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武帝刘彻的短兵相接中，司马迁看见刘彻并不高大，他看见了刘彻脸上的毛孔和眼中的血丝。匍匐的他站了起来，站立成大丈夫，站立成一心可对八荒的大丈夫。对司马迁来说，现世已成“荒原”。现在，《史记》成为他生命中第一位的东西。
中书令向来由宦官担任。对司马迁宫刑后任此职，不断有人说这是刘彻羞辱司马迁，有意提醒他的宦竖身份。从前我亦认同这一说法。今日看来，这是高估了刘彻的情商。对下级，没什么奖赏比官帽更重要，这是皇帝和各级首长的共同思维。司马迁出狱时，李陵事件已尘埃落定。公孙敖传回的消息有误：为匈奴练兵者不是李陵，而是另一位降将李续。李陵得知被灭族后，怒而杀掉李绪。“大势已去”的司马迁出狱后竟升了官，参与皇家机密，这很大程度上是刘彻的悔过表示。杀人不眨眼的皇帝，犯不上用一顶级别更高一些的官帽子去羞辱一个人，也与情理不通。
对皇帝心事，司马迁已洞若观火。对司马迁心事，皇帝完全无知。刘彻完全不知眼前这个无根男人在精神上已走得多远。处司马迁宫刑这年，刘彻是六十岁老人了。这个老英雄，这个把权力使用到极致的帝王，他不会去判断也无兴趣判断身边这个小人物的雄心壮志及情感风暴。
当世荣辱、皇帝恩宠对司马迁已完全无意义。他虽被置于权力系统中，但精神上绝对是“局外人”了。皇帝亦不过是“荒原”的组成部分而已。宫刑无异于一场精神淬火。司马迁在精神上已彻底抛弃了当代，抛弃了皇帝。
司马迁要在历史里无所依傍地站着。
至莫（幕）府，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指卫青）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
——《史记·李将军列传》
《李将军列传》是唱给李陵祖父李广及李陵家族的深情挽歌。司马迁的深情，化为历史的深情。李陵案为《史记》增加了最深重的义气。
李陵案意外地改写了司马迁的命运，被改写命运的司马迁重写了中国历史。中国历史多了一种“意外”的表情——司马迁表情。
把名字擦亮
立名者，行之极也。
——司马迁
规小节者不能成荣名，恶小耻者不能立大功。
——司马迁
司马迁成了一个自觉的悲剧人物。荒谬的身体，悲怆的精神，无情的世界，不能不令司马迁瞪大眼睛，他抛弃了灵魂里的最后一丝虚伪。司马迁裸体面对历史。他自觉地在荒谬中度过余生。他使用着这具无根躯体，直面并超越这个给他了巨大耻辱的当代世界，以惊人的意志，伟大的才华，坚强的人格，将自己送入历史。
与通常的阉割摧折人格作用相反，司马迁涌起的是反精神阉割的狂潮，是人格旗帜的高扬。
司马迁有哪些思想精神资源？
司马迁之世去先秦不远。他不难感受先秦那思想自由文化繁荣气息。同时，汉武帝时代大一统气象又令其振奋。他认可自己欣逢盛世，一直取“紧跟”时代态度。
靠铁血政策完成统一大业的秦朝，还没来得及为帝国安装“软件”，就土崩瓦解了。秦创立的国家体制却基本由新兴汉朝继承了下来。秦帝国企图用绝对权力绝对控制每一个人，建立一个传之万世的超稳定结构，不料迎来的却是昙花一现的宿命。“传之万世”又何尝不是后世帝王心事呢。只是秦之忽兴忽亡的惨烈事实活生生摆在面前，牧民之术再也不能像暴秦那样蛮横露骨了。
董仲舒极力将儒教加以神化和俗化，贴近皇权，贴近政治，他提出的天人感应、天不变道亦不变等主张，被确立为时代命题。这种貌似不容置辩的理论，很合统治者胃口。秦朝“以吏为师”求思想统一归于失败，武帝“独尊儒术”却大获成功。好在短命的秦朝难以完全阻断先秦那伟大的气息，百家争鸣的历史局面虽难以再现，司马迁时代却无疑尚能感受诸子的流风余韵。
道家人物司马谈却让儿子习儒。这是很耐人寻味的。司马谈晚年，崇儒已成大势，他当然希望儿子瞩目于时代显学。司马迁没有辜负父亲期望。对孔子的倾心仰慕赞美，是弥漫整部《史记》的。司马迁要求自己做孔学衣钵传人，他自觉“折中于夫子”，即以孔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
司马迁对道家又深情喜爱。《史记》许多篇章对此都有流露。后世有个性的士人往往都表现为尊儒而喜老庄。所谓儒道互补，是士人精神张力所在。司马迁可称之为开先河者。有趣的人，不论在儒在道皆有趣，反之则皆无趣。
司马迁这样确立创作目标：“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司马迁并无系统异端思想，但对儒学神化迷雾，却有独持异见的勇气，不时冲破当代儒术的羁绊。虽然我们从《史记》中得不出“究天人之际”后的明确答案，但司马迁之天不等于董仲舒之天，是可以肯定的。司马迁对孔子止于“圣化”，董仲舒则将儒教“神化”。董之天不可究，迁则究之。《史记·伯夷列传》中写到伯夷、叔齐品性高洁而饿死，盗跖暴戾以寿终，司马迁不禁感慨：“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司马迁的思想不时旁逸邪出，超越正统儒家规范，对汉代儒术更是颇有微词，其思想又体现出多元混沌乃至矛盾状态。
