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饮酒》其五
在文学和文化史上，陶渊明的形象似乎已被这两句诗定格。陶渊明就是这两句诗，这两句诗就是陶渊明。人们愿意相信，确实有一个悠然、洒脱、静穆、无忧的陶渊明存在。
竹篱边，菊花旁，一杯酒，一张琴，一位安静无忧的诗人，没有来路的荒凉，没有前方的迷茫，没有灵魂深处的孤独挣扎。自古以来，无数吟咏描绘陶渊明的诗文与绘画，呈现的往往就是这一意象或场景。人们不约而同地认定诗人已经这样并始终这样。
这是不可能的。人是不可能轻易抵达静穆境界的，更不可能永远静穆。
陶渊明经常会有咬紧牙关的时刻。
这是人类中古时代，中国魏晋时期。公元400年前后，东方中国处于一个漫长乱世的极端状态。社会进一步趋向碎片化、丛林化。建安风骨已是风骨无存，魏晋风度亦风光不再。士人皆成惊弓之鸟，诗文无不热衷于浮艳藻饰，士风、文风萎靡至极。这个时代少有伟人，陶渊明却是一个。这位伟人以最平凡甚至是最卑微的面貌呈现自己。
众人纷纷往一个方向去了，陶渊明独自去了另一个方向。他在田园里将人生坚持到了终点。猛兽们在丛林里咆哮，田园之鹿卧于树荫。人生里虽有喜悦，但更多的是荒凉、孤独。所以，他时时需要一杯酒的支援与搭救。他没有想到也不会想到，在他之后，他的田园竟沿着他选择的方向，进入历史，走向未来，来到我们中间。他的田园产生了无限丰富的意义。
屈原歌哭无端苍茫无际，他把命豁出去了；李白大喊大叫飞扬跋扈，他把心脏挂到胸膛外面了；苏东坡喋喋不休泉源万斛，他把“满肚皮不是”化作一腔豪气了。陶渊明呢？他隐忍内观自言自语：我只想过我一个人的日子。
这看上去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陶渊明完全不存赢得世人围观喝彩愿望，实际上在其生年亦无半句喝彩声，但其“自言自语”却一再穿越时空，抵达一代又一代人的内心。陶渊明堪称魏晋风度退潮后沉淀下来的一颗最有价值的珍珠，已近似一粒文化“元种”。
陶渊明给中国文化额外增加了一个灵魂——田园魂。陶渊明之前，这个灵魂若隐若现，陶渊明把它显化了，让它成为幽灵。只要是幽灵，就有一再现身的能力。
所以，这个幽灵来到了今天，来到了我们中间。
前生是一棵树
陶渊明这样的隐士，是用不让社会感到太疼的方式去反抗社会。陶渊明喜欢植物，喜欢各种树。树不会让任何生灵感到疼。“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饮酒》其八）陶渊明想象自己就是这棵树，一棵甘愿孤独，保持耿介的树。
以曹魏开其端的篡位方式，不断被后续者以更极端方式效法。社会这一巨灵，时常陷入疼痛难忍发疯抓狂状态。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冒出个有足够力量篡位的枭雄或莽汉。江山能打则打，可篡即篡，最寻常方式是打篡结合。被皇权体制捧上天的“忠”，早已是一种稀薄的情感。晋宋之际及南朝，又是皇权政治最卑劣时刻，统治者连块遮羞布也挂不住了，君臣互残，同室操戈，乃家常便饭。
生命既然可以不必完全系于某个人或某种外在事物，就有了向其他方向发展之可能。“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宗白华语）这个漫长的乱世，却又成为皇权史上士人个性闪光的非凡时代。不过，士人张扬个性并无体制保障，高压之下缝隙之中的闪光常常是凄厉之光。“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先有曹操杀孔融，接着何晏、嵇康、潘岳、陆机、陆云、郭璞等名士，皆死于形形色色屠刀之下。无道的社会，危险的生存，使士人的生命表达呈现出诡谲乃至病态风貌，士人行状每每类似现代“行为艺术”。他们自恋又易活得不耐烦，惜命养生又易纵酒，重个性又易颓唐无状甚至人格瓦解。不肯屈服的嵇康，有刚肠热血又有极深自恋，以奇文《与山巨源绝交书》挑战社会，无异于在玩命。刘伶乘鹿车抱酒而饮，使人荷锸而随，说：“死便埋我。”诸如此类。应当承认，匪夷所思的表演背后，暗含对生命尊严的庄严追求。但表演虽达于极致，却终究难以摆脱社会与自我的双重奴役。
