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过失
公众认为医疗过失是由于某些医生不称职造成的，律师和媒体也是这样想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医疗过失其实经常发生，而且每个医生都有可能出现过失。只是我们很少能亲眼看到医疗过失的发生，因此常常产生误解。错误发生了，我们情愿认为它们是异常的。
几年前的一个冬天，某个星期五的凌晨两点，我穿着手术服，戴着手套，拉开一位少年肚子上的伤口——他在打架的时候，被人在肚子上捅了一刀。这时，我的呼叫器响了。“外伤，三分钟！”手术室的护士大声读出我的呼叫器上显示的内容。这意味着救护车即将送来另一位外伤病人。作为在急诊室值班的外科住院医生，病人送来时我一定要到场查看。我离开手术台，脱下手术服。另外两位外科医生——主治医生本森和总住院医生继续处理手术台上病人肚子上的伤口。这两位本来应该来监督指导我处理那位外伤病人，但他们现在走不开。本森今年42岁，看起来冷冰冰的，当我走向门口时他仔细打量了我一番：“如果你遇到任何麻烦，就呼叫我们，我们两个中会有一个抽身去帮你的。”
我还真的遇到麻烦了。在叙述这个故事时，为了保护病人、同事，还有我自己，我修改了一些细节（包括当事人的姓名），但我会尽可能忠于事实。
急诊室在手术室的上一层，我三步并做两步地跑了上去。我到的时候，急诊室的护士刚好把病人推了进来。病人是位30多岁的女性，而体重超过了180斤，她一动不动地躺在推车上，双目紧闭，脸色苍白，不断有血从鼻孔中流出。
护士直接将她推入一号手术室。这间手术室贴着绿色的瓷砖，设备齐全，也有足够大的空间来操作移动型x光机。我们把她抬到床上，然后进行检查。一个护士剪开她的衣服，另一个检查她的脉搏、呼吸、体温、血压等数据，第三个护士在她的右臂上插入粗粗的针，为她输液。一个外科实习医生将导尿管插入她的膀胱。今晚急诊室中的主治医生是亚瑟，他50多岁，看起来干瘦、憔悴，颇像电影《断头谷》中的纽约警探克瑞恩。他双手交叉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这表示我应该赶紧动手了。
在医院里，住院医生大都是处理一些即时性的任务，而且总是有主治医生在一旁监督指导。那晚，亚瑟是主治医生，病人的一切处理措施都由他负责，我照做就好。不过，他不是外科医生，因此由我来做外科手术。
“什么状况？”我问。
救护人员迅速报告着细节：“女性，姓名不详，因车子超速而翻车；身体从车内弹出；对疼痛没有反应；脉搏100，血压100/60，呼吸速率每分钟30次……”
他一边说，我一边检查病人的伤势。处理外伤病人的第一步，就是确认病人是否呼吸困难。这个女人呼吸急促而微弱，血氧饱和度只有90%，而正常人的血氧饱和度在95%以上。
“她的血氧饱和度太低了。”我没精打采地说。所有的住院医生在医院呆了三个月以后，语气都会是这样的。我用手指查清她的喉咙里没有异物导致她呼吸不顺畅，用听诊器确认了她的两肺没有萎陷，然后给她戴上氧气罩，用力挤压气囊（一个有单向阀的气球，随着每次挤压都有一公升的氧气进入病人的呼吸道）。大概一分钟后，她的血氧饱和度上升到了98%，看来她需要我们的帮助才能正常呼吸。“为她插管吧。”我说。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将导管穿过她的声带，插入她的气管，为她装上呼吸机，以确保她呼吸顺畅。
主治医生亚瑟想为病人做插管手术。他拿起三号喉镜，把弯弯的、很像鞋拔的刀片插入病人喉咙，直至喉头。然后他抬升喉镜手柄，压住病人的舌头，撑开嘴巴和喉咙，露出声带。病人没有抽搐或恶心，表现得很镇静。
“抽吸器，”他说，“我什么也看不到。”
他吸出了一杯的血块，然后拿起一条气管内膜导管，试图把管子顺着声带插进去。一分钟后，病人的血氧饱和度开始下降。
护士说：“已经降到70%了。”
亚瑟不停地和管子作斗争，试图将它插进去。这时，病人的嘴唇开始发紫了。
“60%！”护士说。
亚瑟把病人嘴里的东西都拔出来，然后把氧气罩又罩回病人的脸上。血氧饱和度测量计的绿色显示灯一直徘徊在60%，然后又逐渐上升到97%。几分钟之后，他把面罩拿开，再次试图把导管插进去，血氧饱和度又降到了60%。他又拔出导管，把面罩戴到病人的脸上，血氧饱和度回到了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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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导管实在插不进去的时候，那么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找特别技术专家。“去请麻醉科医生。”征得亚瑟的同意后，我说道。同时，我继续按照外伤病人处理原则全面检查病人身体，给病人输液，填写检验单和x光检验单。这些只需花五分钟。
