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以布莱斯家为案例的漫长治疗旅程之后，作者以问答对话的方式对全书进行了总结，讨论了家庭治疗的源流发展与未来瞻望。无论如何，期盼系统治疗法能够在家庭、在社会、在国家，甚至在整个世界都产生影响。一旦人与人更懂得彼此善待，生命的潜能就会被不断激发，家庭也会成为人类成长中最富创造力的场所。
任何理念一经提出，不论如何周全，都不免会带来一些特别的问题，甚至怀疑。怀疑对任何主张而言都是良性的反应，可因此而建立有意义的对话。在这一章里，我们想要回答一些各方的质问和怀疑，问题来自那些听过我们演讲的专家及一般听众、学生，以及看过本书草稿的人士，其中一些问题可能也在读者心中出现过。
家庭治疗在何时才是适当的治疗方式？何时则否？现今有太多种“治疗”，要决定哪一种方式切合需要似乎很困难。
答：在谈治疗的种类之前，我们应先对治疗师的类型做根本的区分。一名治疗师在面对一个人的问题时，如何将这个问题概念化？这名治疗师对心理因果变化的看法引导着他的每一个行动，塑造着他使用的每一种特定方法和技巧。事实上，他对问题的看法决定了他想改变的是什么。如果他认为问题主要来自个体本身，他就会着手帮助那个人。如果他认为问题牵涉几种关系网络，他就很可能想对这个关系网络中的很多人有所影响。
我们觉得个别治疗取向的主要问题在于忽视了家庭成员之间力量很强大的互相依赖关系。即使这个家很不快乐，家庭成员仍会极度忠于它的世界——它的情绪抑扬、规则、精神，甚至潜意识里对未来拟订的“计划”。如果家庭依然如故，个体要改变并且保持这种改变便很困难。与整个家庭一起工作不仅可以避免挑战家庭成员对彼此的忠诚度，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将全家的参与当作治疗的力量来源。
依我们的观点，与家庭系统合作永远是最好的治疗方式，而且参与的家庭成员越多，效果就越好。是何人的问题或何种问题并不重要——孩子尿床、丈夫酗酒、夫妻考虑离婚、妻子沮丧、青春期孩子离家出走，或优等生成绩突然一落千丈，“症状”只不过是家庭巨大压力的冰山一角。治疗最大的力量在于处理家庭这个最亲密的团体人际间的束缚、冲突、误解、不公平及种种渴望，我们相信与其帮助个体洞察他的过去，倒不如协助他重建目前的家庭关系来得有效。
系统取向的治疗方式并未指定参与治疗的成员。举例来说，穆雷·鲍文在进行治疗时虽不断想到整个家庭系统，但时常轮流与家庭的成员单独面谈。他之所以会成为一名家庭治疗师就是因为他的目标是协助整个家庭改变。
有些治疗师会将注意力集中在夫妻身上，认为他们是家庭里最重要的次级系统，甚至某一个子女是病人，他们也只是将他（她）带进治疗短短几次而已。这些治疗师认为，家庭最主要的动力在婚姻关系，如果父母改变，子女就可以得到帮助——有时甚至不必参与治疗。有些治疗师一次会治疗一大群人。佛蒙特州一位精神科医师彼得·拉奎尔（peterlaqueur）就会同时治疗四五个家庭，将这些家庭组成一个“治疗社区”，彼此继续好几年的面谈。费城的精神科医师罗斯·史佩克（rossspeck），则将病人周围的人联结成一张“关系网”，有时会因为这些额外的参加者——老师、朋友、邻居、远近的亲戚——而让人很难辨认出核心家庭来。
卡尔、我与大多数的家庭治疗师都赞成以核心家庭为我们工作的重心。这个团体从一个较大的家族分离出来，成员间彼此强烈互相依赖，组成一个自然的单位。虽然我们发现让家族或其他与此核心家庭接近的人参加治疗极其有用，但核心家庭仍是我们真正的重心。
家庭一定得由父母和子女组成吗？难道没有其他有效的家庭形式？例如同居一年的男女？或是婚后没有生养子女的夫妻？或离婚后的单亲家庭？家庭治疗与上述情形有何关联？
