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李斯之后约百年著史。擅长以穷形尽相笔法塑造人物的司马迁，思量着近世这个稀有独特士人，颇费踌躇。
别具一格的李斯（约前284——前208年），别具一格的《史记·李斯列传》。《李斯列传》开篇如此直白：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一场大剧就要上演，被司马迁派出与李斯这个未来的非凡人物一起亮相的，却是几只窸窸窣窣寻寻觅觅的小鼠。
司马迁掂量楚国上蔡小吏李斯，给了他一个很低的人格门槛——不择手段成为安全又光荣的官仓鼠。
李斯创造了奇迹，他竟然成功了——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厕中鼠勇猛晋级为官仓鼠。可是，当理想中的生活化成真实的生存，旁观成为亲历，竟然滋味大变。——官仓里不止有鼠，还有猫头鹰及其他猛禽野兽。这是一个按丛林法则运作的世界，在那里，你是一只什么鼠实在是无所谓的。
《李斯列传》结尾处如此写李斯之死：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秦朝是没有诗意的，秦人是反抒情的。所有诗意都已被始皇、李斯们取消。而深情的司马迁还是给李斯保留了一点诗意，悲惨的诗意——成功后又彻底失败的李斯，不能对人生作出任何肯定的李斯，曾经的帝国文胆李斯，死到临头的官仓鼠李斯，唯一可再说一说的，就是无法回去的田园生活。
李斯面对宫廷里一幕一幕兔起鹘落的惊险，有时会涌起故园之思，念起率领小儿、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的情景。
回望来路，是如此清晰，但李斯明白，此生是回不去了。
那是一个取消一切回旋余地，回头可能的时代。不仅有形的田园被取消，无形的精神田园也被彻底取消了。老鼠与黄犬，以它们灵敏的趾爪，抓挠过李斯的一生。使尽了鼠辈伎俩的李斯，最终却连黄犬田园也成妄想。李斯的人生，以思考老鼠始，以想念黄犬终。
李斯与他的“同路人”，那些精神上一再自我简化或被简化的人，意志即使曾坚如铁石，生存却无非灰飞烟灭一枕黄粱。
李斯与荀子
那个时代，老师对学生的规定作用是很强大的。孔子门徒众多，却几乎无人能越出孔子划定的思想视野。
在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年）那里，这一规定似乎失灵了。
荀子有三个著名学生：李斯、韩非、张苍。张苍侥幸活到了汉代，主要政治活动在汉初，不多说他。李斯、韩非皆活跃于战国末期及秦朝。李斯助嬴政完成统一大业，成为千古一相。韩非将法家学说推向极端，在秦朝几乎被奉为圣人。荀子的这两个弟子，能量大、能折腾。荀子以高寿善终，两个弟子却皆以惨烈方式为生命谢幕。
李斯面对老鼠自省过人生之后，就外出拜师学习：拜荀子为师，学帝王之术。帝王之术即牧民之术、统驭天下之术。
作为先秦最后一位文化巨人，荀子以孔子继承人自居，对孔儒之外各家学说均予以激烈批评，已显露出独尊孔儒、统一思想之先声。在孔孟那里特别是孟子那里，义利对立，荀子则强调义而兼顾利。荀子文章寓雄辩于温厚，有锋芒，有力量，有道德尺度。荀子以人性恶为立论出发点。“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又说“涂（途）之人皆可为禹”。只要设计好制恶路径，人性虽恶，而善是可以期待的。荀子比主张性善的孟子多些对人性的洞悉，却仍然信任人。读《荀子》，其开阔胸襟、温馨情怀是颇能感人的。
李斯、韩非那里，显然把老师支撑门户的某种东西弄丢了。
李斯那颗雄心，时时呼应着骚动不安的战国天下。生死存亡是逼到列国眼前的现实，并化为思想文化的激烈交锋。荀子坚持他的温厚言辞，李斯心灵里却早已戈戟森严。李斯感到学得差不多了，学以致用的冲动便格外强烈。他觉得祖国的楚王不值得侍奉，包括楚在内的东方六国都非理想建功之地。他把目光投向西部那个强悍无匹的秦国，断定只有秦国能匹配自己鹰隼般的雄心。李斯辞别荀子时的话，简直有些不客气了：“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李斯列传》）李斯已是满腹焦虑：不抓住此千载难逢布衣翻身的机遇，却堂而皇之以“不好利”“无为”粉饰自己，那算什么“士”啊。李斯要做的士，已大不同于荀子之士、诸子百家之士。这个一无所有只有一颗雄心的士，念叨着“得时无怠、得时无怠”，急吼吼地奔赴秦国去了。
