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警告过他，语气一个比一个严厉。他们告诉他，要是他再不来开会，麻烦就大了。可是他依然我行我素，对此不管不顾。一年后，医院董事会把他列为重点观察对象。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接的手术更多了，医疗事故更是接二连三发生。又过了整整一年，1995年劳动节刚过不久，医院方和律师通知他，从现在开始，他不能再为任何一个病人动手术，他们也将向州政府卫生局检举他在工作中的疏失，请求进一步的调查。他被解雇了。
哈里森从来没有向家人说过他遇到的困难，也没告诉他们他失业了。接连好几个礼拜，每天早晨他还是穿西装打领带去医院，好像什么事都没改变。他看完所有预约的病人，需要动手术的就转给其他医生。不到一个月，就再也没有病人来找他了。他的太太觉得很奇怪，一再逼问。最后，哈里森不得不说出实情。她听了之后哑口无言，突然感觉到眼前这个人不是她丈夫，而好像一个陌生人。哈里森从此足不出户，整日躺在床上，也不跟任何人说话。
他被迫停业两个月后，另一件医疗官司又来了。有一个农夫的太太由于严重的肩膀关节炎，请他诊治。他为她的肩膀换了人工关节，结果手术失败了。这桩官司就是让他全面崩溃的最后一击。他告诉我：“我一无所有了。的确，我还有朋友，还有家人，但是我没有工作了。”像很多医生一样，他的职业代表了他的身份，他的一切。
他走到地下室，带了一把自动手枪。他最终没有开枪，虽然作为一名外科医生，他知道怎么做可以一枪毙命。
问题医生拯救行动
1998年，我参加了一场在棕榈泉附近召开的医学会议。议程十分紧凑，演讲一场接着一场。突然，有个题目让我眼前一亮：《医生的异常行为——200个案例调查报告》。做报告的人是内夫医生。内夫五十来岁，身材高大，满头白发，看起来严肃认真。他研究的项目可以说是医学中最隐秘的一个领域：医生与其他专业人士的行为异常问题。他告诉我们，在1994年，他曾主持过一个小型的研究计划，帮助全国各地的医院或医疗团体中的问题医生。到今天为止，他已经帮助过250个医生，累积了不少治疗经验。
他认真研究分析这200多个案例后发现，直到发生重大过失，问题医生的行为异常问题才会被公开。然而等到问题终于不能再隐藏时，总是留下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内夫的研究真是让人印象深刻。他单枪匹马，没有研究经费和合作伙伴，只是凭着一股唐吉诃德一样的精神进行着这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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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后的几个月，我飞到他所在的阿伯特西北医院去看看他进展得如何。我到了医院，有人带领我来到医院大楼旁的一间砖砌建筑。内夫就在这里的五楼工作。进去后，我看到一条幽暗的走廊，两侧房间的房门紧闭，地上铺着米白色的短毛地毯。这里一点都不像是医院。身穿斜纹软呢短外套、戴着金丝眼镜的内夫从其中的一间走出来，带我在周围参观了一下。
每个礼拜天晚上，都会有医生提着行李住进来。办完入院手续之后，就有人带他们到宿舍一样的房间，他们会在这儿待上整整四天。我在参观的时候，看到这里有三个医生正在接受治疗。内夫说，医生要去要留他们绝不干涉。但我知道，医院为来接受治疗的医生付了7000美元的医疗费，明白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还想继续当医生，就得到内夫的研究中心接受治疗。
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内夫竟然能够说服医院把问题医生送来这里治疗。尽管有些犹豫、不安，医院和诊所还是希望他能够医治好他们的问题医生。需要帮助的专业人士不只是医生。不久前航空公司就把行为异常的飞机驾驶员送到这里来了；法院也送来了问题法官；企业也把他们的问题主管送来这里。
内夫接收所有的问题医生，但他很明白地告诉医院，他们把问题拖太久了。他解释说，从这些医生的一些行为就可以看出问题的端倪，比如医生在手术室扔下手术刀，或是飞机驾驶员在飞行途中无缘无故地大发脾气。然而，很多时候，大家都不把这些小事当回事，会说：“他是个好医生，只是偶尔情绪低落，才会这样的。”