答：我们并未严格规定家庭应该如何建构，然而关于谁该出席面谈的问题可能会变得很复杂。大致而言，我们初始进行治疗的对象是由一群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人所组成。这个团体通常是含有两代人的核心家庭，我们当然把没有小孩的夫妻也看成一个家庭。住在一起的家人也许还包括姑姑或叔叔、年迈的双亲，或者单亲家庭中可能存在的一个同居情人。在确保住在一起的每个成员都会参加治疗之前，卡尔和我均不愿展开治疗。
另外次要的团体，由对核心家庭的生活有重要影响的一群人组成。我们视他们为与核心家庭工作时的顾问，在很多情况下必须衡量何时该让他们参加进来。比如我们知道，在与核心家庭建立良好的关系之前，我们不太可能将家族带进治疗；但某些情况下，例如祖父母就住在核心家庭的隔壁，并且一直在经济上支援这个家庭，那我们会坚持他们必须从一开始就参加治疗。一个家庭没有可以在治疗期间提供重要帮助的“外围”关系的情况，一般而言，是非常罕见的。
离婚后的家庭常会使我们面临谁该出席面谈的难题。离婚而有两个孩子监护权的母亲，可能只要求为她和孩子做治疗，但如果她和前夫想终止彼此通过孩子而延续的隐形战争，那就有必要请她前夫也参加治疗。虽然离婚的夫妻一开始会抗拒碰面的提议，但有很多人仍愿意为了孩子的利益而一起合作。
我们也和同居的人一起工作过。这类问题有很多如婚姻般的特质，包括强烈的情感转移，但他们之间没有任何法律束缚，这种束缚可以让许多夫妻历经暴风雨般的治疗后仍然能够维持婚姻。由于意识到本身缺乏这种正式契约的“支持”，许多没有结婚的同居者在寻求治疗时会格外谨慎。
治疗开始时，你如何决定家族中谁该参加治疗？决定之后接下来通常有什么样的程序？
答：理论上，我们希望尽可能地使其聚在一起，从最大的系统开始，然后再逐渐缩小，与次级系统工作。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发现夫妻双方的原生家庭正在交战，那最好就从原生家庭这个层次开始。我们希望先与整体的系统建立关系，然后再转向较小的系统。待家庭两个分支之间的战争停止之后，我们便将注意力集中在最初与我们联系的核心家庭上。子女从父母的问题中解脱出来之后，我们便会专门为夫妻进行一段时间的治疗。等到令人喘不过气的人际战争消失，而我们也与整个家庭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之后，接下来就可进行个别治疗了。个别治疗如同博士学位一样，应该是最后阶段的训练。个别治疗是提供给已经学会如何与他人一起生活，而现在想更进一步与自己更好相处的人的治疗方式。
在实践中，治疗的过程通常不会如此井然有序。例如，我们常常必须先与核心家庭工作一段时间，直到对我们有所信赖，他们才愿意将原生家庭带进治疗；或直到感到这么做确有益处，他们才肯继续。在布莱斯家的治疗过程中有不同的成员“团体”参加，便是相当典型的例子。而我们偶尔也会碰到一开始就愿意将庞大的关系网带进来的家庭。我们最近治疗的一对夫妇，第一次面谈时就愿意将双方都相当庞大的原生家庭带进来，总共有二十人之多。
你谈到首先应解决人际冲突，然后才进入个别治疗。我的看法不太一样——只有先与自己建立关系，才有能力和别人建立关系。
答：这是个别治疗师所持的假设。他们假设前来寻求治疗的是一个个体，一个可以自由自在跳入改变历程的人。然而，对于这个被认为应该接受治疗的人，我们家庭治疗师仅视之为表面上独立的个体，骨子里则是家庭系统的代理人兼替罪羊。在一般人在心理上可以做个别治疗之前，首先必须将他从这个高压力的共生系统中解放出来。
我们认为个别治疗如果安排在家庭治疗之前，结果很有可能会支离破碎。例如夫妻有严重的婚姻问题，而其中一方去做个别治疗，那么这个治疗不仅会使另一方起疑，甚至会给这桩婚姻制造更严重的不平衡。婚姻是夫妻刻意平衡的产物，双方任何不对等的成长都将增加疏离感和距离感。
