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你最近都比较向着妈！”
一如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家庭婚姻之战升温时就住院治疗一样，家庭将孩子排除在外以换取婚姻的稳定，这样做付出的代价极大，也极为痛苦。
四、责备怪罪。家庭最痛苦的挣扎就在于它迫切寻求某位成员作为可以怪罪的对象。怪罪是一个具有强大威力的过程，家人不但互相谩骂指责，而且轮流推卸自己的责任。卡罗琳确信，只要克劳迪娅肯改变，家里就会太平。而克劳迪娅对卡罗琳也有同样的想法，只要妈妈肯改变，家人和她都会大大松一口气。双方都视自己为无力的牺牲者，而将对方视为有权力、能够控制自己命运的人。
卡罗琳和克劳迪娅坐在那儿恶狠狠地看着对方和给对方施压时，她们无意间泄露了自己在争执点和观念上的误解。她们都非常清楚对方，却对自己一无所知。她们不了解自己的感情，也没发觉自己有行动和改变的可能性。刚开始，她们甚至无法好好谈论自己，更不用说考虑自己也可以有所改变。她们总是谈论对方，认为只有对方才是那个最应该改变的人。
克劳迪娅和卡罗琳完全无法视对方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对她们而言，对方只是抽象的存在，例如有权力的实体、威胁性的力量、愤怒的形象、或是一个在焦虑的丛林里具有象征意义的陌生人，等等。对克劳迪娅而言，她妈妈代表着惩罚性的权威、背叛者或令人透不过气的一团浓雾。对卡罗琳来说，克劳迪娅代表叛逆、不知感恩的藐视者或恫吓者。谁猜得透她们瞪着对方时到底看到了什么？卡罗琳凝视女儿时，我们不知道她看到了丈夫，还是看到了她母亲？她自己？或是她某个兄弟姐妹？这场争吵掺入了很多复杂的因素，以至于卡罗琳和克劳迪娅几乎完全看不清对方的真实面目。卡罗琳当然看不见卡尔和我眼中那位惊恐、孤独而又困惑的女儿；克劳迪娅也自然无法感受我们眼中痛苦、恐慌、胆怯又寂寞的母亲。陷在这场狂怒的风暴中，对方对她们来说都是“威胁”，而不再是一个“人”。
我们以上谈到的不只是知觉上的误解，因为问题远比那个严重得多。人对于他人的认知根源于自我的经验，而家人之所以无法将对方视为活生生的人，便是由本身的经验所限。我们无法在认知上教他们如何对别人有不同的感受。但首先，他们必须对自我有不同的发现。这就是家庭治疗所采用的途径：发现。
五、认同感的扩散。在家庭中还有比敌对成员之间政治性的战争更严重的问题。若假设家庭中只有性别政治的冲突，那就未免高估他们了。卡尔和我相信，每个家庭一旦产生任何严重的问题，所有人都会紧密、艰难地联结起来，没有任何人可以例外享有自主和独立权。因为他们之中虽然有些是成人，却往往不够成熟。通常“全家共生”（family-widesymbiosis）的意图，会抑制家中成员的个体性。他们互相依赖，害怕失去对方的支持，这种恐惧心理使他们下意识达成共识：必须同舟共济。家人之间陷入一种僵化的模式，借设计复杂的机制和迂回的例行程序来保全家庭的完整，却因此而付出了牺牲每个人个体性的代价。例如卡罗琳本来可以直接向大卫说出挑衅的话，但是她不敢。又如大卫也可以在周末独自露营一次，但他也不敢。家庭的自发性、创造性以及活力都在相互取悦和维持平衡中一再地妥协让步。恐惧使他们不敢真正成为自己，至于恐惧些什么？他们自己也说不上来。
