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所有其他的治疗方法，心理分析运动也影响家庭治疗。心理分析导向的家庭治疗以已故的内森·阿克曼为代表，他被许多人认为是家庭治疗的创始人。这种方法主要是帮助家庭深入洞察他们的问题，特别是了解由过去经验所造成的扭曲及其“残余”部分。他开启与家庭成员间一对一对谈的方式，治疗师始终居于枢纽的地位，有时甚至会阻碍家庭成员彼此直接交流的历程。这种心理分析导向的方法在东岸最为盛行，尤其是波士顿、纽约及费城等地。
大约是想弥补心理分析取向的不足之处，崛起于加州的帕洛阿尔托心理研究中心的“沟通”（communications）学派，并不重视过往的行为及家庭中象征意义性的问题。此学派的治疗师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目前的互动，特别是沟通的形式。很多杰出的临床工作者都属于这一学派，其中包括已故的唐·杰克逊，另外维吉尼亚·萨提亚、格雷戈里·贝特森、杰伊·哈利、儒勒·里斯金（julerriskin）、保罗·瓦兹拉维克以及约翰·贝尔（johnbell）等都在内。他们提出了一些非常有用的概念，例如“家族体内稳定”（familyhomeostasis）、“家庭规则”（familyrules）及“双重束缚”（doublebind）等。虽然这批治疗师中有些在这几年已转向其他治疗法，维吉尼亚·萨提亚仍是沟通治疗学派极具影响的代表人物。她的“沟通型态”（communicationtypes）——超理智型、指责型、讨好型、打岔型——成为所有治疗师很容易辨认的角色。帮助家庭发展明确、一致、非指控式的沟通技巧确实非常有必要，这个团体的贡献如此卓著，可以说所有的家庭治疗师都从他们那里受益良多。
录影机普及后，又给协助家庭学习更有效的沟通带来了新方法。家庭可以倒带重新检视自己在特定的几秒钟内的互动表现，治疗师可以指出其正面交流与负面交流的趋向。运用录影带已逐渐成为家庭治疗师的普遍工具，一些执业者如伊恩·阿尔杰（ianalger）、诺曼·保罗（nomanpaul）、弗瑞德·杜尔（fredduhl）及邦妮·杜尔（bunnyduhl）致力于开发使用这种令人振奋的新工具的复杂技巧。
有时候语言会阻碍家庭真情的流露和分享，因此有些沟通学派治疗师正使用一种所谓“家庭雕塑”（familysculpting）的新技巧来超越家庭成员的理性化和防御心理。这些治疗师中以佩姬·派普（peggypapp）最广为人知，她要求每个家庭成员通过姿势呈现他们对家庭的体验，为家庭定位。这种非语言的运用可以协助“封闭”的家庭开始开放，并且可以协助过于理性的家庭转向表达情感的新境界。
“结构治疗法”（structuralfamilytherapy）则以费城儿童辅导诊疗中心为代表，此机构是评价最高的家庭治疗中心之一。这些以萨尔瓦多·米纽庆为主导的治疗师，工作重点在于改变家庭刻板的人际关系“习惯”。举例而言，如果母亲一直反复地与女儿激烈争吵，他们可能就会指导父亲暂时接下管教女儿的工作，或者建议他常与女儿接触。随着母女冲突中止，原先被母亲与子女战争所遮掩的婚姻问题就可以自由显现。母亲开始与父亲吵起来，然后治疗师转而协助夫妻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这个例子很简单，但仍说明了治疗师是有计划地介入家庭，及侧重改变较大的关系模式，特别是三角冲突的治疗取向。此学派在解决儿童问题上有卓著的贡献，尤其在治疗神经性厌食症上，这是一种自我强迫饥饿的病症，如果治疗不当，常会导致死亡。他们使用的技术都是“可教导的”，对新一代的家庭治疗师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穆雷·鲍文的工作受到普遍推崇。他提出“家庭自我混乱”（familyegomass）概念描述一个家庭具有低自我评价及明显的共生特性。鲍文运用许多不同的技巧协助家庭成员完成自我分化（self-differentiation），并使家庭中的各种关系化为个体对个体的本质。如同许多治疗师一样，鲍文的工作也致力于打破三角冲突，将它简化成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和对话。