内夫发现可作为警报的行为大概分为四种。一种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怒气，常常拿别人出气。另一种是做出怪异的行为，比如一个医生每天总要花两三个小时整理办公桌，原来这个医生有强迫症。还有一种是喜欢做一些超过自己职责范围的事。内夫见过一个对十来岁的男生特别好的家庭医生。后来才发现，这个医生对青春期的男生有着无法控制的性幻想。更常见的一种就是医疗官司不断，就像哈里森这样。内夫利用这个研究计划说服了很多医院、诊所和企业去注意这类预警行为。
其实，内夫的工作就是简单地为病人检查诊治，就像心脏科医生为病人诊治胸痛一样。他为前来求助的医生做检查，安排一些测试，提出一些正式的意见，说明问题何在、是否能继续工作，以及是否需要治疗、接受什么样的治疗等。在医学界，几乎没有一个医生愿意去评判同行，内夫是一个例外，而且，他比其他同事所能做的要更全面，更客观。
我去内夫那儿搜集资料时，发现内夫一般请三个同事和他一同进行评估的工作。从星期一早上开始，直到星期三，这四个医生分别跟每一个问题医生聊天谈话。他们要求问题医生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有时甚至得重复七八次，为的就是能更细致更全面地掌握情况。在治疗时，内夫发现自己和同事所记录的内容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或有出入，就会立刻把同事叫来，一起商量。
内夫帮助的问题医生也得经过详细的身体检查，来确定这些问题医生不是因为身体上的疾病才出现异常行为的。曾经有一个医生好几次在手术中身体僵住，手脚不能动弹，内夫发现原来他得了严重的帕金森综合征。他们也给医生做酒精和药物测试，以及各种心理测试，分辨他们是否吸毒成瘾或是有精神分裂症。
评估的最后一天，内夫会召集参与共同诊断的医生开会，问题医生则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待。每一个病例，内夫和同事都花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讨论。首先是诊断。他们发现，大多数寻求协助的问题医生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精神疾病，如沮丧、忧郁症、药物或酒精成瘾。而这些情况先前都没有查出来，更别说接受治疗。其次，内夫等人必须评估上门求助的问题医生能否继续任职。在报告中他们的用词总是很明确，直截了当，像是：“鉴于某医生嗜酒成瘾，此时继续行医，不管是技术表现，还是病人的安全，都会受到影响。”最后，他们会提出具体建议，要求医生完全配合。对于有些所谓的“合格”医生，他们也会建议采取预防措施，比如不时进行毒瘾测试、指派同事监控。对于不能继续工作的医生，内夫通常会建议他们停职一段时间，并详述评估细节和具体疗程安排。
然后，内夫会在办公室跟每一个问题医生说明他们的诊断结果，且这份报告也将送到他们所在的医院或诊所。内夫说：“医生听了我们的建议之后都很意外，他们没想到我们会如此严格。”
内夫再三强调，他们只是提供建议。然而一旦建议印在报告书上，医院或医疗组织很难不听从不执行。内夫的评估计划的好处是，万一出现问题，问题医生知道去哪儿求助，同事也不必扮演法官的角色。内夫和他的同事已经拯救了好几百位医生的职业生涯，同时也意味着好几千个病人得以免于医疗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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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拯救问题医生的计划不是只有内夫在做。近一二十年来，国内外的医疗机构已组织了好几次为“生病的”医生诊断、治疗的活动。
然而，就在我参观之后不到几个月，内夫的计划就终止了。虽然这个计划引起了全国医疗院所的注意，成绩也十分突出，但最终还是因为经费短缺，无法继续下去。内夫告诉我说，他正在寻求帮助，希望可以找到赞助来支持这个计划。
不管这个计划能否继续，内夫已经证明他们可以做到什么。然而，内夫的做法太直接了，也许就是因为过于直接而导致无法被认可。只有在问题医生的同事忍无可忍的时候，才会把他们送到内夫那里去。这些问题医生其实是在挣扎过程中的可怜人，内夫说自己的原则是：“态度亲切，做法严格，以矫正异常行为。”