五个单独分离的个体组成的家庭变成五人的组合体——家庭。甚至不是家人操纵家庭，而是家庭系统严格控制了每个家人的角色。家庭的规则就像钢爪般操纵着全家人。这种由压力而产生的共生集合体反而制造出了新的压力，它威胁到家人的个体性和自主性。在这场困境中每个人都为失去自我而感到恐慌。家庭为了适应这种失去自我的恐慌就会创造一些冲突。其实战争正显示了家庭成员独立分离的需求，而从中脱离独立的方法就是与某一成员起冲突。但不是冲突的程度还不够，就是过于激烈，破坏性和代价都太大。
治疗初始，家庭每个成员通常都想大声抱怨自己被某人吓到了。显然他们真是如此认为，他们真的“感觉”到了恐惧。但是丈夫和妻子、妈妈和女儿，异口同声指控对方“你吓到我”时，他们所受的威胁与其说是来自彼此，不如说是来自每个个体对彼此的需要。他们的不安全感如此强烈，竟然愿意为了追求安全感而屈从于这种共生关系及其他需求之下。所以，威胁和奴役他们的并不是某个家庭成员，而是这种共生关系、这个系统和这场家庭舞蹈。因此事实上家庭本身才是他们该向之乞求自由的对象。
但不只是自由和独立濒临危险，他们家外表的和谐一体也是假象。家庭开始投入治疗时，其成员通常会有个人疏离和紧紧束缚混合的沮丧感。他们丝毫享受不到真正独立的自由，也不愿尝试真正亲密的快乐。他们只是被孤独地禁锢在这个虽然珍爱却又无法获得快乐的家庭中，陷入了无止境的炼狱般的折磨。
六、停滞。家庭中还有比害怕失去对方更大的恐惧，那就是害怕一成不变和静止，事实上就是害怕死亡。我们对死亡的认知隐匿于所有经验之中，而这种意识也是家庭关键的动力的来源。
大卫和卡罗琳开始感觉岁月之轮朝他们碾过，而其中很多年都没有真正享受生活。虽然他们并没有这样告诉自己，但是内心却感觉十分恐慌，生怕永远再没有机会一起创造令人满意的生活。
就像许多夫妻一样，大卫和卡罗琳的关系随着岁月流逝而越趋冷淡和疏远。但是若从较深的层面来看，他们彼此的感情绝非冷淡那么简单。事实上，反而随着岁月流逝在对方身上投入的心力逐渐增多，彼此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任何一对夫妻都是如此。但假如这说法是正确的，又该如何解释夫妻表面上的疏远和冷淡呢？为什么会产生既孤独又厌烦的不愉快感呢？
最大的问题出在夫妻双方从原生家庭所学来的亲密关系的模式。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都没被允许充分活出自己。他们从小就学会将自己的“情感温度计”调到最低度，因此当他们的婚姻开始产生压力时，原生家庭的关系模式便暗示他们选择疏离来处理调节这些激烈的情绪。但是这些火山下的岩浆并没有消失，而是在地表下暗暗流动，随时准备寻找出口迸发。
这个时候，克劳迪娅正好可以做夫妻表达情感的媒介。性、愤怒和痛苦，这些父母企图压制克劳迪娅的地方，其实正是他们自己需要释放的一部分，克劳迪娅象征着他们不敢想象的各种追求自由的愿望。因此，家庭宛如一个和自己煎熬作战的人，其中一方（克劳迪娅）呐喊自由和寻找生机，而另一方（大卫和卡罗琳）则镇压前者，低声喝道：“安静！忍着点！”可以说，这其实就是场生死之战。
克劳迪娅不仅是父母表达自我的象征，更是他们应付外在世界的激发者、调停者和信差。这个高喊“我要做我自己”的女孩成了父母寻求自我个体化的榜样，而人所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任务就是“成为一个人”。因此，当克劳迪娅传递了许多家庭的绝望的同时，她也代表着想打破深植于家庭的严重惰性和缄默的愿望。既然克劳迪娅代表了如此多的意义，也难怪他们拒绝改变她在家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在诊断上跟家庭有所冲突也并不奇怪，因为重新定义问题对他们而言意味着必须重新定义家庭。
