了他实际感受到的攻击，他的焦虑激发着他要去战胜他的胆怯。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点，就有把这种不顾一切地莽撞，错当作真正的攻击倾向的危险。
使焦虑得到缓和的第三种方式是麻醉自己。这可以有意识地、不加掩饰地通过酒精和药物来达到麻醉的目的，但也还有许多其他的方式，这些方式彼此之间并没有明显的联系。一种方式是由于对孤独的恐惧而投身于社会活动中。不管这种恐惧是被自觉地意识到，还是仅仅被体验为一种隐约的不安，它都不可能改变真实的处境。使焦虑处于麻醉状态的另一种方式，是拼命地沉浸在工作中，这一点可以从工作所具有的强迫性质，以及节假日所产生的烦躁不安中辨认出来。同样的目的，也可以经由对睡眠的不正常需要得到满足，尽管这种过量的睡眠往往并不能更多地消除疲劳。最后，性行为也可以作为一种“安全阀”使焦虑得到缓解。人们早就认识到，焦虑可以导致强迫性手淫，但却没有认识到，它同样可以导致一切形式的性关系。那些把性行为当作消除焦虑的主要手段的人，如果他们没有机会得到性满足，哪怕只是片刻没有满足，他们就会变得烦闷不安，急躁易怒。
逃避焦虑的第四种方式是最彻底的方式，这就是避免一切可能导致焦虑的处境、思想和感受。它可以是一种自觉的过程，就像那些害怕潜水或登山的人避免从事这些活动一样。说得更准确一点，一个人可以自觉地意识到焦虑的存在并有意识地避免它。然而同样地，他也可以仅仅模糊地意识到，或者甚至根本意识不到焦虑的存在；可以仅仅模糊地意识到，或者甚至根本意识不到他避免焦虑的方式。例如，他可以完全无意识地在那些与焦虑有关的事情上拖延时间，迟迟不做出决定，不去找医生，不动笔写信等。或者，他可以“伪装”，即主观上相信那些他十分关注的事情，例如参加讨论，对雇员发号施令，与他人断绝关系等，但实际上这些对于他是完全无关紧要的。或者，他可以“伪装”自己并不喜欢做某些事情，这样，一个害怕在晚会上可能受到冷落的姑娘，就可以通过使自己相信她本来就不喜欢社交活动，来干脆避免参加这种晚会。
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到这种逃避倾向自动发挥作用的地方，我们就会接触到一种抑制状态。抑制状态就是不能够去做、去感受、去思考某些事情，它的作用就在于避免由此而可能引起的焦虑。这时候自觉意识中并不存在任何焦虑，也没有能力凭借自觉的努力来克服这种抑制状态。抑制状态往往以最奇特的形式表现在癔症型功能丧失中，例如癔症型失明、癔症型失语或癔症型肢体瘫痪。在性领域中，性冷淡和阳痿就代表着这种抑制状态，尽管这些性抑制状态的结构很可能十分复杂。在精神领域中，抑制作用往往表现在不能集中注意力，不能形成或表达自己的意见，不愿与他人接触等方面。这些都是人们所熟知的抑制现象。
如果我们花费好几页的篇幅来列举各种各样的抑制状态，以便使读者对抑制状态的形式种类和发生频率获得一个全面的印象，这也许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我认为，我不妨把这留给读者，让他自己回忆他在这方面的观察。因为抑制作用在今天已是众所周知的现象，而且，如果它得到充分发展的话，是很容易被辨认出来的。尽管如此，我们却希望简略地考察一下要意识到抑制的存在就必须具有的那些先决条件。否则，我们就会低估抑制作用的发生频率，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我们一般都意识不到我们身上究竟有多少抑制存在。
首先，我们必须先意识到自己做某件事情的愿望，然后才能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没有做这件事的能力。举例来说，我们必须先意识到我们具有哪方面的野心，然后才能意识到我们在这方面有哪些抑制。有人会问，难道我们不是随时随地都知道我们的愿望是什么吗？的确不是。例如，让我们设想有这样一个人，他正在聆听一篇论文的宣读，并同时有自己对这篇论文的批评意见。这时候，一种微小的抑制作用会使这人羞于或怯于表达自己的批评意见，而一种较强的抑制作用则会妨碍他组织自己的思想，其结果是在讨论会已经结束，或者第二天早晨，他才形成自己的批评意见。同样，抑制作用也可以强大到这样一种地步，即根本不让你形成任何批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假定他实际上并不同意别人的意见，他却倾向于盲目地接受别人所说的一切，或者甚至十分赞赏这种意见。换句话说，如果一种抑制作用强大到足以阻碍我们的愿望和冲动，我们也就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这种抑制作用的存在。
可以防止抑制作用被我们意识到的第二种因素发生在这样一种时候，这时候抑制作用在个人生活中行使着如此重要的职能，以致他宁可坚持认为这已是一种不可改变的事实。例如，如果一个人身上有一种与任何竞争性工作相关的巨大焦虑，这种焦虑使他在经过种种工作尝试之后，最终变得疲惫不堪，那么这个人就可能坚持认为自己不够强健，不能胜任任何工作。这种信念保护了他，而如果他承认他身上有一种抑制作用，他就不得不重新回去工作，从而把自己置于可怕的焦虑之中。
