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647年（清顺治四年）9月19日，夏完淳等四十三名抗清名士在南京同时遇难。此前，夏完淳的好友杜登春去南京打探消息，恰巧遇上清廷处决的场面。杜登春得以目睹夏完淳就义过程。这成了杜登春一生最刻骨铭心的记忆。遇难者中有夏完淳多位好友及岳父钱栴，行刑方式是斩首。
杜登春看到，夏完淳与好友刘曙携手昂然而出，拒绝下跪。
杜登春看到，刽子手因无法痛快地砍掉挺身而立者的首级，只好从颔下以刀抹向夏完淳喉部。
杜登春看到，夏完淳是平静地望着明亮的屠刀赴死的。
夏完淳（1631——1647），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区）人，生存于明清易代之际，殉难时虚岁十七，生存于人间仅不足六千个日夜。三百多年来，少年完淳倒下的躯体砸疼了无数人的神经。其生命短暂如彗星，其精神重量比之恒星亦不为过。
三百七十年，对时间对历史来说，可以说是漫长，也可以说是瞬间。不仅夏完淳为之尽忠的大明王朝远逝，他所誓死反抗的清朝也仅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
我自少年时代知有夏完淳，就一直向往能拥有一部《夏完淳集》，历几十年竟未得。新世纪之初，借助喧嚣因特网，终于搜到了一部皇皇五十多万言的《夏完淳集》（白坚笺校本）及其他相关史料。我得以窥见这位少年英雄文学创作全貌，并能对其精神世界有个略显深入的探察。
读《夏完淳集》，感受其悲壮文心，雄伟灵魂，我感动不已。在如此短暂的岁月里，经受如此激烈丰富人生，爱恨情仇达于极端，十六七岁时所达到精神高度、强度，古今中外，罕有其匹。这是一个人类精神奇迹。面对这位在历史文学史都刻下深深印痕的少年，我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疑问，似乎找到了答案，又似乎没有。
哪些因素促使夏完淳如此早熟？
人格在无情历史面前有没有独立价值？如何评判儒家人格？
夏完淳仅仅是忠孝节义符号吗？他的自觉献祭，有无意义？
……
夏完淳被捕时，以一首五律辞别故土，这就是有名的《别云间》（云间是松江县古称）：
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
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
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
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
夏完淳知此行必蹈死地。首联高度概括了自1644年国变这三年来，湖海漂泊矢志抗清直至被俘的生存境况。中间两联剖示心际，有问天问地问山河的浩茫心事，有对人生对故土的留恋。尾联是面对死亡的誓词：我死后，不屈灵魂定要继续高举大旗。整首诗气概豪迈，浑厚。古往今来，谁在十七岁时面对死亡能有这种胸襟？谁在十七岁时能如此清楚明白自己的死亡？
《别云间》收入了中学语文课本，诵读者正好是十六七岁少男少女。今天的少年，对这位三百七十年前伟大少年能理解多少？
这是一个解构主义盛行的时代，夏完淳式的崇高或许并不难被解构。假设夏完淳生存于清末，他会不会为保住辫子而勇于“牺牲”呢？可能会的。明朝需要忠，清朝似乎更需要忠。解构固然能提供新视野，但如果夏完淳一经解构，便只余一片废墟，那么你只好下此结论：历史无法保存任何崇高的东西。
二
夏完淳无疑天赋极高，五岁时就以神童闻名。当地已七十八岁名儒陈继儒（1558——1639）面试完淳，连叹“不可思议”，作《童子赞》：“包身胆，过眼眉。谈精义，五岁儿。老讲师，是童儿……”陈继儒这样注释：“（五岁完淳）讲上下论语，宿儒弗及。”陈继儒如此迷恋这个神童，为之倾倒，他在给完淳父亲夏允彝的信中说：“儒七十八矣，不意见圣童、神童，昔得之于书，今日得遇之积善之家……”不仅陈继儒，师长辈的陈子龙、钱谦益、侯岐曾等都有诗文赞及神童完淳，并寄予厚望。陈继儒在完淳六岁时又赋一短文《题端哥六岁能文》（端哥系完淳乳名），可知完淳六岁即能赋诗作文。《夏完淳集》收录诗文最早的即其八九岁时作品，虽大都系模拟之作，而文采可观。