荀子对这个弟子早就心存忧虑。《荀子·议兵》篇记载这样一段师徒论辩。李斯说：“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李斯把秦朝累世强盛原因，归结为秦能做到“以便从事”（即怎么有利就怎么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荀子生气了：“汝所谓便者，不便之便也。……秦四世有胜，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此所谓末世之兵，未有本统也。……今汝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末，此世之所以乱也。”荀子明言李斯重利轻义是本末倒置，尖锐指出不可一世的秦兵其实是“末世之兵”。荀子已经看出，这个吱吱嘎嘎张牙舞爪的强国，缺少支撑其远行的“软件”。荀子能想到的软件当然只能是孔儒。联系后来李斯及秦帝国的命运，不能不感叹思想家的温厚与深刻。空喊仁义的确常常无用，但将其公然抛弃践踏羞辱，却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
李斯、韩非正好就是这么干的。与追求天下一统的愿望一致，他们激烈地追求思想一统。这个喧嚣的世界需要简化再简化。这一愿望竟然在秦朝实现了。后世不断有人因这两个能折腾的弟子而指责荀子。“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其高谈异论有以激之也。”（苏轼《荀卿论》）苏轼以为，是荀子的“高谈异论”激发了李斯。或许有道理。但李斯之所以成为李斯，原因不会这么单一。
形势比人强，有奶就是娘。你听，时代在喧嚣，功名在召唤，国家机器在轰鸣！这可远比任何人的喋喋不休管用。有些人，不陷入抓狂状态是不可能的。
李斯与嬴政
国家机器轰鸣声最为强劲的是秦国。
经商鞅变法，文化落后的秦国迅速崛起。这是一个敢于做梦的国家，它的梦就是统一梦、帝国梦。李斯是一个敢于做梦的人，他的梦是事业梦、功名梦。秦国梦与李斯梦的交合堪称一场世纪大梦，一场空前绝后的宏大演出。千古一帝，千古一相，千古大惨剧，角色、剧情与场面，都足够震撼。在历史这个关节点上，一些人物不但获得了尽情表演的机会，还被安排必须表演到底，娱乐至死。
男主角当然是嬴政（公元前259——前210年），男二号则非李斯莫属。李斯长嬴政二十五岁，是两代人。李斯三十八岁赴秦，正好秦庄襄王死，自出生即饱受屈辱的十三岁少年嬴政侥幸即位。强秦这个乳臭未干的“小王”，给了李斯很大的想入非非空间。世上最大的事业在哪里？在君王那里。君王的事业是什么？是江山是天下。可是这时李斯实在太卑微了，与王者的距离甚远。李斯毕竟是有备而来。他首先谋得秦相吕不韦门客角色，没用几年就获得面见那位梦寐中“小王”的机会了。据记载，嬴政形象不佳。秦军事家尉缭如此描述嬴政：“秦王为人，蜂准，长目，鸷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史记·秦始皇本纪》）嬴政形象及品性给尉缭相当不妙的感觉，尉缭因此打定主意欲从秦国逃掉。嬴政可能有鸡胸、气管炎之类毛病。但他能屈能伸，这可是大英雄必备素质。李斯以政治家胸襟打量揣摩这位小王，开口道：“……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扫）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李斯列传》）李斯的话只有一个中心：你嬴政一定要做并且必定能做空前大帝国的缔造者，这是秦的国家使命，此时此刻化为你的伟大使命。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打动嬴政呢？与从前的卑微生存相比，这个梦多么宏大辉煌啊。重要的是，这个梦有极强的现实性，可以说此时此刻就是梦的一部分。
嬴政的儿童少年时代迥异于常人。他以人质之子身份出生于赵国，在寄人篱下状态中度过童年，大人的功利残忍化为他少年时代的耻辱，宫廷丛林深处的尔虞我诈、危机四伏，又刺激强化他关于人性恶的生存感受。父为活命可弃他而去，母为淫乐可毫无廉耻，小嬴政眼里的生存从来没有温情脉脉过。嬴政那颗心，很早就如冰似铁。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嬴政幼年即位，国政长期由吕不韦把持。二十二岁亲政后，他施展铁腕逐步清除给他带来巨大耻辱的嫪毐集团、吕不韦集团。他将嫪毐与其母后所生二子装入囊中捶杀，并软禁母后。