陶渊明身上有他们的影子，又似乎和所有人都不同。不乏刚肠，却不像嵇康那样刀头舐血；嗜酒，却不似刘伶那般颓唐。
有的人，他的名字似乎就有强烈宿命意味。陶渊明、陶潜，他不叫这名字又叫什么呢？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避开剑戟，避开人群，避开他人目光，潜退至最低处，做渊中鱼，林中鸟，甚至成为一棵树，一株庄稼。这就是陶渊明。陶渊明、陶潜，一代又一代士人念一遍这名字，就好像是会晤一次幽灵，又似对自己的一次抚慰。
把自己视为一棵树，大约是中国文学里的第一次。一篇《五柳先生传》，自恋意味是有的，但多么健康自然，潇洒有趣。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五柳先生”是陶渊明的自我意象。陶渊明说：这是应是之我，我就是这个样子。写作时间在公元406年，即彻底归隐第二年。上一年年底，陶渊明辞去只干了三个月的彭泽令，结束了十余年忽仕忽隐、仕隐不定的彷徨生涯，从此彻底归隐，回到他名为“园田居”的居所。从上一年到今年，从江湖到田园，陶渊明已差不多整顿好身心，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在一个好天气里，陶渊明面对堂前的五棵柳树，若有所思，若有所悟，会心之处，不禁悠然而笑。
这一年，陶子四十二岁了。嵇康在比这个年龄还小两岁时被人杀掉了，后世的李白在这个年龄趾高气扬地踏入皇宫。这个年龄，对饱经磨砺又有丰富心灵生活的陶渊明来说，正是人生一个制高点，有了一个审视与展望的宽广时空。
柳树是五棵，不是四棵，也不是六棵七棵。这个人只能叫五柳先生。他还有大大小小五个儿子。儿子们总爱在树下顽皮。在陶子眼里，那五棵柳树也是他的孩子。
陶子望着那个叫“陶渊明”的人，觉得此时此刻那人有些味道，就为他写了这篇小传《五柳先生传》。陶子对“五柳先生”说：你就这样吧，你就按这个样子去过日子吧。陶子是陶渊明的旁观者，对话者。自言自语，与自己对话，是陶渊明由来已久的癖好。他的每一诗每一文，都是这种对话。没有形诸文字的对话可就更多了。陶子对自己这样观想的时候，忽然就会有灵魂出窍之感。他似乎已经看见了一个幽灵。这或许类似庄周梦蝶。陶子喜欢这个时候的陶渊明，愉悦自足，心无挂碍，一片澄明，茫茫然与宇宙冥一。
如果说陶渊明品格的核心是“任真自得”，那么《五柳先生传》就是这一诗性人品的形象化。“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沈约《宋书·陶潜传》）。这位五柳先生，诗意盎然，洒脱飘逸，时人却视为自况、实录。饶有趣味。那样一个人，在一心一意娱乐自己，却好似是在敲打自己的骨头。他的心情经常是柔软的，他的骨头却不软。他的快乐、他的“任真自得”，正根源于他骨头的坚硬。《五柳先生传》就像是这样的一块坚硬的骨头，在唱一首婉转悠扬的歌。
文章不足二百字，却连用九个“不”。把九个“不”一一标出来后，我第一次感到“不”这个字的形状是如此怪异有味。对这个世界，五柳先生说了一连串“不”，却并非剑拔弩张地说出来。令陶子憎恶的人或事物很多，陶子却不会去写一封“绝交书”。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如此开篇，何“实录”之有？渊明独特姿态也。在这个门阀壁垒森严的时代，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不标举。我退到最低处，退到柳树下，泥水自闭，却是为了不仰视任何一个人。何名号之有？这的确又是实录，陶子心态实录。喋喋不休的人们，互相奉承有多么厉害，互相蔑视就会有多么严重。正是因为人人皆索求高人一等，索求名号耀眼，所以所有的灵魂都在他人面前跪着。
