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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第1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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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型背疼

每一种疼痛都有一个故事。我现在要讲的故事可以追溯到多年前,是主人公56岁那年发生的事。昆兰是波士顿的建筑师,喜欢冲浪,一头天生的白发让他看起来很特别。他有一间事务所就在毕康街上,生意红火,麻州大学医学院的大楼就是他的事务所设计的。1988年3月的一天,他为富兰克林动物园修建凉亭的时候,不小心从工地的攀登架上摔了下来。他的背部没有受到明显损伤,但左肩脱臼、骨折,做了好几次手术。等到了秋天,他再次坐在绘图桌前时,突然感到背部一阵剧痛袭来,就像是被蛇咬了一样。在那之后剧痛又发生了好几次,一开始他想等疼痛自己过去,然而,不久就疼得受不了了。有好几次,他正在和客户讨论设计方案,背部突然感到一阵剧痛,疼得他差点叫出声来,客户扶住了他,让他坐下。还有一次,他跟同事在餐厅吃饭,背痛又突然袭来,疼得他把刚吃的东西吐了出来。不久之后,他每天只能工作两三个小时,事务所也只好转让给合伙人去管理。

昆兰的骨科医生帮他照了无数张x光片,然而从这些x光片中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劲。于是骨科医生建议他去看疼痛科。疼痛科医生往他的脊椎注射了局部麻醉剂,这让他的疼痛感缓解了几天,但是一两次之后,药效就越来越差,到最后竟完全不起作用了。

我看过他的ct扫描片子、检验报告、x光片和超声波等一大堆检查结果,而单从这些资料看,实在无法看出他的背痛严重到这个程度。没有骨折、没有肿瘤,也没有感染,甚至没有丝毫关节发炎的现象。他的脊椎排列得十分整齐,就像方方正正串联起来的棋子。看了这些资料,即使是实习医生也会认为病人背部没有任何问题。

当医生遇到病人总是说身体某个部位疼,但又找不出有什么毛病的时候,怎么办?我们通常不相信这样的病人真的有病。我们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可以解释的,而且是符合逻辑的。如果碰到问题,这问题也得是我们看得到、感觉得到,至少可以用仪器检查得到的。因此,像昆兰的背痛,我们的结论是:这根本是他脑子里空想出来的毛病,可以说是一种“精神疼痛”。昆兰的骨科医生建议他,除了找物理治疗师定期检查外,也有必要去看一下精神科医生。

我曾去昆兰的家里看望过他。他家在波士顿城郊,靠海。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正坐在工作桌边,从宽敞的落地窗望出去,可以看到一个精致的小花园。桌上有一些尚未完成的设计图和一个文具盒,里面有十来支绘图笔、小尺子和量角器。他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然后站起来跟我打招呼。

我想到他的背痛,想到他的各项检查清晰地显示着无异常情况……难道他在装病?

当我问他的时候,他有气无力地笑了一下,然后告诉我说,有时候连他自己也会怀疑。他说:“我现在过得很好。”他领了残障专用车牌,而且也不用为了钱操心,也没有事业上的压力。可是背痛依然困扰着他。他手臂上一天24小时贴着高剂量止痛药贴,却没什么效果。他连最简单的排队、爬楼梯这样的事都干不了,甚至无法一连睡上四个小时,每次睡到一半就被痛醒:“好像有人从我背上拧下一块肉似的。”

他的太太身材高挑,比他小几岁,长得很漂亮,但眼神中透着些许哀愁。我问她,是否曾经想过她先生可能是装的。但她说,十年来,她先生每天被疼痛折磨得死去活来,这不只是考验她先生的忍耐极限,也是在考验她的心理承受力。她知道,她的先生不会放弃自己的尊严装出这副德性。比如有时,她先生帮她提购物袋,但由于疼痛突然发作,他不得不放下袋子,过一会儿再提起来。他本来很爱看电影的,就是因为背痛,现在都不敢进电影院。还有不知有多少次,他痛到无法动弹,不能及时上厕所,就拉在了裤子上。