也许，在大家心里，还是觉得对这些问题医生不管不顾比较好。你可以问问你自己：能不能接受一个曾经有问题的医生，像是染上毒瘾的麻醉科医生、患有狂躁症的心脏外科医生，或是对小女孩心怀不轨的小儿科医生，恢复正常后继续行医？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问：你愿意看到哈里森重新拿起刀做手术吗？
一切从头开始
内夫拯救了哈里森的生活和事业。1995年12月中旬，自杀的念头一直在哈里森脑子里挥之不去，这时，他的律师给了他内夫的电话。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他给内夫的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内夫听哈里森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后，让他尽快去找他。第二天，哈里森就动身了。他们谈了一个小时，哈里森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内夫直截了当并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他对哈里森说，他的人生之路还没走完，不能就这样结束。哈里森决定相信他。
一个礼拜后，哈里森自费参加了内夫的评估计划。那四天真是难熬，他难以接受一切都是他的过错，也很难接受内夫及其同事提出的建议。内夫给他的诊断主要是长期沮丧。结论一如既往地毫不隐讳：“哈里森由于严重沮丧的问题，此时并不适合继续行医，何时能够重新行医仍难以断言。”然而报告也说了，如果经过长期治疗，“我们认为该医生仍有可能再度回到工作岗位上”。
哈里森接受了内夫的建议。回家后，他定期看精神科医生和一位内科医生，并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服用一些抗忧郁药。他告诉我：“第一年，我根本不在乎自己是死是活。第二年，我想活下去了，但我不想工作。第三年，我终于想回去工作了。”最后，他的精神科医生、内科医生和内夫一致同意，他已经恢复正常了，可以再度行医。由于这些医生的建议，州政府卫生局允许哈里森回到原先的工作岗位，不过有限制的：他的工作时数一周不可超过20个小时，而且工作时必须接受监督；必须定期回去看精神科医生和内科医生；重新回到工作岗位至少6个月后，才能为病人进行手术，但只能担任助手，直到进一步的评估结果出来之后，才能确定他是否能够像从前一样担任主刀医生。
然而，哈里森过去的同事并不欢迎他回去。他们说：“过去的包袱太沉重了。”哈里森只好到度假村附近的一家小医院任职。这家小医院位于湖畔，人烟稀少，只有到夏天人气才比较旺。这家小医院的医生知道哈里森过去的问题，但由于他们长年征不到骨科医生，所以同意哈里森来这里上班。
不久前，我去哈里森家看他。他住在一栋不起眼的平房里，客厅里摆满了装饰品，还养了狗、猫等宠物，书架上放着很多骨科医学期刊和光碟。他穿着t恤、运动长裤，看起来很悠闲，甚至有点懒散。每天就是跟家人在一起、看看医学期刊，他几乎没有什么好忙的。这样的生活和以前的外科医生生涯相比差别很大，不过他感觉到自己的热情和干劲回来了。我想象着他再度穿上绿色手术服站在手术室里，打电话和助理讨论着病人膝盖感染的处理方法。谁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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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有人都一样，生病的时候，都是由医生掌控着我们的性命，而医生通常是不完美的，他们也有可能犯错。医生的判断有时是错误的，有时是经不住考验的。有时医生其实知道应该怎么做，却总是力不从心。
我和哈里森出去一起吃饭，路过他以前待过的医院，那里看起来很漂亮、很现代。我问他要不要进去看看。他经过一番心理斗争，最终决定跟我一起进去，在过去的四年中他只进去过两三次而已。我们通过自动门，走在光洁的白色走廊上。一个热情爽朗的招呼声突然从背后传来，他犹豫了一下，最终停下脚步。
“啊，哈里森！”服务台后面一个女人笑着向他打招呼，“好久不见，你去哪儿了？”
哈里森停下脚步，他张开口想要回答，但很久都没有说出口。最后，他只说了句：“我退休了。”
她头一歪，显得很困惑的样子。“嗯，我想您过得不错呢。”她说道，慢慢地反应过来。
他看起来很不自在，打算谈谈天气，但这显然也不是个好话题。我们准备要离开了，他却停下脚步，又对她说：“我会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