我们想要促进夫妻平衡的成长。我们尝试帮助家庭中的“每一代”成员达到独立自主，借着让个体从他与家人彼此互损的纠缠关系中挣脱出来，我们希望在家庭中创造出“个人意识感”。就如读者所见，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我们可能会花上好几个月才能解开某一个特殊的结，而婚姻通常是整个过程中最后且最难的环节。
总有那么一刻，整个家庭都已经放弃了强迫别人改变的意图，并且也准备好利用治疗师来改变自我。这个阶段有点像是并行或是轮替的个别治疗，家庭成员此时直觉地轮流“担任病人”。这些病人与治疗师之间“公开的”个别接触，也会深化及强化家庭成员之间的接触。随着逐渐发展出适当的亲密及分离的模式，面谈的气氛也会变得亲切而自由。
治疗结束时，家庭应该已经解决了他们主要的人际关系冲突，而个体在心理意识上也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个人。此时剩下的冲突是属于心理内在的，是依然困扰个体的过去经验的残余部分。例如丈夫想要解决内心强迫性的自我怀疑，那么我们就很有必要与他进行单独面谈，如果妻子想一起来，也很好。此时，个别治疗已不具有导致家庭破碎的危险，因为基本的坦诚和信任感已经建立起来，前来治疗的人最后是以一个真正的个体（不再是家庭代理人）的身份而来的。
整个家庭的成长过程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听起来好像必须永远持续下去。是否有很多家庭在治疗中途就停止？
答：治疗时间的长短因家庭而异。有些家庭只面谈一次，即因为这唯一的一次接触就会产生显著的改变。其他家庭则会先经过四五次面谈来解决当前的危机。有些家庭有可能会花一年或三四年的时间在治疗上。有很多变量影响家庭治疗时间的长短：问题的严重性、家庭有多大勇气或决心、逼迫他们改变的烦恼有多少、他们前一次治疗的性质、治疗师对他们的问题认同的程度，以及距离问题第一次出现的时间。我们尽力回应家庭最迫切的需求，并且尽量按其所愿深度探讨他们的问题。卡尔喜欢将他自己比喻成钢琴老师，协助家庭掌握他们所选择的任何程度的“技巧”。很多家庭只求弹奏流行乐曲，有些则希望演奏贝多芬。后者可能得花上一段时间。
家庭如何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治疗？又通常会如何收场？
答：治疗近尾声时，治疗师和家庭的关系会变得不再那么有专业色彩，更像是人对人的。气氛会转为轻松，甚至幽默。治疗师深深投入这个家庭中，并将一些感受公开与大家分享，但有时仍隐隐约约会出现尖锐的时刻，他也可能会将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些东西表露出来。最后，那种必须“致力于某件事”的感觉会消失，面谈的间隔也会拉长，或变成不定期举行。
治疗结束的一刻心里常会有一股悲伤的感觉，因为即将失去一种重要的关系。卡尔和我总会将收场完全交到家庭的手里，同时也向他们表示必要时我们很愿意再把他们聚集一起，我们的大门永远敞开。
家庭治疗的方式很吸引我，但万一我的家人不愿参加治疗呢？我是否很不幸？
答：纵使有些家人方面的问题会复杂到需要治疗师加以协助，这也很难说是幸或不幸。以下是一些初步的指引。
如果你的家人拒绝参加治疗，很可能是他们害怕受到责备，或恐惧严密“隐藏”的问题曝光。父亲常是最抗拒的人，因为他对“分享感受”感到不自在，他也可能认为孩子会站在母亲那一边。
有些治疗师可能愿意和核心家庭的部分成员展开面谈，但卡尔和我相信，如果家庭成员尚未全部到齐就开始面谈，会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第一次面谈时等候并力争全家人都出席是很值得的。举例而言，如果第一次父亲没来，那他就有可能变得比以前更有防御性，也更猜疑，如此一来治疗师对此家庭的知觉就可能产生严重的偏差。