司马迁之魂，正是混沌又清澈，坚定又怀疑之魂。这是司马迁的深邃所在。
多元混沌的司马迁，最坚定明确的精神追求是把自己的名字擦亮。只有把名字擦亮，才能对得起自己经受的苦难，才能对得起列祖列宗、天地宇宙，才能对得起手中的“史笔”。他是以悲壮之情对待这一点的。
重名是儒家传统。“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司马迁视孔子此语为座右铭。“立名者，行之极也。”（《报任安书》）司马迁视确立名节为人生终极目标。《史记》中，他常常用名不虚立、名冠诸侯、名垂后世、名重泰山等语深情赞颂所述及的杰出人物。“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史记·陈涉世家》）这是起义草民陈涉的豪言壮语。“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报任安书》）司马迁对自己的文采早有自觉，他认为如不把才华表达出来并传之后世，那是可耻的。
司马迁重名，亦出于儒家世俗伦理责任。“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太史公自序》）把自己的名字擦亮，是为包括父母在内的列祖列宗尽孝。由此可见，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精神在司马迁生命意识中的地位。在司马迁看来，立德、立功与他无缘，唯立言是他可以把握追求的。
后世不断有人指责司马迁“急于求名”，这是不能仰见其伟岸人格之故。不可否认，宫刑使他的立名冲动更加紧迫强烈。可是，司马迁立名的首要目的是洗刷人生奇耻大辱，并且不是在当代洗刷，而是在历史里洗刷，在历史里为蒙羞的灵魂正名。司马迁之名，是名节、气节，是贯通古今、顶天立地的判断与正义担当，舍此则断无可能确立司马迁心目中之大名。从来都是名利相随，追名逐利必立足眼前当下，必巴结权贵。司马迁之立名却以彻底剔除眼前功利、抛弃当代为前提，完全不存以著述求当世功名之念。司马迁比孔子所要求的立名境界可说更彻底更纯粹。“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孔子把功名完全当作今生今世之追求，并且有年龄限度，越早越好。
体会一下司马迁这些话：“述往事，思来者。”“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报任安书》）“后有君子，得以览焉。”（《史记·封禅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太史公自序》）这一口吻，这一情怀，弥漫整部《史记》。这极重要。隔着两千多年的时空距离，更有利于我们体会这些话的伟岸与深情。司马迁是以未来意识去审视历史的。他把立名冲动放在一个巨大的历史坐标上。他判断历史，并自信其判断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司马迁重名，在某种意义上与追求真理同义。
创作却绝无眼前名利企图，不唯人欲横流的当今无人企及，古代亦罕有其匹。重名的司马迁，却取消了当代，取消了汉武帝评判他的资格。你割我的卵，我灭你的胆。眼前江山是你皇家的，我要打扫清理出一片“历史江山”。我的判断是根本判断。这是何等胸襟？谁能有此胸襟？谁曾有此胸襟？
司马迁在精神上彻底从现实退却，在历史里纵横驰骋。他要在历史里为自己正名。他竟然做到了。
天下大势在我胸
人穷则返本。
——司马迁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司马迁
司马迁单人独骑，一往情深，一意孤行，突入历史的纵深地带。
《史记》就记录的深度广度，思想情感的高度强度而言，不仅前无古人，亦堪称后无来者。从哲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史记》就是一部人性史，人性的秘密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司马迁之后，修史之责被统治者强调得愈来愈重，修史路径却愈来愈窄，以重臣监修史书成为常态，史书越来越无趣，个性光彩、人性深度、批判锋芒从史书中全面退却，再也难见文气丰沛、识见卓越。
