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会说，看呀，有人中了五百万，有人一分钱也没中。但实际上，“五百万”和“零”有什么不同吗？仅仅是，前者将“五百万”这个词语选中，隐藏了“零”，后者将“零”选中，而隐藏了“五百万”这个词语。
在词语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人比任何一个人更值得称赞，也没有人比任何人更归于卑贱。人性看起来不同，乃是因为人的皮囊装不了那么多词语。人性在变化，也是因为它在不断地更换一些词语。甚至更换也是不存在的，它在强行吞噬另外一些词语，而使得自身变得更加伟大或渺小，正义或罪恶。这就是，为什么z城的读者常常阅读到作家的作品，而心中涌起无限羡慕、称赞、嫉妒和仇恨的原因。理解作家作品的人是和他一样的人，不理解的人则要么试图成为和他一样的人，要么，就选择相反的词语来充填自己。这种交流，更激发了作家与读者，两种身份之间的转换，但在本质上，它们仍然是同一。
如今，z城的人们时时刻刻都在阅读，他们读得越多，自以为知道得越多，却未明白，他们只不过是在发现他们曾经知道的东西。他们是一群历史的拾荒者。而令人讽刺的是，这个观点，已在远古时期，被一个叫做苏格拉底的人一语道尽，但仍然不为众人所知。他是历史中第一个被冠以“智慧”之称的人，他的一生是寻找“智慧”这个词语的涵义的一生。他，用我的话来说，是一个真正“讲”故事的人。
毫无疑问，当每一个作家拿起笔来成为一个讲故事的人时，他都期望讲一个有意义的故事。但他之所以寻求“意义”，乃是因为故事本身缺少“意义”，这个词语——他注入意义，用自己的微渺的灵魂之光来给予瑟瑟发抖的生活以希望。但很少有作家在小说中说他发现了“意义”，即便他说了，我想，很多人也会认为其毫无“意义”可言。
而与此同时，z城的人们，不断地希望通过阅读来获得意义。但实际上，他们寻求的并非是“意义”——他们遮遮掩掩，谎话连篇，甚至他们从不阅读那些看起来像有意义的东西——他们追求的，不是意义，而是，发现新的词语时所产生的惊颤。通常，他们不会去阅读那些和他们生活相似的作品，他们习惯于阅读与他们的生活决然不同的作品，这种习惯，就是一种显在的证明。进而，他们的习惯影响到了讲故事的人，使得作家背叛了生活，背叛了自身，从现实步入超现实。作家因而为谋取一个好的故事而去虚构故事，尽管故事是原本存在的，但他抛弃了自身的故事，讲的是不属于他的故事，是另外一个人的故事，一个存在于历史中的被遗失的故事，一个存在于现实中的被忽视的故事，一个存在于未来中的还未发生的故事，甚至不存在于这个世界而存在于另一个世界的被隐藏的故事。他，这个作家，用“故事”刺杀了另一个人，同时也杀了自己。
所以，在历史中，有一位伟大的作家卡夫卡，写一份奇怪的遗嘱，他竟要求销毁他所有的作品。没有人理解，最终它成为了一个悲剧性的喜剧，一份被背叛的遗嘱。在我看来，理由其实很简单，他所写的作品并不属于那个时代，他超越了时代本身，甚至直接把地狱写进人间。而他求生的愿望如此强烈，和任何正常人一样，他决计是不愿意“自杀”的，结果他反而被“自杀”了。这是一种个例吗？不，远远不是——何况我举再多的例子也不过是一种重复，它不具有比一个例子更强大的说服力——这是所有作家的共性，我还能对此说什么呢？这就是一个不断发生在讲故事的人的身上的悲剧命运，一种无望的衰落。
而读者，正被牵涉其中。他们对讲故事的人的审判，仅仅局限在词语，他们从来不审判故事的“意义”，因为意义的审判早已在他们生命中了。而且，他们的审判也相当可笑。写得简单，他们说太肤浅了，因为每一个词语他们都认识；写得艰深，他们说太晦涩，因为他们不熟悉那些词语；写得有时简单，有时艰深，人们又说太混乱了，因为他们无法找到词语之间的契约。结果是什么？结果便是读者自身的衰落。书架上全是既不简单又不艰深的变异品，报纸上全是乏味词语堆积出来的事实，广告在一句又一句重复中贬损人们的智力，语言在一次又一次对话中形成不可逃脱的惯性，而生活，正是在这种可笑的审判中不断地，不断地贬值。
如此，当读者祈求讲故事的人说一个农夫也能听懂的故事，但能给他们带来天堂与地狱之别的感受时，讲故事的人就应该马上闭嘴了，作家就应该停止写作了。哪怕作家和读者能够找到新的词语，甚至新的语言，那也不过是死刑的缓期，生命的回光，它们并不能改变z城衰落的命运。所以，唯有停止，才能打破这一循环，唯有停止，才能使历史不再被自身所贬低。唯有不再重复，才是停止重复的唯一方法。
正是在这种经验中，有些人发现了重复的本质，他们因此而做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抉择。
不，不是发现了它，而是重复本身，一点一点浮出水面。
真理，从不会大声喧哗，它总是自然、缓慢地浮出水面。
那么，以词语为生的讲故事的人，归根结底是要衰落的了。但这仍然是一种重复，因为衰落不是结尾，也不是从中间才开始的，它更没有起点。
讲故事的人的历史，整个的就是一个衰落的历史。
……
……
我写的时候，历史正在衰落，我停止书写了，历史也还是在衰落，说明还有其他人在写，他们和我一样，还是在写。
为什么？
因为，他们如我，不想写，但是忍不住写，写了又忍不住悲伤。写作对他们而言，不是荣誉之事，而是生命之事。虽然并不存在不得不做的事情，但人生在z城，他们的一生就注定是写作的一生。无论在何种工作的名号下，不是用手，就是用嘴，不是用嘴，就是用心。他们陷入了词语的牢笼之中。他们想，与其写那些简单乏味的东西，不如努力着讲一个有趣的故事。但他们以为世界理解他们，同情他们，支持他们，它是他们忠实的情人和保姆。他们奋笔疾书，写完之后，却发现它竟不在他们身后，反而排斥他们，讽刺他们，诅咒他们，甚至冠以他们“滥用词语”之罪，产生一脚把他们踢出z城的欲念。他们和我，最爱的人，竟是讲故事的人的敌人。
哦，我明白了，这是一个双方都沦陷的战争局面。表面上一片和平，而实质上，乃是战争的隐藏。
在这种对峙中，敬爱的人们，如果你是我，你会怎样想，怎样做呢？是把你的右脸也献上，是如西西弗斯进行一遍又一遍重复的悲剧性反抗，是对此置若罔闻，还是早早地结束这一切？四者之间，哪一种更为妥当？
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写作是绝望。”
我，一个名为“作家”的作家，禁不住对着z城大喊：“这世界，谁来满足我的绝望？”
（该文为浙江大学第十二届校园文学大奖赛获奖作品，作者时为浙江大学控制系2005级信息自动化专业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