嬴政极易倾向刻薄残忍，亦可视为列祖列宗的“造化”。秦人有刻薄传统。“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史记·商君列传》）刻薄的商鞅战死后仍受车裂族灭之刑，其带有强烈刻薄色彩的变法主张却一直为秦奉行。韩非为嬴政所杀，比商鞅思想更加刻薄的韩氏理论却被秦廷奉为圭臬。秦朝一路刻薄下来，文化始终落后，六国始终视之为虎狼之国，但国家确实强大了。形势比人强。拳头大好说话。战国战国，不把国家锤炼为一只无情的拳头，那就等着挨其他拳头的揍吧。“国际社会”惊恐无奈地观望着西北方向这只虎、这匹狼。嬴政身段固然不怎么健美，那鸡胸里却是一颗虎狼般足够有力的心脏。
秦廷需要刻薄，李斯就会奉献足够水平的刻薄。在秦朝，如说谁政治上不成熟，大约就是指他不够刻薄或刻薄得没水平。在除嫪毐、灭吕不韦、杀韩非等等大动作中，李斯积极配合嬴政，足够刻薄。当然，李斯是“士”，需要担当时他亦有足够的担当胸襟。经过多年打拼，李斯由私人门客起步，一路晋升为长史（类似秘书长）、客卿（以外客身份居卿位）、廷尉（最高司法长官）。靠才干识见，在秦朝这架钢筋铁骨的大机器里纵横捭阖，大展拳脚。李斯与国家都在迅猛成长。就在这时，发生了郑国（人名）间谍案。郑国受韩王派遣赴秦，游说秦王上马大型水利工程，目的却是为了延缓秦国东进步伐。七国中，秦国最重视延揽外客，对外客夙怀怨恨的秦宗室借此撺掇秦王“逐客”，包括李斯在内的大批外客皆列入被逐名单。李斯的过人之处又有了表现机会，他不但没有卷铺盖走人，反而上了一封气势恢宏、酣畅淋漓的《谏逐客书》。他的国家立场、国际眼光，辅之以浩瀚激越的政治情怀，打动了硬心肠的嬴政。形势逆转，“逐客令”撤销。《谏逐客书》或许可称是对中国政治、历史影响最大的古文。时至今日，揣摩《谏逐客书》，我们仍能感受到那个将一己功业与国家追求高度融合的灵魂，感受到这个灵魂面对巨大挑战时反败为胜的胆识豪气。
才华横溢的李斯完全无意于做“知识分子”。他一生写文章甚少，且文章的目标读者只有一个：帝王。得意时一文撼动历史，失意时每个字都是哀鸣。
有了李斯这颗“文胆”之助，嬴政对“武功”也更具信心，统一天下步伐大大加快了。嬴政听李斯计——悄悄遣谋士持贵重金玉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用贿赂手段拿下的就贿赂之，不受贿赂拒绝合作的，就利剑刺之。设法先离间诸侯君臣，随后发兵攻打。不管黄犬黑犬，逮住兔子就是好犬。果然见效。作为法家实用主义实践家的角色，李斯太称职了。从公元前230年灭韩，至公元前221年灭齐，十年灭六国，灭人之国浑如探囊取物。一个空前的大帝国从六国废墟上挺立了起来。王侯专政的王国时代结束，皇权专制的帝国时代开始。作为历史新纪元标志的秦朝，它钢筋铁骨，寒光凛凛，威风八面，总是直奔主题。可是，这是一个缺少润滑剂的帝国，一个没有掌握“软硬兼施”本领的帝国，一迈步便吱吱嘎嘎。
天下人期盼了数百年的统一，竟然就在嬴政手里实现了。他自以为“功盖五帝，泽及牛马”，羞与古帝先王同列，自名为“皇帝”。嬴政以为“历史终结了”，终结于他一家一族。他让“时间”重新开始，他是始皇，为秦帝国一世，子孙为二世三世以至万世无穷。正当生命盛年的始皇，有声有色导演推动着五大运动：造陵、修长城、修阿房宫、巡游、成仙。每一项运动都登峰造极。推求始皇动机，他想的不过是：只有空前巨陵才能与千古一帝身份相称；修长城保卫家业，保卫税收；建起古今无匹阿房宫，极尽人生之繁华；巡游天下既是享用江山，又是震慑天下；此生已达人世极致，只有长生或成仙才能进入永远占有完全享乐的境界。
能简化统一的都简化统一了，各项“事业”都在向始皇所追求的目标推进。可是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张嘴巴。嘴巴除了吃饭，还能说话。这是个问题。始皇的帝国迫切需要一条“舆论长城”。文胆李斯适时登场了。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史记·秦始皇本纪》
