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高说服胡亥的话，可谓推心置腹：“臣人与见臣于人，制人与见制于人，岂可同日道哉！”“断而敢行，鬼神避之……”（《李斯列传》）赵高灵魂之硬，真能令恶鬼退避三舍。
做皇帝是天大好事，所以说服胡亥不难。赵高懂得弟子。二比一是早就预料中的局面。可是，李斯是一个巨大存在。
作为帝国丞相，久经磨砺的政治家，李斯自然具备森严深奥的胸襟，拉他下水并非易事。第一个回合，李斯严词拒绝：“怎么能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这不是人臣应当说的！”赵高却清楚李斯的软肋。始皇在时，帝国文胆就为归宿问题而焦虑了，却无人敢拿此问题威胁他。始皇死了，水落石出，鱼鳖亮相，大眼瞪小眼的时刻到了。赵高说：“拿您的才能、功勋、威望等与蒙恬比，您掂量一下谁高谁低？扶苏是倚重您还是倚重蒙恬？”这无疑击中了李斯的要害。赵高步步进逼：“我们二人同计，即可创造‘君听臣之计’局面。这是世世享用荣华富贵的根本保证啊。”经过多轮辩争，李斯屈服。
皇权史上第一个血腥大阴谋付诸实施。扶苏自杀，帝国倚重的将领蒙恬、蒙毅兄弟皆自杀。阴谋如此巨大，必须让该流的血流尽。赵高再向胡亥献计道：“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致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所亲信者近之。……陛下则高枕肆志宠乐矣。”（《李斯列传》）皇位性质，谋取皇位手段决定，越是有功旧臣，越该杀，与胡亥血缘越近，越是势不两立敌人。于是，杀旧臣于朝廷内外，灭十二公子于咸阳，肢解十公主于杜。公子高为免合家覆灭，上书自请为先帝殉葬，胡亥见书甚为高兴。赵高说：看吧，臣子们顾命都顾不过来，哪有心思谋反啊，你尽情享乐吧！血腥已浸透宫廷的一砖一瓦，弥漫至每一颗心，皇位宝座下鲜血在汩汩流淌。这才仅仅是开始。一个恶需要更多的恶来掩盖来成全。胡亥在宝座上发问：怎样才能“穷心志之所乐”？他要的不是常规的享乐，要的是“随心所欲”的享乐。始皇追求的主体可说是达到政治的随心所欲，而胡亥二世追求的主流已堕落为肉身的随心所欲了。
这个无敌于天下的帝国正在自杀。
陈胜、吴广服徭役途中，因大雨阻隔不能按时到达目的地。按秦律，迟到就要砍头。韩非主张轻罪重治，以减少犯罪。与统治者愿望相反，既然轻罪重治，那我就干脆犯重罪吧。揭竿而起的人越来越多。胡亥将天下骚乱的罪过推到李斯身上。身在贼船，昔日的帝国文胆早就魂飞魄散了。李斯向胡亥献上臭名昭著的《上督责书》，与赵高展开面向胡亥献媚邀宠的比赛。《上督责书》教胡亥如何对臣下严督深责，追求毫无障碍的穷奢极欲：“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途），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掩明，内独视听，……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先帝故臣、年逾古稀的老人李斯，殚精竭虑创作此书的李斯，面目该是多么狰狞，心灵该是多么黑暗啊。他在精神上已陷入彻底抓狂状态，已不可能表达任何建设性了。为了苟活，他选择无条件助纣为虐。在无耻的赵高面前，他已无任何优势可言。《上督责书》是最无耻的文章，每个字都是李斯牺牲他人以求自保的哀鸣。
这个反道德、反人性、没有温情、不知去路的帝国，将良知正义砍杀净尽之后，居于权力塔尖的三个人，互相展开了刻薄无止境只有更刻薄，阴狠无止境只有更阴狠的比赛。每一个人都深不可测，有的人更加深不可测。可是，人在精神上一旦彻底陷入狡诈状态，做出极愚蠢之举的可能性反而更高。