行为学派的特色在于极其强调家庭成员的行为方式，相对不太关心他们如何感觉和思考。行为学家所关注的是，借由改变一些助长家庭毁灭性关系模式的增强行为，来扭转这些既定的毁灭性关系的模式。例如，母亲可能会因为在孩子生气时对他格外注意，不觉间助长孩子发脾气的行为。如果她能学习注意孩子的正面行为表现，并且在他（她）发脾气时故意忽略，那么孩子就很可能会放弃任性发脾气的行为。行为治疗向来大都用来治疗儿童，但同样的原则现在也可以运用在夫妻身上。例如，丈夫同意停止咆哮以换取妻子停止闹别扭，这两种行为原来都容易使夫妻双方动怒。许多家庭治疗师对行为治疗法都表示批评，认为这方法太机械化，同时这种单纯的概念架构也不足以适应家庭无限的复杂性。
在亚特兰大精神病医院时，卡尔和他同事发展出一种个别心理治疗方法，同业称之为“经验性”（experiential）治疗。此方法假设仅仅洞察内在世界是不够的，病人必须在治疗中得到有意义的情绪经验，一种触及内心最深层的经验。治疗被视为有意的回归，治疗师也参与其中，虽然介入的程度不及病人来得深。
卡尔将这种治疗取向扩大运用到家庭，运作时仍保留一些个别治疗形式：强调个别会心接触、允许家庭在治疗时回归到过去的经验中、治疗师直觉地亲身投入“父母抚慰”的历程，并且在治疗结束时，缔造家庭各次级系统间相互关爱及个体对个体的关系。治疗师运用其个人，特别是其自我的直觉，这一点，使得这个方法变得很难。然而几乎一整代治疗师都受到了卡尔在研讨会及座谈会中才气纵横的发言的启发，同时他的治疗工作也驰名国际。我很荣幸能成为他的辅助治疗师，与他一起合作。我从他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包括如何创造自我风格。
尽管出现了许多派别的家庭治疗，年轻的家庭治疗师常趋向折中，从各种学派资源中借用有用的技巧和观念。家庭治疗是极富挑战性的工作，我们没法只拘泥一套观念或墨守成规。为了确实对家庭有所帮助，治疗师一定得随着家庭一起成长。
家庭治疗的费用有多高？我是特别考虑到你总是与一位辅助治疗师合作这一点，这么一来治疗的费用岂不是贵得吓人？
答：我们是按时间而非按病人的人数来收费的。虽然每个家庭治疗师收费的情形不同，但平均下来并不比个别治疗的费用高。
布莱斯家的经济情况相当好，而且也有保险，所以卡尔和我便按一般的标准向他们收费，其中有一半由保险公司支付，另一半则由他们自行负担。
健康保险是否涵盖家庭治疗，各地区的规定都不同。有些保险公司十分保守，保险范围只限定个人住院治疗，而且也只在使用药物治疗及电疗时才付费。有的保险机构会支付充裕的家庭治疗费用，甚至还允许按每个家庭成员的治疗情形付费，这样对家庭比较有利。有些保险公司不愿支付家庭治疗费用给诸如维吉尼亚·萨提亚这样卓越的合格社会工作者，但如果家庭再去看其他未受过家庭治疗训练的普通医生，他们反而会付费。保险公司与整个心理卫生组织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且时常有冲突发生，但在缺乏全国性保险系统的情形下，近期内改善的希望并不大。
遇到经济不宽裕的家庭，治疗师可以有几种选择。卡尔和我常常选择与训练中的辅助治疗师、心理实习医师或精神科住院医师一起工作。虽然学者不是理想的辅助治疗师，但他们显然对治疗仍有额外裨益。另一种可以免去双倍费用的方式是顾问咨询。例如，我可能会在卡尔与某个家庭第二次面谈时出现，然后每隔一个月左右他会要求我回来，如此就可以对他介入家庭的情形保持正确的观察。治疗师也可以暂时延缓收费或减少费用，若家庭的治疗情况允许，也可将面谈的间隔拉长。