与《谏逐客书》为外客为士人张目的伟岸姿态相反，此“奏折”呈现的完全是刀笔吏嘴脸。作为实现舆论一律的根本措施，黑暗的“焚书坑儒”事件出现了。从此，“豺声”虽刺耳，开口却即为法律。当条件具备后，独裁者很容易接受以屠刀对付嘴巴的策略。李斯清楚始皇想要什么。士人李斯明白怎样才能最有效地向士人、向文化开刀，他主动推进一场满足始皇政治需要的“文化革命”。
统一不久，李斯晋升为丞相。历史机遇难得，李斯却似得到了上苍的格外垂青。在统一前后这几十年间，李斯与嬴政君臣相得，立功至巨。秦国梦化为大地上的现实，李斯梦竟也梦想成真，他所恐惧的卑贱之位被彻底摆脱。长子李由任三川郡守，儿子们皆娶公主，女儿们皆嫁皇族。李由回咸阳度假，前来拜门子的车马数以千计。面对烈火烹油场面，李斯却有悲凉一叹：“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李斯列传》）税驾，意为解驾、休息。位极人臣，此生归宿却仍是个问号。李斯竟也有念及老师荀子之时。生存焦虑如影随形：事情是不是做过了头啊？我不知今生在何时何处以何种方式了结呀！李斯梦，生存大梦，又似一个进行时中的噩梦。
始皇巡幸梁山宫，远远望见众多车马簇拥李斯经过山脚，不高兴了。宫中有人通风报信给李斯，李斯立即减少了车马数量。自然又有人向始皇打小报告。始皇追查泄密者，查来查去无结果，便杀掉了当时所有在场近侍。帝国文胆受到了一次极大的震撼。他亲手打造的体制巨轮飞转，满耳是国家机器的轰鸣。始皇无惧鬼神，惟迷信暴力。暴力暴力，一用就灵。他需要的是一个高压下超稳定能传之万世的帝国。在这个血腥淋漓的帝国里，碾碎谁，留下谁，看上去实在是一件平常又偶然的事。
李斯终于知道自己这个帝国二号人物是多么渺小了。
焚书坑儒“革命”之后，文化已极简的帝国实际上已不太需要老文胆李斯了。始皇意外早逝，更使文胆魂飞魄散的时刻提前到来。
李斯与赵高
若论胆量大小，刻薄狡诈程度，李斯显然逊色于赵高。
赵高被后世贴上皇权史上第一大奸宦标签，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帝国与宦阉一开始就建立了深度关系。帝国天生就具有阉割天下的冲动。“焚书坑儒”就是对天下的一场精神阉割。赵高是否为阉人，历来有争议。这里不作判断。秦朝宫廷里，不是身体阉人，就是精神阉人，健全人难以“存在”。
赵高身世有些特别。“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戮，世世卑贱。”（《史记·蒙恬列传》）秦赵两国同宗，赵国人赵高系嬴姓赵氏，父辈是秦王远房本家。赵高自觉担当起摆脱家族“世世卑贱”处境的重任，所下力气大约不逊于李斯。赵高为人聪明又勤奋，精通时代显学“狱法”。嬴政喜欢他，任他为中车府令，兼掌符玺，宫中行走二十余年。地位不是特别尊贵，却是嬴政最信任近侍。这期间，赵高为人生预置了一大伏笔：担任公子胡亥狱法老师，教胡亥决狱。赵高可称为“卑贱者最聪明”的典型。他的生存别无凭借，“学问”加心术是其最大资本，必用此资本完成阿附极权这一初级阶段，才能伺机晋升到操纵极权之高级阶段。
机会来了。
始皇热烈地追求长生追求成仙。始皇目睹了太多的死，而死去的总是别人。在死面前，他以为自己应当是个例外。自己即使不能成仙，死亡也应是件非常遥远的事。但死神不这么看。公元前210年7月，热情万丈的始皇，巡游求仙途中突患重疾。死到临头，才仓促遗令随蒙恬督军的长子扶苏回咸阳主持葬仪。此遗令只有赵高、李斯、胡亥等数人知晓。始皇僵尸仍置车中，秘不发丧，百官奏事、上食如故。极权总是迷恋僵尸。僵尸是有用的。怕死的始皇，要传之万世的始皇，想不到有人会以他的僵尸做一篇大文章，一篇灭其帝国屠其子孙的大文章。
“接班人”问题永远是皇权核心政治，所有帝王无不提前甚至终身谋划。始皇对此却毫无准备。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始皇对死亡的态度决定的。这无疑是个致命错误。巨大的权力一时出现真空地带。符玺是权力的象征，用与不用事关朝廷及天下，但掌管符玺也不过类似公务秘书一类差事。赵高却是个有天胆的人。始皇之死，竟然使赵高具备了亲自使用一回符玺的可能。隐秘、微妙、刺激、惊险，所有因素都具备了，就看潘多拉魔盒以何种方式打开。
赵高要以非凡胆量、非常手段“创造”历史：篡改诏书，逼杀扶苏，立胡亥为帝。赵高利用这一细节，扭转了历史巨轮航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