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防御机制都将促使问题恶化，上述情形尤其如此。当他（她）觉得被抛弃时，他（她）很自然要去寻求亲密，但这种做法却加重了她（他）原先对束缚的恐惧。他们所面临的“敌人”不只是眼前互为配偶的挫折危机，而是他们自身。两人都很焦虑时，他们无法沟通，有时候他们甚至会怀疑彼此是否身处同一个世界里。
夫妻求助治疗时，心里多半很清楚离婚的可能性，在此之前他们已历经沧桑。他们老早就放弃了妥协和包容，改用愤怒强迫的态度要求对方改变。他们也许已经重复了百万次这种绝望的循环：“你改变！”“不，你才要改变！”当两人都已放弃要对方改变的期望时，事实上，他们两人已经暗暗改变了。他们在一起多年来经历过无数的挑战，如生育、照顾孩子、赚钱维生、应付现实的危机、与人建立友谊等，他们从其中获得了相当的自觉和自信。婚姻的束缚显然使他们无法安然享有这初生的自我意识，但至少他们现在已有勇气考虑放弃这个长久以来几乎是生存所不可或缺的牢笼。事实上，在他们看来，最后唯有摆脱婚姻，才能“长大”并“成为自己”。
这种根深蒂固的束缚和遗弃已经僵化到了彼此无法忍受的地步。想要离开的一方就被选择为追求个体化及向外冒险的先锋，通常这是较害怕束缚的一方。比较恐惧被遗弃的一方则代表保守的立场，主张维持稳定婚姻和两人继续在一起。
夫妻同时也会在不知不觉间制造分离的机缘，促使他们之间的战争升级：他的外遇、她的工作、他的母亲——问题本身其实都是小事。由合而离的过程反映了双方对“再生”与丢弃“家庭意识”的渴望——家庭总是在否定他们的人格。最后，不论付出什么代价，他们都决定要成为独立的两个人。
治疗师与夫妻所做的有关离婚的协议，可能是治疗中最关键的要素。与夫妻协商约定是件极其微妙的事，因为离不离婚可是颇具爆炸性的问题。我们如果提出要协助他们重建婚姻，就等于违背了迫切想结束婚姻那一方的意愿。我们如果提出协助他们离婚，就似乎又背叛了将整个生命都依赖于稳定婚姻的那一方。
我们向夫妻解释，他们婚姻的基本问题很可能是由于缺乏独立的自我与两个个体的人格，而通常也无须费力便可举证支持这种说法。我们只要指出他们之间一再重复的冲突循环，以及双方都无法克制自己制造冲突就够了。我们敢说许多离婚都不过是一纸法律文件而已，对改变夫妻之间纠结不清的关系少有益处。很多夫妻在法律上是离婚了，但在情绪上却还没有分离，他们继续在内心或借助子女活在婚姻之中。
想使离婚变得有意义（我们也很强调这点），包括自己获得心理上及法律上的自由，他们就必须拥有与维持良好婚姻相同的东西：真正独立的个人。不管他们的婚姻如何抉择，他们都必须抛开彼此纠缠不清的念头，必须产生真正独立自主的意识感。“让我们协助你们独立，”我们指出，“在你们达到这个目标后，再决定如何安排婚姻。如果你们等一段时间，就可以更从容地做正确的决定。”我们用这种方式避免偏袒任何一方，让夫妻双方都从治疗中获得希望。我们也替自己安排适合治疗师做的事——协助他们获得心理上的调整，而不做有关现实的任何决定。局外人不该越俎代庖，取走导引他们做最重要决定的罗盘，既然一定得走这条路，他们得先做好准备。
对我们而言与他们协商离婚是很困难的，然而对他们是否离婚一事始终保持绝对中立却更为困难。由于受自己生活所影响，直觉上我们都偏向劝合，并且致力往这个方向推进。所以事先可能会警告来治疗的夫妻，我们绝对中立，但有时也会动摇。卡尔通常会笑着补上一句：“你们也得在另一方面防着我一点，因为我可能会无意间鼓励你们离婚，好让自己替代性地参与其中，这么一来我就可以知道离婚是什么滋味了！”
17.4原生家庭加入面谈
来治疗的夫妻所面临的不论是离婚危机或其他困境，我们导引家庭治疗的取向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即使是一桩婚姻已依法结束，分开的夫妻在继续照顾子女上，仍需维持“有限度的配偶关系”。不管他们的婚姻未来命运如何，我们都希望他们关系的“品质”能够改善。事实上，夫妻通过治疗而协议达成“友善的”离婚是很常见的：他们渐渐了解一些会联手破坏婚姻的心理力量，因此他们“原谅”了彼此，虽然很遗憾无法再共同生活，但分手时不至于太痛苦或觉得一败涂地。