“闲静少言，不慕荣利。”远离互相奉承，就是远离互相蔑视。陶渊明去世后，小他近二十岁的朋友颜延之作《陶征士诔》，深情悼念他。文中有此语：“在众不失其寡，处言每见其默。”古人解读陶渊明，没有比这话更好的了。我甚至认为，颜延之对陶的理解，比陶对自己的理解更到位更深入，更能准确彰显出陶渊明的独特存在。陶渊明每次到众人那里去，都迫切希望立即逃离，而在众声喧哗时，他的“默”又“无声胜有声”。在他人眼里，陶子该是极寡淡无味吧。找不出历史里还有哪位古人，曾用类似的话去评价过另一位古人。晚年陶渊明这样宽解自己的孤独：“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咏贫士》）——即使平生无一知己，亦不必视为可悲。这是极高远极放旷境界。我们知道，大孤独者鲁迅尚感慨“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可是，有颜延之话在，陶子不能说无一知己了。我们今天看陶渊明，觉得他是孤峰独绝，其实不是孤立的。魏晋这个悲惨乱世，却有逼人向自我认知走、向存在深处走的非凡之处。陶渊明是证明，颜延之亦是证明。颜延之的话有沟通古今的力量，千载之后读之，仍不能不戚戚然。颜与同代人一样，都犯了忽视陶渊明诗文价值的错误，但有此一文，有此话，就足证颜延之人性的丰富。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话前半截每为人所乐用。用于自己，大半是一种以自谦出之的骄傲：不要小看我，我好读书，我读书不少。用于他人，则免不了调侃讥讽之意了。毛泽东曾对某公下此断语：“此公，好读书，不求甚解；好讲话，不得要领。”对渊明来说，自谦自傲都不是，调侃自己的味道或许有，要义却仍是“任真自得”。不偏执，不拘泥，通达自适，方能深入堂奥，臻于“会意”秘境。若寻章摘句，一穿凿即失其本旨。读书之弊，只在不得要领。会意之时，神往之际，则“欣然忘食”，不是痛苦的“废寝忘食”。“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桃花源记》）桃花源秘境洞开，这好像是在说陶子读书之境界。“好读书，不求甚解”，陶子得意之言也。若把这话看作陶子读书潦草，可真应了那句话：痴人面前说不得梦。
“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酒，陶子离不开酒，肉身需要酒，灵魂更需要酒。陶子近似酒仙，但有人可能会视之为酒鬼吧。陶子解决之道是，喝醉了我就自觉从人家退出来，不在意人家留与不留。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子，会不会为了酒而对某位乡邻面露讨好之色呢？有可能吧。——我陶子这可是求酒，不是求官，求功，求名，求财。
“环堵萧然，不蔽风日”“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我对付穷的办法，就是守孔门“君子固穷”之道，就是照黔娄之妻的话去做。隐士黔娄家徒四壁，穷困以终，黔娄之妻不但不抱怨，还对人用“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赞扬丈夫。陶子之妻有没有黔娄之妻的境界呢？管他有没有，我陶渊明认同黔娄之妻。我向往的是做无怀氏之民、葛天氏之民。
你看，《五柳先生传》多像一个人的自言自语：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你知道不知道没关系。我自己知道，我知道自己。我宁愿是一棵树，一只鸟，一尾鱼。
在这佛教风行时代，陶渊明不信佛，不信前生与来世，却从鱼鸟树木间去见证自己。我们的前生的前生的前生，不就是鱼鸟草树吗。陶子所努力的，就是要把自己还给自然，还给宇宙啊。同时，也就是把自己还给自己。