专制者有一种愚蠢是胡亥式愚蠢——听颂歌、遭蒙蔽、被架空、自大狂。秦朝一度强大的体制能量被迅速透支，国家机器很快漏风透气穿帮裂底。秦朝很快迎来了末世，末世朝廷必是负能量的渊薮。正能量耗散净尽，最后只能以负能量的相互残忍湮灭来收场。
实际上，秦从实现统一的那一天起，世界就是一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世界了。庞大帝国的神经一天都没有放松过。一开始是不敢放松，后来是来不及放松、无法放松了。
赵高的下一步棋是除掉李斯。要除掉李斯，需强化对胡亥的控制。赵高向胡亥献计：“天子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故号曰‘朕’。且陛下富于春秋，未必尽通诸事，今坐朝廷，谴举有不当者，则见短于大臣，非所以示神明于天下也……”（《李斯列传》）胡亥采用赵高计，深居禁中，不见大臣，一味寻欢作乐。距离产生敬畏，产生恐怖，产生神秘，产生神。赵高动用一切力量制造放大恶，让恶成为铺天盖地的雾霾，让秦二世成为雾霾里的大神巨魔。赵高则望着雾霾狞笑。
就献媚取宠的能力来讲，李斯显然比不过赵高。李斯一再堕落，自以为与赵高站到一条线上去了。可是，赵高是没有底线的。你站过来了，我再大踏步后撤。在这场无耻比赛中，李斯注定败北。——一国丞相竟无法见到皇上。李斯闻到了死神的气息。李斯放胆一搏，上胡亥书，言赵高短。可是，在胡亥眼里，赵高当然是更忠诚的人。胡亥不高兴，说与赵高，并让赵高案治李斯。其他人可以成批成群除掉，李斯太重要了，只好当作个案。狱中的李斯再次上书胡亥，幻想二世悔悟。赵高说：囚徒焉能上书！上书被扔掉。李斯让二世听一声他的哀鸣都不可能了。公元前208年，帝国统一后十三年，始皇死后二年，李斯被定为谋反大逆罪，腰斩于咸阳，夷三族。
从体制到个人，反省自省是没有的。赵高已经不怀疑自己的能量了，却还亲自在胡亥和群臣面前导演一场“指鹿为马”的情景剧。众目睽睽之下，红口白牙，颠倒黑白。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从前是参与游戏，现在是游戏规则由我定了。一个安全感极度匮乏却暂时掌控了极权的人，迫切需要验证他的生存安全系数有多高。赵高一手促成凶险的生存地狱，却幻想在此地狱获得生存的绝对安全。针对他的致命一击马上就会降临。
胡亥与赵高共治，诡诈愚暗登峰造极。
李斯死后第二年，赵高逼胡亥自杀。赵高仰仗自己嬴姓赵氏血统，想篡登皇位。他取过玉玺佩在身上，迈步登殿，感到殿基摇动，再试，仍如此。为人性恶驱使的赵高，终于走到了心理承受能力极限。——他竟然也是有极限的人。他只好取下玉玺。他无法一人实现生存安全，嗜血的体制不可能单独对他温情脉脉。剧情实在太刺激太惊险了。不演了行不行？不行。中途退场的可能性是零。天下已是风雨飘摇。仓促中始皇后裔子婴即位。子婴即位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杀赵高，夷其三族。接着，刘邦入咸阳，子婴自杀。不可一世的庞大帝国至此崩溃。一个惯于压迫他人的体制或个人，那压迫他人的手段迟早会以更加无情的方式加在自己头上。“请君入瓮”这类剧情在人类历史上总是不乏再版机会。李斯、赵高、胡亥皆如此。始皇虽早死，这个亡国灭族的沉重悲剧，他却必然仍是第一承受人。
摧毁自己寄身的体制和国家，看似毫无逻辑，实则正符合事物发展逻辑和人性人格逻辑。胡亥、赵高、李斯三人，让后人看到，体制之恶与人性之恶是怎样相互激发相辅相成的。靠邪恶而存在，便片刻都离不开邪恶。体制崩溃不是他们的本意，而是他们实在玩不下去了。自古就有这一说法：赵高为给祖国赵国复仇，自残身体来到秦宫，最终灭秦。这是戏说，毫无历史根据，也有违人格逻辑。祖国、家园、乡愁、牺牲这类温暖光明情感，离赵高之流实在太远太远。
把权力使劲往黑暗里操纵的人，不配享有阳光命运。