司马迁看到这是一个势利世界，又是一个悲剧世界。无数人受利益的驱使，而陷入各种各样的悲剧。可是，还有无数人为了正义、情义、信念、国家，或仅仅为保持人格尊严，而自觉选择悲剧命运。《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一百一十二篇写人物，人物多数为悲剧人物。其悲剧人物之众，悲剧氛围之浓，悲剧性质之彻底，中国古代史学、文学著作皆无出其右。悲剧意识是司马迁的精神本质。“太史公曰”是司马迁独创的叹息形式，《史记》就是一声深长的叹息，众多篇章皆以悲夫、乎哉、矣、乎、哉等叹词来结尾。《史记》充满了郁结、苦闷、寂寞、激越、沉吟，可视为一篇淋漓着司马迁心灵苦汁的自传。
商鞅、荆轲、项羽、蒙恬、白起、吴起、屈原、贾谊、李斯、李广、李陵、张汤、主父偃等等，从市井细民到宫廷权要，他们的人生无不以悲剧收场。
李斯：出卖良知、精神自宫者的典型。精神自宫者死于阉人赵高之手。这是个掀动司马迁复杂情感的人物，恶心、痛惜、怜悯，皆有之。《李斯列传》中，司马迁开篇就让李斯面对老鼠——蝇营狗苟的老鼠。这是一位身体被阉割者，给一位精神自宫者的定位。李斯作为一个携有巨量信息的人物，出现在司马迁笔下。
张汤：一个“模范”酷吏而最终不得不自杀。《酷吏列传》中，司马迁亦开篇就让张汤面对老鼠。张汤儿时，肉为鼠偷吃，张汤因看家不力遭父殴打，张汤怒而掘穴捕鼠，煞有介事布置场面，传布文书庄严“审鼠”，当堂处鼠以“磔刑”。审鼠的孩子后成长为酷吏。这个盛世看上去光鲜异常，却需要大量酷吏来维稳。《酷吏列传》所描绘的恐怖世界是皇权的投影。纣只有一个，助纣为虐者却必是一群。张汤审鼠，庄严常常就是滑稽。
张汤、李斯与鼠之关系这种细节，极具黑色幽默味道了。
主父偃：一个皇权时代庸常官僚的庸常悲剧。司马迁却对之寄慨遥深。《平津侯主父列传》写至主父偃被族，司马迁悲情又起：“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这一徽记，如伏流千里，贯穿《史记》全书。
司马迁以文学笔法入史，后世对此争议不断。司马迁之所以首创纪传体修史体例，既决定于他的实录精神，亦决定于他将文采“表于后”的决心。这一体例最有利于塑造人物，铺陈他非凡的文采。李斯面对厕中鼠与官仓鼠的心理活动，小儿张汤一人在家中审鼠的场景，鸿门宴上的勾心斗角，项羽乌江自刎时言行……《史记》中遍布此类私密性极强的细节。这类细节是怎么来的？我倒宁愿相信，有些细节干脆就来自司马迁的伟大文学才能。这违背历史真实了吗？司马迁追求的是另一个层面上的真实，更本质的真实。把历史场面生动地布置在你眼前，这是司马迁突出的本领。一个无史识史才的人，给他再多史料也无意义。《史记》是史诗，亦是诗史。它同时具备伟大诗篇的美学意义。
司马迁笔下的现当代人与古人，味道完全不一样。写古人，虽也有激情澎湃之时，但以求证、概括、理性为主。写现当代人，司马迁可就放开手脚了。你看，陈胜、吴广、项羽、樊哙、刘邦等等一个个活灵活现，像极了小说中的人物。司马迁是一个有强烈还原历史真实愿望的史学家，又是一个具有非凡创作能力的伟大文学家。“正是作为小说家的柏拉图的优异性，才使人要怀疑作为历史学家的柏拉图。”（罗素《西方哲学史》）我们当然亦可对司马迁持此态度。可是具体到《史记》中的历史事实与细节，相信还是怀疑，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并且也不再是重要问题。以情感入史，是司马迁的缺陷，也是他的伟大。去掉司马迁情感的《史记》，绝不会是伟大作品。司马迁对距他不远的现代人物，敢于进行创造、塑造，大肆张扬文采，那是他自信已充分占有材料，对人物具有本质性把握。他在记录历史，同时实现了艺术真实。
司马迁所创制体例为后世继承，其著史的本质精神却难以为继。幸运的是，司马迁的文学精神却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文章大家，韩愈、柳宗元、苏东坡等无不以《史记》为准绳。当文风颓靡时，真正的文学家就到司马迁那里寻找生机和力量。从《红楼梦》的浓厚悲剧氛围里，亦可探得《史记》消息。伟大的文化创造必息息相通。