但即使是单一的治疗师，或已有一些折扣的私人收费，许多家庭仍然负担不起。心理治疗费用的问题已经与其他医疗服务收费问题一样麻烦和复杂，低收入和贫穷的人能得到的照顾十分有限。幸好一些公立服务机构，如心理卫生中心、社会福利部门、药物滥用中心，以及少年法庭都已开始开发出了家庭治疗方面的专门领域。事实上，卡尔和我到全国各地演讲及做各种训练计划的顾问时，看到许多以贫穷家庭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机构都已经有了卓越的工作成效。但在目前，家庭治疗就如其他治疗一样，最能惠及的还是中产阶级家庭。
你和卡尔的合作看起来很顺利。要形成良好的辅助治疗关系需要哪些条件？是你们所受的训练不同更重要，还是个人的特质更重要？你们意见不合时会怎么处理？
答：我们有时候确实会意见相左，只是替布莱斯家治疗时似乎不常发生。在我们感到彼此的目的不一致时，常会暂时停下对家庭的治疗，转而先解决我们俩的分歧。在家庭面前表现我们意见不一，有时会很紧张。但事实上，家庭观察我们如何沟通协调、解决问题也是很有用的。
辅助治疗是一种复杂的关系，很像婚姻。两人之间有一种契约般的束缚，即帮助家庭，而且双方必须规划出一片空间，可容纳两个个体既保持原来的自我，同时又能发展出一致的步调。相对而言，两个治疗师的专业训练背景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两个治疗师彼此喜欢对方，同时可以带进互补的人际技巧，例如，其中一个很有幽默感，而另一个比较严肃，擅长逻辑的推论。如果两个治疗师在不同性质的家庭长大，对治疗工作将会很有帮助，这种不同的背景恰好可以防止治疗师过分介入病人家庭。
谈到治疗师的训练，家庭治疗的发展岂不是在强烈暗示未来心理学和精神科医师训练的趋向？例如，我就看不出家庭系统取向治疗有哪一点需要用到卡尔所有的医疗训练？
答：回顾过往，每一个家庭治疗师都会发现，他们所受的专业训练有很多不是必要的，虽然一些不相干的训练可能会产生“迁移”的学习效果。卡尔并未直接用上医疗训练的素养，但这个训练却使他对身心之间的关系有了正确的判断，一旦情况紧急马上可以采取有力的措施。临床的医疗经验也使医生对死亡有敏锐的感觉，一旦心理治疗出现这类问题，这种认知会使精神科医师难以视而不见。
从另一方面来看，精神科医师花费许多时间所学的医疗技巧，在任何心理治疗中都派不上用场。于是他们变得偏向于以疾病和症状学的观点考量事情，这种态度是他（她）想了解社会系统并且要与它工作时必须束之高阁的。我们提到家庭时多半习惯称呼他们为“病人”，但这是一个非常坏的习惯。这种将人类的心理挫败看成生理疾病的偏见，常有害而无益。
成为家庭治疗师的心理学家也发现，他（她）所受的训练有很多都是旁枝末节甚至不相干的。花很多时间学习的统计学、研究设计、神经生理学，以及学习理论等也许偶尔会与家庭有点关系，但我得绞尽脑汁才找得出其中关联。不过，从研究训练培养出来的质疑精神使我得以保持客观。另外花在学习如何对个体进行心理测验上的工夫，使我能够仔细审视思考行为深奥微妙之处。但是与家庭有效工作所需要的技术，大部分要靠我自己主动去学，而且多半是在“必要的”训练结束之后才摸索出来的。
社会工作者所受的教育有可能是最适合家庭治疗的训练，因为这一领域直接的重点就是社会系统。然而，目前社会工作训练日益着重教导行政技巧的教学现象实在令人困惑，可能会使未来的社工人员无法像如今的毕业生那样足以胜任治疗的工作。
如果系统治疗取向成为治疗情绪困扰的主要方法，同时国内的研究所也能认真接下训练的工作，那么将会带来治疗训练或实践上的一次重大革新。这种转型对精神医学界来说最困难，他们过分依赖医药模式——借以维持医疗在社会中的优越地位——必须有所修正。种种为转型所做的努力目前已有进展，仗已经开打了。
令我们这些辛苦取得研究所学位的人感到泄气的是，家庭治疗并不需要任何正式的学术训练也能做得很有成效。一些出身费城只有高中学历的年轻人，成功地被训练成为家庭治疗师。他们在机构里继续接受指导和训练，工作很有效率。家庭治疗师需要适当的训练，但很多训练都是从工作中学习来的。任何能干、肯付出关心、有敏感度的人，只要愿意努力工作、愿意与家庭接触，就有可能成为家庭治疗师，包括社会福利工作人员、实习工作者、牧师、家庭医师，以及有养育经验，现在自己想有一份工作的家庭主妇。一些极端的情况可能会需要精神科医师的意见或介入，但即使这一点也可以借助其他办法做到。