将你的问题坦白告诉家人——“我一直很沮丧，而我不知道为什么”——并且要求他们协助你解决问题。他们如果自认为是在帮助你，就不太会那么自我防备。随着时日渐长以及关系的建立，治疗师就可以让这家人扩大他们的计划，将改变整个家庭系统也纳入其中。
期望治疗师主动劝导家人参加治疗并不切实际，但是他（她）可以在电话里为心存疑惑的家庭成员解答问题。有时候，光是在电话里听到治疗师的声音，也足以疏解家人的一些焦虑。
如果你的家人断然拒绝参加治疗，那么你就真的陷入了恼人的僵局。家人拒绝协助，足以令你痛苦万分。现在你得衡量一下是否要单独寻求援助这个复杂的抉择。如果你决定单独接受治疗，便可以确定，一旦你开始改变，家人一定会既难过又振奋。接下来他们可能会重新考虑他们的决定。对家人改变的可能，要保持开放的态度。如果变成家庭治疗，由于原来的治疗师已经偏向你的观点，故必须再加入一个辅助治疗师，或者你必须找另一位立场中立的治疗师重新开始。这些都是十分有必要的事。
万一我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或我家的人住得很远呢？
答：如果你的家庭因分居或离婚而破碎，将他们重新聚集起来以便结束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通常也很重要。已经离婚的夫妻可能会为了子女的利益而在治疗中合作无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明白这样的安排是为了改善现有的关系，而并非重新恢复旧有的关系。
如果家庭里几位重要的成员都已过世，你和他们相处的经验通常也可以重建——把找得到的家人都带进治疗。如果父亲已经过世，他的兄弟也许可以帮助你用新的角度来看你的家庭。找出剪贴簿、日记以及过世家人的朋友，治疗师通常会协助建构某些重要的场面，或以其他方式“创造”已故的家人。
如果你的家人住得很远，那么有几个变通的办法。也许家人可以来看望你一次，看望的时间愈久愈好：大多数的治疗师都愿意为此腾出时间。与家人举行一两天“马拉松”式的面谈常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价值相当于几个月分散的工作。与家族的接触愈早愈好，最好在家庭开始担心被人品头论足，或在治疗师对此家庭产生刻板印象之前。如果家庭在治疗之初就给予“治疗许可证”，那么参加治疗的家人就不会有觉得自己不忠于家庭潜规则的罪恶感。
不必理会一般的说法，你尽管再回到原生家庭中，这个举动十分重要。对治疗中的夫妻或个人而言，最好不必带你的配偶一起回去，并刻意放松自己，体验重回童年的感觉。冒着再度对家庭感到依赖的危险，你可能会焦虑不安，但这同时也会重燃起与家人亲近的重要意念。如果你是回去与他们同住，那你一定会了解到一些有关你与家人之间的事，尤其在事先与治疗师讨论过回去该寻找什么的情况下，帮助就更大。别担心，你不会一直依赖家人的。
逐渐认识原生家庭中的成员就是一般的“人”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是你许多其他关系的模式来源。能够请他们来治疗最好，退而求其次则是你亲自回家探望，现代科技也可以提供一些变通的做法—你可以买一部不太贵的盒式录音机寄回家。将你感兴趣的问题告诉他们，并要求他们谈谈这些问题。你出生前你父母的生活如何？（用这种方式问，他们就无须为你婴儿时期他们对你做的一些事感到愧疚）母亲的家庭是什么样子？父亲的家庭呢？也可以将录音机寄给祖父母，问他们同样的问题。如果你不持批判的态度问问题，一般人通常都会超乎预料地很乐意谈谈自己，你听的时候，有可能会改变心中盘结多年的、对家人的刻板印象。