司马迁职掌文史星历，著史却是私人撰述。至东汉班固时，已是奉旨修史了。私著未必能超越精神阉割，奉旨却是必须先行精神阉割的。相对于《史记》，《汉书》是规矩的皇家史册。《汉书》主旨或许可如此概括：明天人感应，固皇权一统，成官史规范。核心是“以求亲媚于主上”。班固判断《史记》，就完全是以“真理在握”的眼光了：“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班固眼里，司马迁俨然异端了。大师往往充满矛盾，精神阉割者却最易以立场坚定，真理在握面目出现。班固肯定《史记》实录精神，却难以接受其思想锋芒。班固的话对皇权后世影响甚大。汉末，司徒王允欲诛蔡邕，蔡邕上书求毁容刖足，留下一条命，以著成汉史。这显然是要效法司马迁了。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后汉书·蔡邕列传》）蔡邕难逃一死。《史记》为谤书说在两汉甚为流行，这是将司马迁发愤著书降低为“泄愤著书”了。司马迁不论是否心存诽谤，只要他贯彻实录精神，其当代及后世必有人视之为诽谤。司马迁恪守实录，但又有强烈的主观性、个性。终身抱持婢妾心态的大小班固，必然不能仰见司马迁的瑰异光彩。与《史记》相比，后来二十余史无不热衷于为皇权“资治”，少有社会经济大局的揭示，更乏对人性的深度探究，显然气量狭窄，局促矮小。无主观性、个性之史学家，竟亦难以实现深远的客观性。
针对班固贬斥司马迁之言，明代思想家李贽说：“不是非谬于圣人，何足以为迁乎？”“《史记》者，迁发愤之所为作也。”“其为一人之独见也者，信非班氏所能窥也欤。”（李贽《藏书》卷四十《司马谈司马迁》）可谓一语中的。班固眼中的“蔽”，正是《史记》光辉所在。汉武帝及其时代无疑是司马迁暗讽的主箭靶。刘彻创造了一个无人敢判断他的时代，司马迁却给他一个判断。从维护统治者光荣形象的立场来说，《史记》为谤书说当然是成立的。对以天生正确自居的人或事物来说，你只要讲真话就完全有可能被视为诽谤。写刘彻父亲的《孝景本纪》、写刘彻的《今上本纪》，被从《史记》中删除，亦可证此点。睥睨千古易，判断当代难。中国古代专制统治者对当代史的忌讳几乎是天然的。更有甚者，对古代史都是如此。
深情的司马迁“绝情”于其所处的时代，不如此，他不会走向雄伟开阔。
有此绝情，方有绝唱。有此绝唱，方能称为“独断历史”（章学诚语）。
“太史公胸中自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所能几也。”（顾炎武语）有天下大势，有细节，有深情，这就是司马迁。
读《史记》，我时常恍然感到，司马迁就站在我的身旁。
一个穿过了精神炼狱的人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司马迁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当代人普遍接受鲁迅对《史记》的这一评价。《离骚》标志独立诗人的登场，《史记》则标志独立史学家、文学家的横空出世。屈、迁同历极端精神痛苦，但屈原之痛可由外因而得到缓释或解除（如楚王重新起用他），司马迁之痛却是无解的。司马迁激越感情与强大理性并存，屈原则理性相对匮乏。史学家为历史正义而选择忍辱偷生，诗人因无力扭转楚国命运、自身命运而投水自尽。同为悲剧，司马迁的悲剧更具精神彻底性。
“士可杀不可辱”这一儒家人格观，在受宫刑后的司马迁那里变得如雷贯耳。司马迁却选择受辱偷生，选择让肉身在卑贱荒谬中活下去。这不是司马迁的分裂，而是社会的分裂。
“诞生到一个荒谬的世界上来的人，唯一真正的职责就是活下去，并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反抗、自己的自由。”（加缪语）加缪的立论前提为“世界荒谬”。对司马迁来说，屈辱痛苦被植入身体深处，荒谬已被植入身体深处。司马迁选择在荒谬中活下去，并在荒谬中证明自己。
本文或许过于突出宫刑对司马迁对《史记》的作用，大约难免会犯顾此失彼的错误。以司马迁之才识，没有宫刑，《史记》亦会完成，或许亦能成为里程碑式的伟大作品。但他或许难以告别“以求亲媚于主上”的心态，那注定是一部为了献给皇上而创作的书。宫刑彻底改变了这一心理。宫刑使司马迁进入“发愤著书”状态。怀抱如此大的心事，这是养尊处优的遵命史官难以体会的。从挑战程度、受迫害程度上讲，司马迁远超孔丘、屈原、左丘明等。司马迁为中国史学、文学确立了一脉反阉割、反柔懦的阳刚之气。
汉武帝不会想到，他宏伟一生里这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对司马迁处以宫刑，竟深深影响了中华文明。
司马迁走过了灵肉之间的漠漠荒原。随着历史的演进，他的创作产生了极为广阔深厚的意义领域，远远超出了他本人的感觉与想象。两千年来，司马迁和《史记》的遭遇似乎告诉我们，文化或文明就是一棵大树，它知道该吸收哪些养料。
一个穿过了精神炼狱的人，自然会看见他人看不见的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