你提到“相信”“信念”“可预期”这些词，但关于家庭治疗效果的事实呢？你可否引用一些研究来比较一下你们的方法与其他治疗方法？
答：截至目前，还没有任何治疗方式可以证明自己一定优于其他治疗法。心理学对人类的研究遭遇了不少困难，而心理治疗结果的研究问题更大，因为有太多的变量必须加以“控制”。我们应该考量行为上的改变还是态度上的改变？是什么构成了成长？我们该如何估量？接着还有一个最麻烦的变量——治疗师本身。家庭治疗研究，以家庭为一个研究单位，所增加的复杂度，更是研究者挥之不去的梦魇。
虽然现在下断言还太早，但近来有研究指出，家庭治疗确实比个别治疗有效。现有的研究争论有很多，但大多数比较家庭治疗与个别治疗的研究都发现，前者优于后者。目前正刊印的报告中，有一项统计资料指出，米纽庆博士对60个神经性厌食症病例进行长期治疗，最终有94%是成功的，另外6%则在配合个别治疗后取得了成功。在这之前的数据资料显示，这种很容易诊断的系统失常病症，如果没有加以治疗，死亡率则高达60%！
有许多研究正在进行，但要对各种治疗法提出具有公信力的比较时机还不成熟。因为这个领域还很新，工程也很浩大，而且目前对这类研究的赞助并不多。一些像卡尔和我这样的临床工作者虽然希望进行这类研究，却不一定有自己来做的冲动；而一些真正认真的研究者一旦面临各种困难，常会转而选择研究比较简单也比较容易处理的问题。不过，目前家庭治疗已经引起了全球各地心理治疗师的兴趣，或许不久将引起更多研究者的注意。而现在想要找治疗师的人，多半得根据主观的判断来做决定。
但是也得承认：家庭治疗师仍有一定比例的治疗案例是失败的。卡尔和我目睹过一些家庭由于觉得我们没有帮助到他们而失望离去，也见过一些家庭认为家庭治疗大幅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大部分的家庭则在两者之间，觉得家庭治疗的经验挺有帮助，但也不至于震撼人心。我们对自己的失败很在意，希望从中学到东西。对家庭治疗感到振奋，并不是因为它可以解答所有人的问题，而是因为这个方法本身所具有的力量、创意以及持久的切合性。我们并不期待奇迹。在非常复杂的情况下工作，并且试图改变那经过好几代而形成的人际关系形式，无论如何都是很有难度的。
虽然家庭以学习用更富创意、更有效率的历程来调适生活，但他们的命运总是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受制于许多无法预测的力量。期望任何治疗，尤其像家庭治疗这种规模庞大的工程，能造就出“快乐的结局”，不免过于天真。我们若只在某个时空观察某一个个体的进展，大可忘掉这个基本教训；但如果审视家庭几代以来的历史过程，便可以仔细透视人性与盘根错节的问题所做的英勇抗争。家庭治疗在这场持续的生命挣扎中，能带来一些重大的突破和改变。我们期望这个工作在十年内会有比目前更有力、更坚实的贡献。
如果我现在想去看家庭治疗师，要如何就近找到一些足以胜任的人？
答：目前，我们社会所需要的受过完整训练的家庭治疗师网络并未诞生。某些大城市可能有多达三四十位经验丰富的治疗师，很多小的城市却暂付阙如。
下面有一些地方你可以找找看。你住的城市里可能有一些提供家庭治疗的私人家庭治疗机构或大学相关院系。通常你可以询问心理系、精神医学系或社会工作系，但其他一些领域如教育心理系或儿童发展系也可能有致力于家庭治疗的教师。负责训练治疗师的院系也可能有治疗中心，让学生在有人督导的情况下酌情替家庭做治疗。这些院系大概都知道社区里有哪些最优秀的治疗师可以引介。
有些团体，比如全国性的心理卫生协会在各地的分会以及一些牧师，常常都可以提供帮助。离你家最近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也是可以利用的资源，如果它无法提供家庭治疗，也许可以介绍你到别的机构或私人开业的地方。
