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秋意正浓的时节，我本是为寻找霞飞路而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很容易让人自我沉醉。但淮海路的这次行走让人感到失望。
于是回来，从档案馆里抽出一本淮海路的百年志，拂去封面上淡淡的灰尘，听它逐年细述，一篇读罢，头上顿觉飞雪，这哪里又是一条路，分明是一个孱弱和哀伤得无以复加的历史的画皮。
1849年，那个叫做宝昌的法国佬就应该已经来到了上海，他兴高采烈，一手叉着腰，一手撑着文明棍，看着东起黄浦江，西至周泾（今西藏南路），北抵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东段），南从潮州会馆向西沿城墙至诸家桥关帝庙（即今新开河外滩沿人民路抵寿宁路西藏路口），偌大的一块地盘可以任由自己支配。
这还只是最初的法租界，1861年，法租界东南界扩展至十六铺北侧。上海的地方志记载，其间，英、法、美等国又利用帮助镇压小刀会、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防御太平军等事件，逐步攫取了租界内的市政、赋税、警务、司法等权力，形成了“国中之国”。
1874年5月3日，以宁波籍为主的上海人抗议法租界公董局试图占去他们的乡帮组织——四明公所，结果遭到了法国水兵的镇压，6死20伤。20多年后，法国人再次强占了四明公所，面对大批前来理论和抗争的市民，水兵再次上岸大开杀界，17人被杀。
如果追溯，今天的淮海路便是在压过这23名国人的尸骨后被修建了起来。法国人将这看做是他们的一个胜利，而马路的名称便是时任法租界董事会总董的宝昌。
宝昌路，一个多好的名字，如果不去回复历史，我只以为那是一个中国得不能再中国的符号。时光常常就是这样地造化于人，明明是一部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的激烈冲突的历史，到头来，却在一个温情脉脉的符号面前戛然而止。
血，已经融入了地下，在宝昌路上生长出来的是法国梧桐。1915年，欧洲战场上一个叫霞飞的军官指挥法军取得了一个对于他们的民族而言极其重要的胜利，法国人为庆祝这场胜利，旋即将宝昌路更名为“霞飞路”。
我有点不得不由衷地佩服那位贯通中西，且深谙国人心理的翻译天才了，只消一笔，便为强盗脱下了蒙面的黑衣，取而代之以法兰西的浪漫风情。
以一个驯服者的姿态，霞飞路倒真是从那以后“霞飞”了起来。道路两侧，形形色色，各种风格的欧式建筑多了起来，这本是为了解决当时在上海的异国冒险家和达官显贵的居住需要而自然形成的一种人文景观，最后在无意当中造就了一条混杂着各种文化和折射着当时时尚的道路。
摸清了那些建筑如今所在的门牌号码，于是我重回霞飞路。如今的淮海中路375号便是当年的公董局，建筑默默无声，廊檐上长有衰草，有人沿着古老的楼梯进出，而在街角，黄昏的太阳正悄无声息地投过来一抹阴影。
100年过去了，再长寿的强盗也已经死去，和着以他们命名的道路，但这些建筑还在，还有那些已被融进城市肌理的时尚和商业气息。它们长久地停留，不知道是作为见证，还是仅仅为等待着沧海桑田。
一路摸过去，在每一幢建筑前几乎都可以对应着找出大段大段令人窒息的发生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暗杀与被暗杀，革命与被革命，前人的记载墨迹未干，却已像一片片的碎屑被掩隐在深处的风吹散了。
这又是一种怎样的哀伤，我们眩目于殖民者所引入的文明，却又深深为曾被强暴过的躯体而羞辱。当用一种迷恋的情绪追忆起霞飞路上的阵阵霓裳，以及藏在小楼里的灯红酒绿时，内心又因为对于痛苦的遗忘无不有一种酸楚。这种美，充其量也是用火红的烙铁在肌体上烙出的花纹，看的人觉得是一种美丽，于自己却是一种痛苦。