如果所处理的问题是离婚，那参与面谈的成员关系就会相当复杂。孩子必然要包括进来：他们必须知道父母为什么会离婚，让他们清楚明白错不在他们，同时也向他们一再保证，父母双方都还会继续陪伴他们生活。孩子在场也能促使父母不那么轻率、孩子气。
如果夫妻中任何一方有外遇，我们也会经常要求他们将情人带来参加治疗。第三者总会不约而同扮演业余治疗师的角色，如果我们要和他们的关系一较高下，就得与他（她）接触。有些案例中，外遇的当事人会同意暂停往来，让夫妻可以为婚姻好好努力一段时间。第三者也可能与其他人一起参加治疗，通常是他（她）自己的配偶。有时候外遇实在太过复杂，显然这时第三者的婚姻也必须加入治疗。这当然是充满压力和紧张的工作，但总比各种力量暗潮汹涌要好。如果参加的各方都同意在治疗期间暂时停止性关系，压力就会大为减轻。
从事任何家庭治疗时，我们都希望接触到夫妻双方的原生家庭，这在处理离婚问题时特别有用。夫妻双方的父母在帮忙时常常会过分干预，越帮越忙，因为他们都太偏袒某一方，使夫妻承受的压力更大。我们要求夫妻将双方的原生家庭带来参加至少几个星期的面谈，如果可能，我们希望他们更多地参与进来。
请夫妻的原生家庭参加扩大治疗，有助于阻止他们随意“干预”当事夫妻的问题，同时也会带出更多正面的贡献。治疗师想要培养夫妻双方的洞察力和情感共鸣，最好的方式莫过于与他们的原生家庭共同面谈。而且如果我们能“了解”——情绪和认知上的了解，我们或许可以协助夫妻更敏锐地认识其婚姻困境缘起的背景。
夫妻的原生家庭成员来参加治疗的身份并不是病人，而是年轻家庭的治疗“顾问”。当然，面谈总是会再掀开他们家庭中埋藏多年的冲突。已经作古的人、小心翼翼掩饰的秘密等都有可能冒出来。由于很多小家庭的问题都是夫妻双方从原生家庭带过来的，重新引发原生家庭的冲突，有可能使“病人”的婚姻压力稍获减轻。如果丈夫畏惧妻子对他的依赖，那么了解到他的反应多半与他的母亲曾经对他过度依赖有关，不啻会是重大的启示；而且如果这两个女性同时和他一起参加面谈，他也很难逃避，而必须去面对这样的关联。由于原生家庭中的问题与夫妻婚姻问题之间的关联越来越明显，年轻夫妇可能会视原生家庭为他们“共同的敌人”。
然而原生家庭参加的扩大治疗并不仅仅是引发冲突而已。由于原生家庭之间的不和曝光后，不协调的部分会获得改善，或至少局部问题可以得到解决，这种“热身”也使得夫妻感到不再与自己的家庭那么疏离。这种扩大治疗所衍生的温暖对夫妻关系的改善非常有益。假使妻子想和丈夫离婚，是因为他似乎总是如她父亲一样冷漠、拒人千里之外，一旦她和父亲间的关系变得比较亲密，她就比较不会对她的丈夫吹毛求疵。即使与父母的关系只是局部改善，都可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这种关系是许多后续关系的源头和模范。原生家庭加入的扩大治疗通常颇为低调，仿佛平淡无奇，外行人看来可能无关紧要。但其中父母的几句话、一个眼神、语气中一丝温柔的变化，都可能具有非凡的意义。
随着治疗一路开展，如果夫妻明显想要维持婚姻，那某些主题就更加值得注意。我们也必须强调，他们之间的问题双方都有份。再也没有什么比耗费数月时间听他们夫妻争吵谁该受责备更无聊的了。我们还推动他们认清：“双方”对彼此关系都有矛盾的感觉。即使他们其中一个“特别擅长”悲伤，另一个总是很生气地退缩，两人通常还是很关心对方，也都无法确定他们是否希望继续维持彼此的关系。如果夫妻双方能够认识到这点，共同担负这种两方面的矛盾，则“我对你错”两极化的感觉便有望减轻。
几乎所有的夫妻都必须学习怎样使争吵更具建设性，以及怎样解决彼此间的争议，但总有些夫妻就是无力摆平他们之间的重要冲突。这样的夫妻能做的充其量就是避免冲突，甚至避开对方。他们应该学习怎样不争吵，这意味着他们得学着抗拒对方的诱导。唯有个人化的历程不断展开，同时夫妻双方都有越来越高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能力，这个艰难的目标才能达成。