神童历代皆有，幼有神童之名而终成大器者，却很罕见。神童往往是昙花一现。王安石名作《伤仲永》就是感慨一个神童的沦没。那个叫方仲永的孩子，五岁时指物作诗立就，其父经常领着他四处炫耀。待二十岁时，变成了和他父亲一样的农夫。王安石将这种变化，归结为方仲永没有得到及时的教育。王安石只说对了一半。方仲永没有得到及时教育是外在现象。他没有养成对知识文化的自觉追求，更没有人格精神的觉醒，没有内在动力，天才之苗停止生长是不奇怪的。
夏完淳在精神在人格上觉醒成熟之早，令人惊讶。
夏完淳受到了那个时代最为杰出的教育。他有一个堪称人杰的父亲。夏允彝（1596——1645），崇祯十年进士，与陈子龙同为晚明“几社”创始人，道德文章，秀出士林。夏允彝对独子完淳期望甚高，经常将其带在身边，中进士后赴福建长乐任知县五年，完淳从八岁至十三岁一直随从。完淳喜欢阅读邸报（朝廷下发的公文报）的习惯，就是此期间养成。夏家有条件为完淳选择最优秀老师，其中对完淳影响最大的是陈子龙、吴易、张溥。处明末乱局，这些人和夏允彝一样，皆为众望所归人物。夏家与嘉善望族钱家，在完淳很小时就结为姻亲，完淳岳父钱栴以潇洒豪迈善结士闻名。处此环境，完淳超人天赋得到了充分发挥。甲申（1644）前十岁左右所作《燕问》《周公论》等策论，侃侃而谈，纵论天下古今，其精神面貌俨然已是一个欲担荷重任的忠贞老臣。《大学》中要求于士子的“修齐治平”梯次修养任务，完淳似乎极早就完成了。
完淳没有普通意义上的童年，甚至也没有少年。家庭要求他早熟，文化促使他早熟，时代逼迫他早熟。中国传统文化是促人早熟的文化，孩子有貌似大人言行，是受到鼓励的。其利其弊，殊堪研究。夏完淳不是貌似大人，他实际就是一个满腔老臣情怀的少年。体制、文化要求于士子的忠孝节义，迅速融化入他的血液骨髓，化为他生命深处自觉的追求。
夏完淳如此迅速地成长成熟，似乎是在为一个非常时代做着准备。这个时代一到，他就把自己尚稚嫩的躯体捧上了祭坛。
三
1644年，一个天崩地解般的时代来到了。
这年3月9日，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今景山），延祚三百年的大明王朝宣告覆灭。原明将吴三桂以雪君父之仇（吴之父吴襄及三十余家人为李自成所杀）的名义引清兵入关。清廷抓住有利时机，以吊民伐罪、为崇祯帝复仇为口号，招降吴三桂。李自成军迅速败亡。清兵入据北京。
明末，广大士民对以皇帝为代表的腐败统治集团早已绝望，但崇祯帝自缢对士民心理仍是一个重创。因此，清入关之初较为顺利，野心迅速膨大，跃马中原，吞并天下，征服一个庞大民族的决心渐趋坚定。
异族统治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都非罕见现象，甚至可说是历史的一种常态。异族统治常常是民族融合的原因。起初，皇太极对入据中原是深有顾虑的，怕重踩辽金元覆辙，数世之后，皆成汉俗，本民族反而被淹没于汪洋大海。1642年的松锦大战，明军大败，形势对清有利。明议和使者到达沈阳，皇太极在5月17日致朝鲜国王的一封征求意见信中说：
朕想今日我之番服不为不多，疆域不为不广，彼既请和，朕意欲成和事，共享太平之福。诸王贝勒或谓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安用和为。但念征战不已，死伤必众，固有所不忍，纵蒙天眷，得成一统，世岂有长生之人，子子孙孙宁有世守不绝之理乎？昔大金曾亦一统，今安在哉？……
此信即使当外交辞令看，皇太极的胸怀亦颇有动人之处。每当满清贵族犹豫不决之际，明降将祖可法、张存仁等都坚决主张进军中原，灭亡明朝。易代之际，明降将往往是灭明急先锋，此现象成因颇为复杂，也令人深思。刚刚在松锦之战中被俘投降的洪承畴，在此后明清生死搏斗中，为清朝定鼎中原立下了汗马功劳。
对一些人来说，背叛并非难事。对另一些人来说，做叛徒绝无可能。深入历史的大局和细节，令人感慨之处正多。
甲申国变，神州陆沉，河山失色，日月无光，十四岁的完淳随同其父挺身站了出来。身赴国难，对他来说是理所当然。普通人还处在需要启蒙呵护的年龄，而完淳却已具备足够的力气。此后三年时间里，其极高的天赋和文化修养，在血与火的淬炼中，得到了飞跃式发展，其境界普通人即使经几十年历练也未必能达到。面对家国大难，夏完淳所呈现出的精神气象，比之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亦毫不逊色。