病人的血氧饱和度降到了92%，这不正常，因为病人使用了氧气罩。我问护士：“氧气开到最大了吗？”
“开到最大了。”她回答。
我再次用听诊器检查病人的肺部，没有萎陷迹象。“我们还是给她插管吧。”亚瑟说。他把病人的氧气罩移开，打算再试一次。
我心想病人呼吸道阻塞是因为声带肿胀或出血，导管是不可能插进去了。那她活命的机会只有一个，就是做紧急气管切开术——在她脖子上开个小洞，然后把呼吸管从小洞插入她的气管。
如果我想得足够长远的话，我就应该明白自己还没有十足的把握做紧急气管切开术。作为手术室内的外科医生之一，我的经验是比其他人丰富些，但这不代表我能胜任这个手术。我只是在六七次气管切开术中担任过助手而已，而且手术大多是紧急情况，所以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学会如何去操作。唯一一次我自己练习气管切开术，还是在山羊身上做的。
这种时候我应该马上呼叫本森医生来帮忙，我应该把一切工具器械准备好——照明设备、抽吸器、无菌器械等，我该请亚瑟稍等一下，等支援的医生来了再说。我甚至应该在之前就意识到病人的呼吸道已经完全阻塞了，然后我也许该趁情况还比较稳定，还有时间慢慢做的时候拿起手术刀为病人做气管切开术。但是，也许是因为过于自信、心神不宁、患得患失，或是根本没弄清状况，或其他什么原因，我错失了机会。
亚瑟一心想要把管子从病人的声带中插进去。当病人的血氧饱和度再次降到60%的时候，他停下手，把面罩扣了回去。我们盯着测量计，然而数字没有往回升，她的嘴唇仍然发紫。亚瑟努力挤压气囊，想使更多的氧气送进去。
“氧气进不去了。”他说。
我这才醒过闷儿来：这简直太糟糕了。“妈的！呼吸道堵住了。准备做紧急气管切开术！灯！叫二十五房的本森医生过来！”
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我告诉护士把手术服和手套拿来，然后从架子上拿了消毒药水抹在病人的脖子上。一个护士准备好一套无菌铺单和手术所需器械。我穿上无菌手术服，戴上一副新手套，心里反复回想要如何去操作。我告诉自己，这很简单，真的不用紧张：在喉结处有一个小小的间隙，这里有一层薄薄的纤维组织，也就是环甲膜。切开它你就进入气管了。然后把一条十厘米长的塑胶管插进去，连接起氧气筒和呼吸机，就ok了。但这只是理论。
我把铺单铺在病人的身上，把脖子露了出来。我在她的脖子上摸来摸去，想从厚厚的脂肪中找到下刀的地方。
“我需要再亮一点。”我说。立马就有人出去找照明灯。
“有没有人去叫本森来？”我不太有底气地问道。
“他还在忙。”有个护士回答。
没有时间再等了。缺氧四分钟，病人即使没死，脑部也会因此永久性损伤。最后，我拿起手术刀切了下去。我在病人的脖子中央由左至右切了一条七厘米左右的刀口，实习医生用拉钩撑开伤口，我用剪刀将切口剪得更深了一些。虽然没有大出血，但血已淹没了伤口，我什么都看不到。我叫人把抽吸器拿来，但是抽吸器这会儿却不工作了——由于之前使用时血液中有许多组织碎片，使得导管被堵住了。
“拿些新导管来！”我喊道，“灯怎么还没拿来？！”
医院勤务工终于推来一台高架照明灯，可还是太暗。要是有强光手电筒就好了，我想。
我把血抽吸干后，用指尖去摸索伤口。这回我觉得我找到了环甲膜。但我还是不敢完全肯定。
这时，满头白发、经验丰富的麻醉师老本进来了。亚瑟迅速向他介绍了病人的情况，并退开一步让他接手。
我像拿笔一样拿着手术刀，想着就从这里切吧。然后我使劲一切，突然感到手下一空，我切了一个2.5厘米长的开口。当我把食指放进去，我感觉自己好像打开了一个空间。但是我预期的空气流动的声音在哪里？切口够不够深呢？切对地儿了吗？
“我想我已经进去了。”我说这话是为了鼓励自己，也让大家放松一下。
“希望如此，”老本说,“她的时间不多了。”
我拿起气切管又扭又转的，最后强塞了进去。这时，本森赶到了。他探过头来一看，问，“气切管插进去了吗？”“我想是进去了。”我答道。我们把氧气罩与气切管的一端相连。结果，气囊一压，空气就从伤口漏了出来。本森飞快地戴上手套、穿上无菌衣。
他问道：“呼吸道阻塞多久了？”
“不知道，大概三分钟吧。”
本森面色凝重，因为他只剩一分钟可以扭转乾坤。他接过手，两三下就把气切管拔出来，一看伤口，叫道：“天啊，真是惨不忍睹，都让你给切烂了，我甚至不知道你切的位置对不对。把灯调亮一些！抽吸器呢？”助手把新的抽吸管递给他。他迅速将伤口清理干净，然后进行下一步。
病人的血氧饱和度太低了，血氧饱和计已经测不到了；心跳速率也越来越慢，一开始是60多，现在只有40多；脉搏也完全测不到了。我双手叠在一起放在她的胸部下半段，手肘打直，俯身，帮她做心脏复苏术。