陶渊明在静观树的时候，或许会听见一棵树在喊自己的名字。这不是回到佛教意义上的前生，而是回归自然。
对渊明来说，与自己对话，比与世界对话更重要。而与自己对话只要足够真诚，竟然就是与世界对话。隔着一千六百年岁月，我们回视品读渊明，会加倍感受到这一点：诗人在这个悲惨末世里的自言自语，穿透时空，来到了我们这里。
陶渊明终身在进行着一场“生命审美”实践。晋人不约而同地投入一场“生命审美”运动，直接把个体生命的气质、形象、语言、行为等当作审美对象。在相当程度上，人们把“忠”转向了自身。这绝对可称为中国皇权史上的奇迹。纵观晋之后千年皇权社会，这的确可视为绝响。所谓魏晋风度，“生命审美”是核心。如果他人没这样说过，就算是我的“私见”。陶渊明是魏晋生命审美的成功典型。或许可看作唯一典型。《世说新语》是集中展现晋人生命审美情怀的著作，可惜，其中竟无丝毫渊明消息。整整一代人乃至数代人，忽略了一颗伟大的灵魂。
陶渊明的前生或许是一棵树吧。他希望自己像一棵树那样缓慢、静穆、自然。大地上有很多很多树，其中一棵远远地独立天地之间，吐纳宇宙风云。
《五柳先生传》塑造了这样一棵树。陶子向往这一形象，他以这一形象自律自娱，他努力保持这一形象，但他不是所有时候都是这一形象。他自舐伤口的时候多着呢。从来没经历过惊涛骇浪，哪里能体会光风霁月。他有许多痛苦，但他无疑摆脱了奴役状态。
陶之前，有自传，但无此种自传；陶之后，有类似自传却难免效颦之嫌。这样一棵树的自然状态，怎么是他人能模仿来的呢？
到这棵厚朴仁德的大树下站一站吧。这棵树乍一看一点伤疤都没留下。可是，世上无一点伤疤的大树是不会有的。这篇《五柳先生传》，正可看作退却至田园的陶子，对伤口的自舐。
公元405年的一次退却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归去来兮辞·并序》
中国的读书人大约无人不知这声长唤。
《归去来兮辞》开篇这声长唤，深深触动千百年来士人情怀，其意蕴已成为士人精神一个新的组成部分。这声长唤，从来非主流，非强音，但却以其柔韧之力响彻陶渊明后的中国历史。时至今日，这声长唤仍在回荡。有时，是更强劲的回荡。刺入雾霾重重的天空，提醒喧嚣骚动的人心。
这声长唤，是陶渊明用一生力气喊出，并用一生努力去捍卫。公元405年（晋安帝义熙元年）11月，陶渊明自免彭泽令，赋《归去来兮辞》，经历了五仕五隐，最终彻底归隐。这一年陶渊明四十一岁。至六十三岁去世，陶渊明在田园里坚守了二十三年。
巨大的振幅算是结束了，而生活、生存不可能是静止的。敏感深情的诗人更是如此。《归去来兮辞》，多么像一颗伤痕累累的童心的吟唱。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诵读《归去来兮辞》，我们不可能不为文中那乍脱牢笼的不寻常喜悦所感染。同时，我们往往会有意无意忽略掉更隐秘更深层的东西。你看，隐忧及虚无感，总是紧随喜悦而至：“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其实，开篇的第一声长唤，其主旨就不能仅当作喜悦来看。
任何时代，不管被动还是主动，失去官职都绝非等闲之事。若陶渊明从来就视仕途功名如粪土，就不会有五仕五隐的漫长徘徊。“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饮酒》）在其他诗文中，渊明也一再申明，他以孔子为宗师，以六经为人生最高准则。他对当下世道无人亲近儒家经典，深感痛恨与无奈，并认为这是社会溃败根源。他时常歌颂隐士，挂牵田园，但他理想人生状态却是功成身退——先成就一番功名，再退归田园做“任真自得”的隐士。这是渊明以儒家为主位、兼融道释的思想所决定的，当然亦有家族激励这一渊源因素。曾祖父陶侃是晋室大功臣，外祖父孟嘉在仕途的出色表现亦令他神往。就在上一年（404年）5月，不可一世的桓玄被杀，新兴的刘裕势力向他招手。陶子心动了。