现在国内唯一一个审查婚姻及家庭咨询人员资格的组织是“美国婚姻与家庭咨询人员协会”（americanassociationofmarriageandfamilycounselors），地址在加利福尼亚州。此组织的会员资格需要某一门行为科学的硕士学位，加上在任何认可的机构或某一位上述协会会员督导下两年的临床工作经验，不过有很多家庭治疗师并非这个组织的成员。
你在寻找家庭治疗师时，可以利用现有的一些关系或是你信赖的一些人：你的牧师、孩子的老师、医生、曾接受过治疗的朋友等。从不同的渠道去获取信息，并且留心那些颇受好评的名字。口碑可说是一个治疗师最好的推荐信。
如果你无法就近找到家庭治疗师，那么就把范围扩大到邻近的城镇。花一些时间到稍远的地方找到一个可以合作的治疗师是很值得的。
除了名声之外，选择治疗师还可以用哪些标准？首先是不要迷信治疗师的学位，因为大学里所能提供给学生的家庭治疗经验很有限。通常家庭治疗师都得在他们受完一般的学院训练后，才能独自寻求个人实践方面的训练。
不过还是要找一个与许多夫妻和家庭有过良好专门经验的治疗师，不要找一个只是偶然从事这种困难工作的人。
够格的治疗师可能有过一些家庭治疗方面的密集训练，这些训练也许是私人家庭治疗机构安排的有组织的课程、学院课程的专业经验，或是曾担任过某位经验丰富的家庭治疗师的助理等。
和其他疗法的情形一样，治疗师经验的时间长短和深浅都是很重要的变量。研究结果不断显示，具有多年经验的个别治疗师比年轻的同行更能胜任工作，这点在家庭治疗领域也毫无疑问。当然，有些年轻的治疗师对工作的热忱和奉献也足以弥补经验上的不足。
在考虑家庭治疗师人选时，最重要的是他（她）这个人，而要评估这个人，你很可能得和他（她）工作一段时间才行。尽可能做最好的选择，然后尝试几次面谈，可能得面谈几次才能对治疗师有正确的印象，因为任何人际关系中的第一印象都有可能具误导性！下面有一些问题是你在评估一位治疗师时可以参考的：
他（她）是否够坚强能带领家庭度过艰难的时刻？一个常常犹豫不决和自信不足的治疗师，很可能会基于自己的利益而让家庭继续混乱下去。
这位治疗师看起来是否了解家庭所发生的事？他（她）对家庭的评判是否深入？每次面谈结束后，你是否能学到一些新的东西？
这位治疗师看起来关心别人以及他们的困难吗？治疗师是不是关心他人这一点是评估时最重要的条件，但也是最难评估的地方。
结语
为一本研究新领域的书做结论，最好的方式也许就是展望这个领域的未来。我们期待随着家庭治疗日益推广，我们的工作能更加积极活跃。预期在未来一二十年内，某些形式的家庭面谈，能成为治疗所有情绪困扰的例行作业。然而在这样的改变产生之前，我们的社会必须首先逐渐认识到家庭系统有着残害生命和发挥生命潜能的双重强大力量。届时，我们可望投注大规模人力以训练足够数量的合格家庭治疗师。
治疗情绪困扰的系统取向治疗，不能局限于单一的家庭。家庭通常也只是一个高度压力下、竞争激烈的，甚至相当无情的社会的替罪羊。我们不可能在治疗家庭系统时，无视与家庭生活有密切关联的政府系统、学校系统及工作系统的力量。同时，虽然这个专业领域当中大多数人都认为我们的专长是和单一的家庭一起工作，但我们都了解，在人类这个更大的家庭里，有很多是必须加以改变的。有些家庭治疗师或将变成政治家或社会改革者。
治疗永无止境。我们希望看到一个重视家庭情感成长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般家庭很乐意寻找顾问来协助他们，以增进创造力、沟通力、亲密度，或适应生活中可预期的危机。这个境界只有在我们都认识到，我们不过是凡人，而且我们都很相像时，才能达到。也许，每个人家庭经验的共通点能给我们上这宝贵的一课。萨尔瓦多·米纽庆（salvadorminuchin，1921—），美国结构家庭治疗之父。受内森·阿克曼训练成为儿童精神科医生，后加入费城儿童辅导诊疗中心，著有《家庭与家庭治疗》一书，详细阐述了他的结构家庭治疗理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