幸运的是，家庭中的危机意识和混乱，正好呈现了一个现实的（或许很短暂）可以打破僵局的间隙，也为治疗师提供了一个切入点。如果不治疗，家庭很可能会以类似方式再次形成长期慢性的冲突。但是目前，他们都相对坦然地接受了治疗师的“介入”。
6.3辅助治疗系统的示范
这里，我们暂且将话题转向治疗师——家庭专业关系的层面，以及两位治疗师的世界。
卡尔和我曾表示，家庭有与外界社会系统接触的需求，而我们两个正是一种社会系统。治疗之前，我们是分开来的两个个体，各有其专业背景和个人经验，有各自的家庭及世界观。我们进入家庭时，也将以上这些个别分离的经验一起带了进去。
我生长在佐治亚州南部的一个小镇，卡尔则在纽约州北部一个农场长大。然后我前往康涅狄格州读大学，主修英文，希望成为一名诗人，然后又回到佐治亚州一家学校教英文。卡尔离开家乡的农场进入大学，就读于雪城大学的医学院。他原本想当妇产科医生，但一次心理治疗的经验使他转向了精神病学。而我在英文研究所进修时，也是类似参与治疗的经验，引导我成了一名心理学家。
卡尔卓越的职业生涯包括了许多类型的临床经验，如少年犯、精神分裂症患者、夫妇和家庭。他当过精神医学系主任，也从事过多年全国性演讲和咨询的工作。而我的事业可谓刚起步，以前曾尝试行政管理和教学，临床上多半是家庭和夫妻方面的经验。我已婚，妻子叫玛格丽特，有三个孩子，最大的也正好在青春期。卡尔和穆里尔有六个孩子，最小的刚刚上了大学。
描述我们的生活细节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两个都各自将有用的经验带进了治疗。卡尔发现和精神分裂症患者或孩子讲话的时候，“疯言疯语”的方法非常有效。他以往治疗重度精神病患者的经验使他接触到了潜意识和非理性的世界，而这种非理性的经验在治疗受严重困扰的家庭时是很有用的。而我在心理学上则更重视常态发展，正好弥补卡尔偏向临床的背景。除此之外，我的学术经验使我可以对家庭做出有逻辑的解释，至少在情况还好的时候是很管用的。通常，家庭会欣赏我的严肃认真，但他们同时也可以从卡尔的幽默感和他即兴的玩笑中受益良多。
我们若能给家庭带来什么帮助，部分功劳应归于过去自己接受治疗的经验。卡尔曾经接受过五次心理治疗，我则尝试过三次。我们也会运用自己良好的婚姻和家庭关系作为亲密关系的示范。年届六十的卡尔抚养六个孩子长大的经验十分有用，我目前也有一些教育的经验。卡尔强韧的父性特质和我较为母性的倾向配合得很好。尽管我们也时常在治疗中不自觉地互换角色，轮流扮演父母，但重点在于我们能够巧妙融合这种复杂又坚固的关系，并把它带进治疗中，一种能分能合的混合关系，可以搭配出很棒的专业性“婚姻”。
我们认为治疗其实是一种象征性的“为人父母”的经验，而辅助治疗关系是治疗的基本工具。若家庭中父母关系疏离，那我和卡尔这种坚定而轻松的关系形成的团队配合的能力，就能为家庭治疗提供不可或缺的权威或力量，在治疗时也可以使家庭恢复信心，同时也获得他们的信赖。在治疗深入，以及家庭的个体化渐趋明朗之后，家庭才会开始对我和卡尔之间分离的、个人化的、相异的治疗方式感兴趣。但是治疗初期我们结合的力量是最重要的。
谈一个性别方面的观点。一些治疗师坚持辅助治疗应该一男一女，这种看法并没有错，因为理想上的治疗团队应该同时扮演丈夫和妻子的角色。但这并不表示辅助治疗师必须是异性才能为家庭树立象征性的父母形象。真正有帮助的应该是两位治疗师能超越年龄、性别的界限，正如一位杰出的治疗师阿夏·卡地斯（asyakadis）喜欢说的：“灵活运用多把钥匙。”卡尔有时可以像个温柔的母亲，有时又像个顽固的老头子，而我自己有时也客串一下叛逆的青少年，扮相也还不坏。这些远比生物学上简单的性别分类要复杂得多。