好在一条商业街，在百年的流转中留下的大多是值得炫耀的奢华。
历史上，昏黄灯光下的密谋、巡捕房里越南巡捕吹着长哨的狂奔，还有谁能够记得？还有那些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白俄人，他们又是为何要来到这里，在这万里之外的异国，划地为界，填河造路？
种种追问在现实的人流面前显得如此乏力，沉重并不讨人喜欢，繁华可以被看见，哀伤随即可以被掩去。历史常常就是这样地戏弄我们，用霓虹灯和橱窗里应接不暇的陈列遮住从前，路过的人看见这些，常常引以为快乐，并在快乐中将从前的一切遗忘。
b——广州——/b
沙面街
帆影过后是静谧
广州长大的女作家黄爱东西在一篇文章中充满诗意地描绘沙面：“如果一定要深究对沙面的感觉，我总是很不确定地认为孩童时有个人曾经在那些榕树的须根和浓密的绿阴下仰着头站过，很确定地知道直到现在这个人还是不抱希望地指望着再看见一艘庞大的帆船。巨大的帆影，无声无息地滑过。”“那是独立于广州城之外的另一个外国城市。”也有朋友这样介绍沙面。站在沙面南街，只能看到江面上往来的珠江日夜游船或者是破旧斑驳的运沙船，没有庞大帆船的丁点影子，甚至视线也会被那些不断生长出的高层建筑尴尬地阻隔。
这个“外国城市”狭小紧凑，其实最美的部分不是行走在其中，而是站在沙面外的大街上，从电线和高大的树冠之间看过去，那些房屋的尖顶，各具特色又各自不同。天气晴朗的时候，阳光倾斜在上面，它们明朗跃动，而在斜风细雨之间，它们又充满了忧郁的色彩，离沧桑很近又很远。
到沙面最好是乘船，很容易找到杜拉斯笔下那个瘦弱的15岁半的白人女孩渡河遇到她的中国情人的感觉。1861年，正是杜拉斯所在的法国以及英国将沙面划成了自己的租界。在沙面的重点建筑上面，都会看到一块镶嵌在墙壁上的石板，上面记录着这座建筑的建成年代和用途。初期的沙面建有警察局、英领事馆、礼拜堂等，现已不复存在。现存沙面的建筑都是19世纪以后建设的，有领事馆、教堂、学校、银行、洋行、俱乐部、旅馆、小住宅等等。建筑形式有新巴洛克式、新古典式以及所谓殖民式，但已不再使用砖瓦和木材，而是用钢筋混凝土梁板结构。共有19个国家相继在沙面设领事馆，在沙面租界里先后设有9家外国银行，40多家洋行和企业的公司、分行、支行、办事处及代理处，沙面完全成了一个热闹而喧嚣的世外小岛。
当年的中国人是不允许自由出入沙面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时代远去了之后，现在在沙面的墙壁上同样句式的话还可以发现：外来车辆不许停此，否则放气。说不上歧视，只有幽默。
沙面的榕树是闻名已久的了，这里有150多株树龄达百年以上的古树种满大道两旁。浓阴掩映为这些风格各异、宏伟气派的建筑增添了不少的风情。在广州1985年和1995年两次公布的古树名木中，沙面就占了半数。沙面最古老的一棵古樟树如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这棵位于沙面四街北面的老树直径足有165厘米，是古树中的极品。在沙面岛上，树龄超过180岁以上的有44棵，超过130岁的有98棵，超过100岁的更是有154棵。那些当年种植下这些树的人，早已经化灰化土，古树无言，它们用年轮见证了历史，又用新枝，装点了现代生活的静谧与惬意。
踏过当年的伤口，沙面已经成了羊城小资的最佳去处，每年还有那么多天南地北的游人，拥入这里又拥出，雨水和脚印已经掩盖了当年沙面街上的曾经有过的掠夺和血腥，生活就是这样，风景是无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