第三种可能性使我们回到文化的因素上。如果个人的抑制状态符合于文化所赞同的抑制形式，符合于现存的意识形态，那么，个人也就可能根本意识不到这些抑制作用的存在。一个具有严重抑制倾向因而不敢接近女人的病人，由于习惯于从女性神圣这一普遍接受的观念去看待自己的行为，因而不可能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抑制状态。在谦虚是一种美德的教条上，很容易形成一种不敢有所要求的抑制倾向。我们可能不敢对政治、宗教中居统治地位的条条框框有任何批判性的想法，而自己却根本意识不到这种抑制作用的存在，从而也就意识不到自己身上存在着与受惩罚、挨批判、遭孤立有关的焦虑。但为了正确地判断这种情形，我们当然必须详细地弄清各种个人因素。缺乏批判思想并不必然地意味着抑制作用的存在，而也有可能是由于一般的思想懒惰，由于愚昧，或由于与占统治地位的教条完全一致的信念。
这三种因素的任何一种，都可以使我们无法发现实际存在的抑制作用，都可以解释为什么甚至经验丰富的精神分析医生也往往感到难以发现这些抑制倾向。但即使我们假定我们能够发现所有这些抑制作用，我们对抑制作用的发生率仍然可能估计过低。我们不得不把所有那些反应都考虑在内，这些反应尽管还不能算作是十分成熟的抑制作用，但却处在臻于成熟的中途。在我们的内心状态中，我们可能仍然能够做某些事情，然而与这些事情相关的焦虑，却对我们的行动本身发挥着某种影响。
首先，从事某种我们为之感到焦虑的活动，会产生一种紧张感、疲劳感或衰竭感。例如，我的一个病人（她正在渐渐摆脱不敢在大街上行走的恐惧，但对此仍然怀有相当的焦虑）就感到她在星期天上街会弄得精疲力竭。我们从她能够胜任繁重的家务劳动而没有丝毫疲劳感这一事实，可以看出她这种衰竭感并非由于体质的衰弱。引起这种衰竭感的，是与户外行走有关的焦虑。这种焦虑已减少到使她得以上街行走，但还没有减少到能够使她不感到衰弱。事实上，许多通常归咎于工作过度的机体障碍，都并不是由于工作本身，而是由于与这种工作有关的焦虑，或与同事之间关系有关的焦虑引起的。
其次，与某种活动相关的焦虑，会使那种活动的功能受到损害。例如，如果有一种与发号施令相关的焦虑，这些命令就会以一种带有歉意的不起作用的方式发布出来；而与骑马有关的焦虑则会使人不能够驾驭马匹。对这种情形的自觉程度是不尽相同的。一个人可以意识到有一种焦虑使他不能以一种满意的方式完成某项使命，或者，他只能隐约地感觉到他不能把某件事情干得很好。
第三，与某种活动有关的焦虑，会破坏这种活动可能产生的欢愉。这种情形并不适用于轻微的焦虑；相反，轻微的焦虑还可能产生出额外的热情。怀着轻微的担心来乘坐高速旋转的游乐车，可能会使这种活动更富于刺激，更令人兴奋；但如果对此怀着强烈的焦虑，则会使它成为一种苦刑。一种与性关系相关联的强烈焦虑，会使性关系变得索然无味；而如果谁自己意识不到这种焦虑，他就会感到性关系本来就毫无意义。
最后这一点可能有些使人觉得含混，因为我在前面说过，厌恶感可以被用来作为避免焦虑的手段，现在我又说厌恶感可以是焦虑的后果。实际上，这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厌恶感既可以是防止焦虑的手段，又可以是焦虑所产生的后果。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它说明理解心理现象是多么困难。心理现象往往是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在一起的，除非我们下决心去考察无数交织在一起的相互作用，我们就不可能在心理学知识上取得任何进步。
讨论我们可以怎样保护自己不受焦虑的干扰，其目的并不是要对一切可能的防御机制都给予详尽无遗的揭示。事实上，我们很快还会看到一些防止焦虑产生的更彻底的方式。我现在主要关注的，是证明这样一种主张，即我们实际拥有的焦虑可能比我们意识到的更多；或者，我们可能根本意识不到我们所有的焦虑；同时，也是为了指出一些我们能够从中发现焦虑的共同之处。
因此，简而言之，焦虑可以隐藏在生理上的不适感之后，例如隐藏在心动过速和疲乏感后面，也可以隐藏在许多似乎正当合理的恐惧后面。它可以是驱使我们借酒浇愁、寻欢作乐的潜在动力。我们将经常发现，它是使我们无力去做或无力享受某些事情的原因；我们还会发现，它是隐藏在各种抑制作用背后的动力因素。
由于某些我们后面将要讨论的原因，我们的文化使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个人产生了大量的焦虑。因此，每个人实际上都为自己建立了我所提到过的这种或那种防御机制。一个人越是病态，他的人格越是被这些防御机制所渗透和决定，他不能去做或没有想到去做的事情就越多；尽管根据他的生命活力、精神状态和教育背景，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他去做这些事情。一个人的神经症越严重，他就越具有种种抑制倾向，这些抑制倾向也就越微妙和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