夏允彝毁家纾难，带着他钟爱的独子出入军中，蹈险履危，积极抗清。父子俩已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夏完淳赴死前数年之间，他最亲近最景仰的人纷纷相继罹难。
父亲夏允彝（1596——1645）。1645年与陈子龙在松江起兵，旋败，在家乡自沉于松塘。绝命词云：“少受父训，长荷国恩。以身殉国，无愧忠贞。……人谁不死，不泯者心。修身俟命，敬励后人。”夏允彝寄望于南明朝廷，南明却腐败透顶，旋生旋灭。允彝殉国之心早定，曾屡次告诫家人：“我若赴水，汝辈决不可救，救起必苏，苏而复死，是两次死也，非所以爱我。”因此其投水时，家人环立池边，“见死不救”。池浅，不能没人，允彝伏水而死。
老师吴易（1612——1646）。崇祯十六年进士。允彝殉国后，完淳与陈子龙随吴易起兵，1646年6月兵败后吴易在嘉善被捕，数日后就义于杭州草桥门。完淳联络战友为吴易在其家乡筑衣冠冢。
老师陈子龙（1608——1647）。陈子龙与夏允彝为同年进士。陈子龙抗清屡败屡战。1647年5月被捕，押解途中，寻机投水而死。
伯父夏之旭（1591——1647）。1647年5月27日自缢于文庙（孔庙）颜子位前。起初，夏之旭遵弟夏允彝之嘱，遁入空门，暂求苟活，以照应支离破碎的家族。死时遗书云：“呜呼！新朝之所谓叛，乃故国之所谓忠也。夫何伤哉！余读圣贤书，今死圣贤地，夫亦死于圣贤之教，非死于新朝之法也。”这是古士人中极罕见的对道德困境的表达，又是对决绝“殉道”的宣示。
最亲近的人死难者还有很多。这些人不仅自己死难，其家族往往亦遭受极为惨烈的摧残。
以夏完淳姐姐夏淑吉所嫁嘉定望族侯家为例。夏淑吉十九岁时嫁侯家，数年后其夫侯洵病逝。嘉定是易代之际江南遭受屠戮最惨重城市之一，因抗拒剃发被血洗三次，史称“嘉定三屠”。夏淑吉公公侯岐曾、叔公侯峒曾各有子三人，人称“嘉定六侯”。侯峒曾是嘉定抗清领袖，失败后与长子侯演和三子侯瀞同赴水而死，次子在逃亡途中亦死。侯岐曾之子侯涵死难，侯岐曾幸免于难，但亦因后来藏匿陈子龙，为清兵追索，自缢而死。侯家两代人，只剩下夏淑吉等四名寡妇，且大都削发为尼。目睹侯家悲惨遭遇，夏完淳在侯岐曾死难之前，曾给故旧李舒章（时已任清弘文院中书）一信（即《与李舒章求宽侯氏书》），企图为侯家谋求缓解。而此时，夏家亦早已因抗清而败落，父死后，嫡母盛氏弃家入道，生母陆氏投奔他人。夏完淳视自己为失国失家的湖海之士，其情怀之悲壮是可以想见的。
壮烈气氛笼罩在夏完淳等壮士的心头，也笼罩在众多普通士民的心头。
不能不说及满清剃发制度。满清王朝有一特殊政策，征服地的汉人必须照满人样式易服剃发，剃除头颅四周之发，留顶部之发结而为辫，汉人蔑称为“金钱鼠尾”。剃与不剃当时是一重大政治问题，而非风俗习惯问题。对汉人来说，虽经易代，尚盼不改衣冠文物之旧。而剃发易冠，触及每个人身体，触及身体就是摧毁精神，就是“弃华变夷”，就无颜见列祖列宗，近似于亡种灭族灭文化。清初入关时，因汉人激烈反抗剃发，曾一度罢剃。1645年5月，清兵攻下南京，天下粗定，清廷又下严厉剃发令，违者杀无赦，所谓“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江阴城破时，清军下令屠城，无发者免死，唯僧徒幸免，城内外被杀近二十万人。城破，男女老少竞相投水、蹈火、自刎、自缢。“咸以先死为荣，无一顺从者。”（韩菼《江阴守城记》）中书舍人戚勋一家37口举火自焚，遗书云：“非敢殉难称大明忠臣，抑求完发为大明忠鬼。”（高承埏《崇祯忠节录》）异族人要来做皇帝，刀架在脖子上了，不得不接受，但发绝不可剃。可悯可叹。被屠城者还有扬州，扬州死难达八十多万。中国历史上从无和平易代，而易代之惨，古今中外大约无过于明清易代。
有史学家批判清廷剃发制为文化蒙昧主义，客观上造成不必要的大屠杀，也迟滞了清统一全国进程。这话有道理。但文化蒙昧的满清，其统治眼光、手腕却并不短视。他们不仅要占有土地山河，更根本更重要的是要民众的臣服。这才是长治久安之策。满清不乏军事自信，却深深恐惧汉文化的同化力量，剃发易服就是要摧毁汉人精神长城。为避免“以夏变夷”，我先来个“以夷变夏”。虽然汉人进行了比其他易代之际更为漫长激烈抵抗，但清创造了非汉族政权统治时间之最。整个清代，除晚清外，可以说汉文化停止了生长，亦极少有价值的思想产生。从满清贵族立场上来说，统治是成功的。辛亥革命起，兴剪辫运动，要丢掉满清强加给汉人的这截“鼠尾”，竟又需一场艰难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