然而,有时候她还是感到很困惑,怀疑这种疼痛会不会是他脑子里捏造出来的。她注意到,每当他焦虑或脾气暴躁的时候,就会疼得更厉害;心情好或是有什么转移他的注意力的时候,疼痛就可能会消失。他太太和医生一样,很想知道引起他疼痛的原因是什么,是心情、念头?但有时疼痛甚至来得无缘无故。更令人费解的是:像昆兰这样长期惨遭疼痛骚扰的病人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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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岁的麻醉科医生凯斯是波士顿布力根妇女医院(哈佛医学院附属教学医院)慢性疼痛治疗中心的主任,也是昆兰的主治医生。向凯斯医生求助的病人,遭受着各种各样的疼痛:背痛、脖子痛、关节痛、全身痛、神经痛、艾滋病引起的疼痛、骨盆疼痛、慢性头痛、因癌症而起的疼痛,还有幻肢痛,等等。通常,这些病人都已经看过无数医生了,也试过各种治疗方法,可结果就是没用。

这个疼痛中心的候诊室跟一般诊所没什么两样,铺着深蓝色的地毯,书架上摆着一些过期的杂志,病人面无表情,静静地坐在靠墙的长椅上。在角落有个玻璃柜,里面放着病人写给医生的感谢信。说实话,我和其他医生都很感谢疼痛科的医生,庆幸他们愿意把我们手上的“烫手山芋”接过去。患有慢性疼痛的病人实在很难应付。他们的病,我们既无法解释清楚,又不能为他们减轻痛楚。这样的病人让我们做医生的感到很气馁,最后不得不对自己的能力感到怀疑。像凯斯这样的医生愿意对这种病人伸出援手,我们真是高兴都来不及。

凯斯把我领进了他的办公室。他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态度温文儒雅——这样的人做疼痛科医生再适合不过了。他告诉我,像昆兰这样的病人其实很常见。长期的背痛已经成为员工请长假的最主要原因,仅次于一般感冒。事实上,背痛在当今美国已经成了一种流行病,然而没有人能解释这是为什么。一般来说,我们认为背痛是由于物理因素造成的,即脊椎压力过大。现在甚至已经有“背部训练学校”,专门教授提起重物的正确姿势等。然而,现在体力劳动者数量逐年减少,受背痛所困扰的人却不断增加。

凯斯说,只以物理因素来解释背痛成因八成是错误的。的确,用不正确的姿势举起重物,可能会造成肌肉拉伤或椎间盘突出,但这种用力过度的经历每个人都有,大多数的人都不会因此而长期饱受背痛折磨。目前已有好几十项研究想找出引起背痛的因素,希望能够预测出哪些伤害会引发长期背痛,但至今还没找到。例如,医生过去常以为椎间盘损伤和疼痛有关,但最近的研究发现两者之间不一定有关联。很多没有背痛的病人也有椎间盘突出的问题,相反,很多像昆兰那样长期背痛的病人,脊椎看起来却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如果背部状况不能预测是否会存在长期背痛的问题,那么什么才可以预测呢?也许是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比如感到寂寞、官司缠身、被训斥或对工作不满等,都可能会引发背痛。但医生和病人都不愿承认这一点。

疼痛的秘密

翻开医学史,你会发现有不少人一直想解开疼痛的谜题。勒内·笛卡尔早在300多年前就曾试图做出一个解释。他认为,疼痛完全是一种身体现象:组织受损使得某些神经受到刺激,神经纤维再把神经冲动传到脑部,疼痛的感觉就产生了。笛卡尔说,这种现象就像拉了拉绳索,敲响大脑中的警钟。笛卡尔这个说法影响深远,已经深入人心。20世纪疼痛研究的焦点就在于寻找与疼痛有关的神经纤维和神经传导路径。

医生遇到抱怨这里疼、那里疼的病人,通常便会采用笛卡尔的观点,把疼痛视做身体组织受到伤害的表现。于是,医生就会为病人从头到脚地检查一番,查看病人的椎间盘是否破损,有没有骨折或是感染,检查病人是否长了肿瘤,然后想办法把出了问题的地方治疗好。