不要忘了电话，虽然费用很昂贵，但建立一个电话会议让不能出席的家人也可以参加治疗，也是十分值得的，治疗师可以用扩音器让每个人都能听到其他人讲的话。千里外的家人会因此感激能够参与治疗。
如果你决定让家人参加面谈，通常一定有办法能做到。
将团体治疗用在那些家人无法参加的患者身上，你的看法如何？家庭治疗和团体治疗到底有何相关？团体中表现的互动难道不是和家庭中表现的互动一样有意义吗？
答：这两种治疗主要的不同是，家庭所具有的生物性及法律上的束缚，使得家人对治疗的参与投入远比团体治疗来得深，“电压”也更大。特别成立的治疗团体可以在成员间发展出强烈的忠诚感，同时团体中的互动模式也具有实质的意义。但是团体却得花费许多功夫和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开始具有像家庭那样的感觉，何况大部分的团体都达不到这种境界。然而，团体和家庭治疗师在尝试了解病人时，可能都会用到类似的概念。在两种治疗方法中，团体的历程以及无可避免的分裂和扭曲应予以特别注意。团体治疗师必须不断牢记，团体成员间的互动很可能是他们家庭经验的转移。正如以往一贯强调的，家庭的影响无所不在。
家人实在无法来参加治疗时，卡尔和我会选择与另一种非家庭的系统一起工作：由朋友、同事，甚至是与此有困扰的个人曾定期接触的专业人员所串联的关系网。如果一个大学生可以说服他的室友、女朋友，以及介绍他来此求助的老师一起参加治疗，那么他等于是在一个他已忠诚及投注心血的系统下开始工作的，这个系统对他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他可以立即运用这些替代家庭的力量。与这种系统合作的主要理由是可以获得额外的治疗资源，同时我们认为，将一个自然生成的社会系统带入治疗，远比尝试通过团体治疗建立的关系更为有利。
是否总是家庭去见你们？你们到病人家中做过治疗吗？
答：有些治疗师一直都是在病人家中做治疗，对于害怕进入专业办公室的家庭而言有其价值。然而这样的场合有一些缺点：电话铃响、邻居突然顺路进来看看，还有治疗师也可能会对置身家庭势力范围内感到不自在。卡尔和我虽然在绝对必要时也会到家庭中和他们见面，但都比较喜欢在办公室里面谈，在那儿我们比较能控制情势发展，也比较有安全感，家庭拥有很大的威力，我们需要一些专业的小道具来帮助我们放松，以便执行我们的工作。我们同时也相信，在治疗之初，将治疗与病人日常的社会现实隔绝是很重要的。只有在那种情况下，治疗才比较可能是一种象征的经验，能够触及潜意识较深的层面。也因此，我们会要求家庭不要在家里谈论有关治疗的事，而将他们对家庭的想法和感觉保留到面谈的时间来表露。基本而言，我希望所有改变家庭的努力都集中在面谈的时刻。
集中在面谈时间谈，即使有可能办到，难道不会太牵强吗？
答：一开始当然很困难。但经过一阵子，家庭便会习惯于一种节奏，争吵和冲突会不知不觉配合面谈而组织起来。夫妻会在前往治疗的途中彼此激怒对方，并且把争吵带进面谈中。这种情形不断出现在布莱斯家的案例上，而且这样是很适当的。这使家庭可以有一个演出冲突的安全舞台，同时也让治疗师可以直接接触家庭生活情绪的层面。
除了在哪里与家庭面谈的问题外，家庭治疗师之间有无其他不同取向？家庭治疗师有没有派别？
答：最早的一批家庭治疗师都是特立独行的人—坚强、极富创造力，而且彻底叛逆。由于他们必须团结在一起对抗整个精神医学界，因此其间的差异就变得模糊不显。随着家庭治疗逐渐被广泛接受，同时随着各个“开山祖师”开始训练自己的后继门人，我们便终于有了余裕发掘和讨论彼此的差异，全国性的家庭治疗会议上常常争议不断，每个团体都会提出他们自己的方法。这个领域所具有的竞争性和多样性是很有益处的，正是创造力的好素材，但不幸的是，它们有可能会使未来的委托人更加困惑。以下就描述一下家庭治疗的几个重要派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