帝国已成为一架血腥绞肉机，其强大嗜血的惯性，使之连控制它的人也绝不放过。这个体制的胃口太好，多么恶的东西都能吞下去。体制本身和体制里的核心人物，全都呈现出丧心病狂如鬼似魔嘴脸。
体制和这些人吃错了什么药？——那药是士人韩非配制并提供的。
李斯与韩非
李斯为数不多的文章及一生行迹证明，他的精神导师不是老师荀子，也不是其他诸子，而是同窗韩非（约公元前281——前233年）。
韩非，韩国诸公子，即韩王室近支。韩非有口吃之疾，却满腔思想激情，只好靠写文章来饶舌了。《韩非子》十余万言，是诸子中作品量特别大的。（本节中引《韩非子》，只注篇名）
李斯一条道走到黑，几乎不提老师，相反屡屡提及的却是韩非。劝始皇焚书坑儒的奏折及丑恶的《上督责书》，其精神本质全来自韩非。李斯屡称韩非为“圣人”。据司马迁记载，韩非冤死的第一推手却是李斯。
读《韩非子》，总给人非人的感受。《孤愤》《说难》《奸劫弑臣》《备内》《诡使》《六反》《八奸》……先秦诸子文集皆不见类似标题。韩文竣急犀利，凝重苦涩，刻薄诡谲，同时文采斐然。一篇一篇读下去，读得人脊背生寒。
要判断一种学说的本质，应先理清其对人性的态度。人“上不属天而下不著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解老》）。人“不免于欲利之心”，这一判断没有错。可是，韩非反复强调的是：人是一种“以肠胃为根本”、没心没肺的本恶式生存，仁义、慈爱、信任等道德说教全都是虚伪害人的。人性恶，人皆不可信；不要用道德论人，而应以利害察人。这是韩非立论元点。
韩非自称为“法术之士”，即以法术理论游说君王之士。与李斯一样，韩非文章只有一个目标读者：君王。他反复告诫君王：要放弃对人性一切幻想，以法、术、势无情面对一切人、一切事。君王手中利器就是法术势。法要公开，让臣下明白；术则为“暗器”，需深不可测。韩非堪称“法术实践家”。
法术势的施加对象自然首先是臣与近侍。韩非说，盼君王早死的人，正是后妃、夫人、太子之党。为何？“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备内》）只有君王死了，势与利才会转移到自己身上。“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难一》）君臣“上下一日百战”（《扬权》）。君臣之间是买卖关系、虎狼关系，任何幻想都是有害的。所以“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备内》）。韩非的结论就是：人皆逐利、无耻、无良知，君主只有首先抛弃仁义说教，才能在“上下一日百战”中稳操胜券。这些不给任何一方留情面的说教，对那些无时无刻不为险恶宫廷斗争所困的君王来说，或许无异于醍醐灌顶。可是，潜规则是一回事，把潜规则亮出来，加以肯定、予以推动，又是一回事。
取消了道德底线，才可以无所顾忌。“倒言反事以尝所疑。”（《内储说上》）只要需要，君王完全可以正话反说、正事反做以试探臣下。“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八经》）用权要显得像天一样公正，役使臣下则要神妙莫测。到如此地步，君主如果愿意宣布某个“阴谋”为“阳谋”，那是他觉得好玩而已。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大都有或显或隐限制君权思想，唯韩非主张绝对君权，且君主有无限纵欲权。
韩非的思想武库里，有最充足的毒汁，连自己都能毒死的毒汁。韩非之死比李斯之死更耐人寻味。韩非以文章咬牙切齿，却仅是纸上谈兵；帝王用刀剑发言，则招招见血。
在权力与命运之间，韩非颠簸于自信与不自信的两极。