在治疗的某段时期通常将出现抉择的时刻。他们应不应该离婚？如果治疗师很谨慎，在夫妻为做决定而痛苦挣扎时，他（她）只需“在那里”。决定之后——我们从来无法知道会是什么决定——就有很多工作要做了。如果他们决定继续维持婚姻、继续奋斗，心理治疗便往下进行，并可以设定新的目标。最后夫妻会在心中产生共同的愿望：我们要一个更好的婚姻。
如果决定离婚，那么同样也会有解脱的感觉，新的目标亦随之而来，即使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很不一样。首先会有很多的悲伤——每个人都悲伤，即使治疗师也是如此。夫妻在面对分配财产以及安排新的住所、工作、新的生活时，首先必须克服独自面对“美丽新世界”的恐慌。同时，夫妻得知由于子女的缘故，他们落入必须继续维持关系的“陷阱”时，心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警觉。在了解由于子女的存在，彼此间的关系牵扯之深，真正离婚之困难时，他们会真的感到恐惧。我认为离婚的痛苦争执多半源自这样的恐惧，夫妻俩都暗自抱怨：“我要离开，可是我好像得不到自由！”随他们离开原生家庭而步入婚姻的那种如影随形的“囚禁”感，到现在仍然不放过他们。
卡尔和我总是会以温和而坚定的态度处理夫妻在这个问题上的焦虑不安。我们告诉他们这种直觉很可能是对的：有子女梗在其中，想要在离婚后得到真正“自由”几乎不太可能。他们永远无法撤回子女对他们无可取代的信任。但如果全力以赴，他们不仅能保持在子女身上投注的心力，同时还可以在从前逝去的部分，填补上新的人、新的经历及新的生命。接着我们便得一肩挑起为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而纷至沓来的种种复杂挑战。
处理离婚问题时，并非只是在夫妻积极酝酿离婚的阶段，我们时常在夫妻达成“悬而未决”的离婚协议后好几年内仍然和他们一起工作，甚至常常延续到他们已经再婚。即使他们已经合法再婚，他们在情感上还是联系一起，并通过子女互相传递彼此的信息。
我记得曾和一个家庭有过深切难忘的面谈，这个家庭有一对十岁的双胞胎男孩因为偷窃推土机而被捕。他们的这种不当行为几年内越来越严重，并成功地促使母亲和继父离了婚，因为他们对如何处置这两个孩子常起争执。这位母亲透露了孩子犯罪的关键，也勉为其难告诉了我们当初和孩子的生父离婚的原因，她说她厌倦了供养丈夫。那么她丈夫在工作上有什么麻烦呢？他一直在被炒鱿鱼。为什么被炒鱿鱼呢？因为偷窃。虽然两个孩子并非有意识地了解这些偷窃行为，但他们显然发现了一个可以使母亲继续与父亲保持关系的方式——通过模仿父亲的行为而联结双方。他们努力破坏母亲第二次的婚姻，好使父母再度复合，而这对离婚的夫妻也以各种微妙的方式合作了起来。
这些再婚的治疗常如梦魇般复杂，参加治疗的人包括夫妻、他们俩的子女、各人前一次婚姻中的子女、一位或一位以上的前任配偶，以及各种关系的亲戚等。我们并不是为了壮大声势才聚集这些人，而是因为他们之间都有争端，而且通常已经伤害到了其中一个或更多的子女。终止争吵唯一的办法是将他们聚集在一起。治疗师必须有很大的耐心、相当坚毅的态度、高度的幽默感，当然，还要有一位辅助治疗师！
由于对离婚家庭的治疗非常吃力又极其艰难，所以随着家庭治疗的发展，可能会成为这个领域中的一大支派。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情况，会比家庭经历“关系死亡”这么巨大的痛苦更需要援助。如果历经这一切之后得以“重生”，这一点将会使更多家庭愿意接受此一过程无比艰辛的专业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