在开始和一个家庭接触时，我们会有一些优先的目标。首先，就是将替罪羊的角色偷过来。原先克劳迪娅在家里有几分治疗师的味道，因此我们决定取代她的角色，以找到家庭三角关系的入口。我们之一会先卷入家庭中人或事的纷争，然后再退回辅助治疗关系的避风港。这种“一进一退”的运作就像克劳迪娅离家出走和回家一样，我们希望借此打破僵局，如克劳迪娅原先的企图一样。又因为我和卡尔拥有彼此做后盾，因此一进一出之间比单打独斗风险更小。
我们和家庭成员之间建立的关系总是易变的，此刻支持或压制某人，等一下目标又会对准另一人。我们也以此来避免成为某人的永远支持者，或陷进某种角色。我们工作的性质是“整个”家庭的代理人，可承担不起卡在某个特殊关系里的代价。
身为整个家庭的代理人，我们在治疗初期有一些大致的目标。在家庭开始长期挣扎于打破僵化和压力时，我们相信最富意义的突破往往在最高值的经验中发生。发生时不一定刚巧在治疗室里，但至少期望是受治疗的刺激所致。以下的两种经验似乎是最关键的：其一，家人冒险让彼此间更独立、更具分歧，甚至比平常更愤怒；其二，家人冒险让彼此间比平常更接近、更亲密。
事情发生的顺序应该是下面这样：家庭开始信任治疗师提供的凝聚力，然后利用这种支持，发泄长久累积的怒气。结果，既没人死掉，也没人提出离婚。事实上，每个人反而会觉得异常兴奋与平静。怒气爆发之后通常紧跟着极度亲密温暖的气氛，有时却要等上很长时间，特别是在家庭累积了太多怒气的时候。
我们发现家庭亲密和关怀的能力，往往会与他们独立和分歧的能力同步发展，相辅相成。除非确定可以再分开，否则家人不可能冒险彼此接近。假如不能确定可以独立依靠自己，那么牵扯太深也是十分令人恐惧的。同样，如果不能依靠残存的温暖和关爱把他们系在一块儿，他们也不敢真的制造独立和分歧。因此当他们越有力量、越独立时，也就越容易冒亲密和接近的风险；反之，他们越亲近，就越可以冒险追求独立。
但如何把这种想法付诸行动？如何使家庭从死气沉沉、令人生厌的假亲密和假独立中冒险踏出第一步呢？该如何帮助他们打破这种挫败的纠缠关系呢？我们多少都得以身作则示范这个过程。我们必须自己先冒险，好让他们觉得也可以冒险试试看。如果想使家庭取得“存在意义上的转变”，变得更真诚、直接和富有活力，我们自身就必须先做到真诚、直接和富有活力。
在协助家庭成员朝个体化及亲密前进时，我们希望从两代分离先做起。克劳迪娅过分介入父母的事情，反之父母亦过分介入克劳迪娅的世界。在家庭个体之间能分离和区别之前，两代人之间也许需要先进行分离和区别。这并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因为后来发现，即使是克劳迪娅的父母也并未真的从他们的上一辈中分离出来。
除非大卫和卡罗琳这一代先有改变，否则他们不会允许克劳迪娅和他们真正分离。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先解决自己紧张的婚姻问题，才可能放开克劳迪娅，任由克劳迪娅过她自己的生活。在那之前，父母太需要克劳迪娅和他们纠缠在一起了。此外，虽然卡罗琳和大卫似乎乐意审视和谈论他们的婚姻，但要帮助他们改变，远比我们预想的困难，就像要解开一团被顽皮的猫弄乱的毛线球，得花上很长的时间一样。汉斯·塞尔耶（hansselye，1907—1982），加拿大病理学家，被称为“压力理论之父”，首创应激学说，推动了病理学和内分泌学的研究。—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