不过,这种解释显然不够严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亨利·毕阙曾针对伤势严重的士兵进行了一项研究,现在这份研究报告已成为经典著作之一。毕阙发现,在伤兵(受伤种类包括复杂骨折、中弹、肢体残缺等)当中,58%的伤兵只觉得有一点疼痛,甚至不感觉疼,只有27%的伤兵需要药物来缓解疼痛。但是如果是一般百姓伤成这种程度,没有止痛药肯定就活不下去了。毕阙认为,伤兵对疼痛的忍耐力会有这么高,显然和心理因素有关。这些伤兵因为保住了一条命而欣喜若狂,这种狂喜抑制了疼痛信号的传导。由此可见,疼痛的传达路径相当复杂,并不是一条简单的单行道。

1965年,加拿大心理学家罗纳德·梅尔扎克和英国生理学家帕特里克·沃尔提出闸门控制理论。他们认为,在疼痛信号传送到大脑之前,在脊髓中必须经过一道像是闸门一样的东西。闸门可以控制疼痛信号的传导,使得神经纤维无法直接将疼痛的神经冲动传送到大脑。而事实上,研究人员真的在脊髓背角处找到了这个“闸门”。这个理论解开了某些谜题,比如脚痛的时候,为何按摩可以缓解甚至消除疼痛?那是因为按摩可以把信号传送到脊髓背角,关闭控制疼痛信号传达的那道闸门。

梅尔扎克和沃尔最惊人的假设是,这道闸门不仅能阻止感觉神经把信号传到大脑,同时也能阻断来自大脑的信号。换句话说,拉动了绳索,警钟不一定会响,而且警钟本身(也就是心灵)就可以停止响声。在这一理论的启发下,很多研究人员纷纷着手研究情绪、性别和信仰对疼痛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例如,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找了一些芭蕾舞者和大学生进行了一个实验。实验方法很简单:你把手放入和体温差不多的水中两分钟左右,以此作为感觉标准。两分钟后再把手放进一盆冰水中,开始按顺时针的方向旋转。当你开始觉得疼的时候,把时间记录下来,这就是你的疼痛阈值。当你觉得疼得受不了,不得不收回手的时候,再把时间记下来,这就是疼痛耐受度。为了避免受伤,双手放在冰水中的时间不能超过120秒。

实验结果令人惊讶。女学生平均16秒就开始觉得疼痛,在37秒的时候便觉得疼得受不了。女舞者的疼痛阈值和耐受度几乎是女学生的三倍,同样,男舞者的疼痛阈值和耐受度也比男学生高出许多。这种差异要怎么解释?也许这与芭蕾舞者的心理因素有关吧。专业舞者无论是自我修炼、体能,还是竞争心理都特别强,也比较习惯练习中的伤痛,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即使扭伤了脚还能登台演出的原因。

关于疼痛的研究,还有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外向的人比内向的人的疼痛阈值和耐受度要高,而有毒瘾的人这两项的结果都低。另外,对疼痛的敏感度是可以通过训练降低的。目前已有惊人的数据证明,即使是最简单的暗示,也会对疼痛感产生较大的影响。

有一项研究是以500个牙科病人作为研究对象的。在这些病人中,有人注射的只是镇静剂,但医护人员告诉他们,打这一针可以减轻他们的疼痛,这些人果然不会觉得很疼;而有些人也是注射镇静剂,但医护人员对他们什么也没说,效果就大打折扣;有些病人其实已经注射了麻药,但医护人员没有做任何说明,效果甚至比不上只注射镇静剂但得到暗示的病人。现在,已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在疼痛的过程中,大脑并不只是被动地接受,有时也主动参与其中。现如今,每一本医学教科书都告诉我们,闸门控制理论不只是理论,而是事实。

闸门控制理论融合了笛卡尔的观点,认同当你感觉到疼痛时,其实就是组织受伤后,信号由神经纤维传送到大脑的结果,但闸门控制理论加上了这一点:大脑也能控制传送伤害信号的闸门。然而,如果按照这个理论,昆兰的慢性背痛是因为他身上哪里的组织受伤了呢?再比如幻肢疼痛的现象。很多病人在截肢之后,有一段时间会感觉被切掉的手或脚还在,而且还有疼痛感。事实上,手或脚已经不在了,闸门已没有神经冲动要控制。那又怎么会感觉到疼痛呢?绳索和钟锤已经都没有了,但那警钟似乎还在响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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