韩非文章透露着这样一种自信：君王您只要听我的，不但您自身生存安全上可以高枕无忧，还能富国强兵称霸天下。君王实现安全的大方针就是：严刑峻法，轻罪重治，让人人惶恐不安。“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李斯《上督责书》）李斯之言，完全源自韩非。韩非对君王安全细节都深思极虑。“同床”“在旁”“父兄”（《八奸》），也即妻妾、近侍、同宗被列入八奸中最需提防的前三名。为防有人下毒，要做到“不食非常之食”（《备内》）。韩非竟然担心君王不会杀人，需他来支招：“生害事，死伤名，则行饮食；不然，而与其仇……”（《八经》）对活着会坏事，杀掉又会有损君王名声的人，就在饮食中放入毒药毒死他，或交给其仇敌除掉他。
韩非对一己命运却完全没有自信。“阴用其言，显弃其身。”（《说难》）君王会暗地里采用我的话，却公开抛弃我。命运果然应验。嬴政看了《孤愤》《五蠹》，不胜感慨：“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下令进攻韩国，目的竟是为了得到韩非。韩王恐惧，将韩非送到秦。韩非到秦不久，嬴政却听信李斯、姚贾陷害韩非的话，下令除掉韩非。李斯派人给老同学韩非送去了毒药。喝着法家黑色乳汁长大的嬴政，心肠大约比韩非所希望的更硬，处死韩非想来并未担忧名声损失。以韩非为精神导师的同学李斯，看来也已养成足够的恶，不惜让同学踏上死路。不知韩非接到老同学送上的毒药后，是怎么想的。
韩非的死法，简直就像是他生前为自己量身定做的。在自己的理论里设计好取死之道，为生存打下一个死结，并且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人类历史上实在找不出第二人。他是聪明过头了，还是愚蠢过头了？他构思不出一个强者、士人、民众都能适当生存的世界，必然也想象不出一个自己能够坦然生存的世界。
李斯、韩非的思维就是斩草除根式思维。这是一个广泛阉割的时代。在极权统治者眼里，世界必须是一个阉割过的干干净净的世界，一张白纸式的世界。韩非就极力要成为帝王阉割天下的手术刀，他因此先把自己彻底阉割。李斯当然也成了这样一把手术刀。韩非之前，人是有逃避之路可走的。老庄是一种逃避，儒家独善其身是一种逃避，退处岩穴也是逃避。贯彻韩非理论，进行“文化革命”，所有人便欲逃无地。韩非对岩穴之士（隐士）也大张挞伐，认为他们的存在是对君王权威的蔑视挑战。
韩非要为时代提供“一抓就灵”的妙方，时代强者竟也认为那就是妙方。好在猛药往往同时又是剧毒药，见效快，死得也快。韩非一条道走到黑。实际上，他的人生半道上就黑了。韩非的黑暗命运，本质上根源于自己的黑暗灵魂。
韩非提出“法不阿贵”，却又让君王超越一切法。他提出人性绝对恶，从《韩非子》却读不出这样的自省：“我韩非系一本恶之人，无良知，不可信……”他把君王和自己置于不受其理论裁判地位，其主张难脱虚伪。他的彻底类似精神癫狂。说韩非得了“失心疯”症，固然难以证实，说韩非思想是失心疯思想，则无大问题。这失心疯思想，李斯认为真伟大真彻底，嬴政感到真管事，胡亥感到真受用，赵高则感到其毒性有待于升级换代。人创造的体制，却未被置入人性灵魂。短命秦朝呈现丧心病狂症候，合情合理。似乎可把“韩非思想”看作秦廷软件，只是这一软件一开始就带有致命病毒，连软件开发者亦能毒死的病毒。韩非至少是一个“不正常的人”。
从先秦诸子之文中，我们大都能感受到或深或浅的人文气息。惟韩非例外。韩非那里，无自省、无良知、无大体、无诗意、无恬淡、无温情、无生趣，惟阴鸷，惟诡诈，惟刻薄。汪洋恣肆开阔雄伟的先秦人文精神，陡然收束，钻入了狭隘紧张的韩非“黑洞”。高举韩非理论旗帜的秦朝和李斯，踏上的注定是不归路。
李斯、韩非，其生其死皆别具一格。李斯生存能力远超韩非，比韩非多活了二十余年。可是，最终死得比老同学“隆重”百倍。
李斯、韩非，最后的士人，终结先秦士人的士人。在他们之后的漫漫皇权历史中，再难觅真正士人踪影，只有士大夫。李斯、韩非的生命终结在自己的“事业”里，却无法将其视为任何意义上的殉道者。