本森抬起头来，对老本说：“我没能及时挽救她的呼吸道。你从上面再试一次吧。”言外之意，就是说因为我的过失把事情搞砸了。我很难过，只能低着头专心做心脏复苏术，不敢看其他人。我心想，再试一次气管插管又有什么用呢？只能是做无用功，这回真的没救了。
之后，突然听到令人振奋的消息，老本说：“我插进去了！”他用儿科的小号气管内管完成了这个手术。由于人工换气成功，不到30秒，病人的心跳就恢复正常了，血氧饱和度上升到97％。在场的所有人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本森向我交代了一下之后的步骤，就回手术室了。那个肚子被捅了一刀的少年还在手术台上等着他。
我们确认了这位病人的身份资料（在讲述中我会用“威廉姆斯”指代她）。救护人员把她送来的时候，她体内的酒精浓度已经超过法定标准上限的三倍，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导致她失去意识。当天晚上，本森和外科总住院医生妮可把她推到手术室又重新做了一次气管切开术。
本森从手术室出来后向病人家属解释，她被送来的时候情况十分严重，呼吸道堵塞，呼吸困难，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她救回来。尽管如此，她的脑部还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处在缺氧的状态，因此不知道她的脑部功能有没有受损。家属静静地听他说着，没有任何异议，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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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几桩外科事故：有一个外科医生在手术时把一支很大的金属器械落在了病人的肚子里，结果病人的肠子和膀胱都被刺破了；另一个肿瘤外科医生为一位女病人做乳房切片检查，但却搞错了地方，使其癌症诊断拖延了数月；还有一个外科医生在急诊室碰到一个腹部剧痛的病人，他没做电脑断层扫描，就认定病人患有胆结石，18个小时后，扫描结果显示是病人的腹部主动脉瘤破裂，没多久病人就死了。
你可能会说，怎么会有医生犯下这种大错？他们必须为所犯下的过错受到惩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因为医疗过失，医生可能要面对医疗官司、媒体曝光、停职处分，或是被解雇。
做错了事就要接受处罚，这固然是合情合理的。然而，现实生活并非这么简单。在医生这个行当中，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所有的医生都可能犯下可怕的错误。想想我刚才描述的实例吧。这些实例是我询问了一些我认为值得尊敬的外科医生——他们都是从顶尖的医学院毕业的——他们告诉我在过去一年中他们所犯的错误。每一个人都有说的。
亡羊补牢
1991年，《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发表了一系列以医疗事故为研究课题的重量级报告——《哈佛医疗执业研究》，研究对象为纽约州的30000多家医院和诊所。研究发现，将近4％的住院病人因为并发症而导致了住院时间延长，残疾、甚至死亡，而这些并发症有2/3是由于后期护理不当引起的，1/4则确定是由于医生的医疗过失所致。据统计，美国每年至少有44000个病人死于医疗过失。
你也许会认为，治疗不当的例子只集中在少数坏医生身上。但事实上，大多数外科医生在行医生涯中至少被起诉过一次，而在医院照顾病人的临床医生，每年都可能犯下重大错误。每次媒体大幅报道骇人听闻的医疗事故的时候，医生很少会感到愤慨。他们通常会想：我也可能会犯这种错误。因此，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如何避免坏医生伤害病人，而是如何保证好医生不去伤害病人。
即使可以打医疗官司，也于事无补。哈佛法学教授布莱恩指出，医疗过失的发生率不会因为医疗官司的存在而减少。那些提出医疗过失诉讼的病人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确实是医疗过失的受害人。而医疗官司最终能否打赢，主要取决于原告病人的状况有多惨，而并非这个结果是否是由医疗过失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