尾声：失落的家园
李斯是最能触动司马迁神经的现代人。在《李斯列传》里，司马迁在道德上否定李斯，在情感上又极度同情李斯。司马迁因身体的被阉割，而激起反精神阉割的怒火；李斯却因精神自我阉割与被阉割，再也发不出一丝人性光亮、文化光亮。
在李斯之后一千六百年，出了个皇权历史中罕见的异端思想家李贽。李贽说：李斯“是圣是魔，未可轻易评说”（李贽《史纲评要》）。李贽体会到评价李斯的困难。李斯作为一个精神力量曾经强大的人，肯定有成圣的潜能和冲动，但事实是他未能成圣，而是以魔的面目出现。历史堪称一间巨细靡遗的人性实验室，什么样的人性不曾被检验过？有些人，注定要被放在冰中浸，放在火上烤。李斯被冰透了，又被烤焦了。
李斯死亡前后，是中国历史最黑暗的时期。秦式“黑暗”是一个系统工程。李斯自身就是黑暗系统的组成部分。
秦朝，没有人能把它当作家园，它也不许任何人有属于自己的家园。一个不许任何人有任何精神坚守的体制，竟然迅速挺立在大地上，寒光凛冽，巍然赫然。
统一固然是演绎了一出伟业正剧，至二世却完全是一派闹剧加惨剧景象了。李斯这只飞黄腾达的雄鹰，一下子成了断线风筝。
三族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老老少少可能会有好几百人吧。李斯平时就没认真想过三族会有多少人，许多人他一生也未曾谋面。这么多无辜的人陪着他去死，不管他流泪还是流血，都变得毫无意义。为了功名，他背叛老师，辜负先帝，出卖同学。先帝、同学是什么人是一回事，背叛与否是另一回事。李斯幻想有一个举族和乐的大家园等着他的晚年，功成名就的老李斯在这个家园里光荣地寿终正寝，结局却是三族成灰。成功后又失败得如此彻底，今世之缘一齐斩断，斩草除根式的斩断啊，任何操心牵挂都不必有了。那是什么样的悲凉啊，连悲凉也不必有的悲凉啊！喧哗与骚动之后，是无边无际的死寂。眼泪是需要人性温度的。“老泪纵横”可看作一种境界。大悲无泪。人总是易见他人的无常，而难悟自己的幻灭。我怀疑老李斯还能哭得出来。
“黄犬之叹”，那是司马迁想象中的李斯的家园之叹。家园？李斯的家园早就失落了。
没有家园，只有丛林。英国人托马斯·霍布斯于1651年所出版的《利维坦》一书中首次提出“丛林法则”概念。丛林法则下的社会，弱肉强食，赢者通吃，没有道德，没有怜悯，只有冷冰冰的食物链，所有人都不惜以他人为牺牲。在秦朝，有些人的确实现了通吃，但传之万世的通吃是不存在的。暂时拥有通吃能力的人很快就把天下人吃成了陈胜、吴广。强者、狠者并没有进天堂。贯彻丛林法则不走样的地方恰恰在宫廷，在强者的人际关系里。韩非之后一千七百年，约在1515年，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将其丛林法则意味极浓的《君王论》一书献给佛罗伦萨的权贵。与韩非著述主旨近似，都是向统治者奉献“权术教科书”。为了能让统治者攫取、巩固权力，马氏可谓处心积虑。“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成为“马基雅维利主义”核心。对比阅读，却不能不承认，《君王论》虽具无耻倾向，但其政治设计水准、人文色彩、人性温度远远高于“韩非思想”、“李斯理论”。
悲凉的李斯，短促又悲惨的秦朝，像个惊叹号一样矗立在数千年皇权历史的起点。接过皇帝称号、秦氏体制甚觉受用的历代帝王，却无人能正视始皇和他的功业，总是将他骂一骂、贬一贬以示自己道德正确、政治正确。皇帝动辄杀人，却不敢以君道同体自居，不敢宣布“朕即真理”，“道”必另有所属。
李斯这人生，是怎样的一场喧哗与骚动呢？
黄犬，家园里的那条忠诚的狗，你还记得你那位年轻主人吗？黄犬，你知道吗？你的主子做了大秦帝国光荣丞相后，功勋卓著后，又极悲惨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