这一年陶渊明四十岁了，因母丧丁忧在家已数年。四十岁，可真是个令人惶恐不安的年纪。这又根源于孔子。“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孔子有言：“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子罕》）孔子这话，敲打中国士人数千年，当然不会漏掉陶渊明。他决计再次踏上充满危险的仕途。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再委屈自己一回，或许能斩获点功名回来。这样一个对功名跃跃欲试急不可耐的陶子，似乎是陌生的。其实不然。没有功名永远是士人心病。陶子未能免俗。他需要功名来安慰此生，而求功名正是遵循先师孔子遗训。他一再热情歌颂的汉代先贤疏广、疏受，正是功成身退榜样。陶渊明屡次踏上仕途，是一种反复的试探与努力。但他最终彻底绝望了。
《归去来兮辞》还有个不短的序。序中，他把自己求官原因概括为“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辞官原因概括为“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辞官直接因由又是“程氏妹”丧。本来还巴望着等官田这一季庄稼熟了再辞官，等不及了，奔丧要紧。陶子一粒官粮也没吃到。这些话都是真实的，但又都是面上可以说一说的话。专制无道社会共同特征是，最真实最重要的话是不能说的。《宋书·陶潜传》这样说陶渊明辞官原因：督邮要来，属吏向渊明交代应穿戴整齐见上司，陶渊明竟说“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当即辞官。这就更文学更有诗意了。已在仕途折腾了四五趟的陶渊明，竟连见上司都不肯。这似乎不太可能。这一细节在渊明诗文中不见任何消息。古往今来，人们却皆喜欢这一细节。即使实有其事，也非辞官原因，而是渊明打定辞官主意后的率性行为。中国古史中的人物传记，修饰与塑造是常态。这不用多言。
政治上的进退出处对任何一位士人都是大事，不会因陶渊明的个性而有本质不同。渊明的彻底归隐是自身矛盾与社会矛盾交互作用的结果。仕于乱世，尾随“枭雄”，率性渊明，恐惧难免，苦况可知。归隐之后的漫长岁月里，陶渊明念及前半生，还时时心有余悸。
矰缴奚施，已卷安劳！
——《归鸟》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
——《杂诗》
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
——《感士不遇赋》
罗网与鸟，是魏晋士人常用意象。“我已收敛翅膀，退至低处，你张罗箭镞罗网无用了。”这一心情渊明时有流露。世道如此，谁不是惊弓之鸟呢？五次出仕的曲折危险经历令渊明最终明白，他不但不可能斩获功名，连性命都已陷入朝不虑夕境地。在与朋友的赠答诗中，他常常不忘告诫对方保重性命。仕隐的反复中，陶渊明对世道对生存产生了强烈的虚无感、恐惧感。他怕“死”，又非一般意义上的贪生怕死，他唯恐来不及“活”就死去。他还担忧因自己连累家人，导致“覆巢无完卵”。他所向往的“活”，是这个世道所不能提供的，更是仕途中不可能有的。只有果断撤退，才能去活自己的“活”，这需要勇气与道德力量。
皇权末世必定高度丛林化，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会主宰一切。汉末时，曹操等丛林枭雄就获得了比大一统皇帝更方便的杀人权。被曹操杀掉的名士孔融，在手握重权时竟亦曾杀人不眨眼。司马氏以比曹氏更露骨更惨烈手段篡魏，晋末丛林分外血腥亦在情理之中。陶渊明的出仕总有试探意味，每次出仕时间都不长。公元399年至401年，陶渊明一直供职桓玄幕。401年冬，渊明因母丧丁忧脱离桓玄而家居。虽仅三个年头，却是出仕时间最长的一次。403年12月，一直以匡扶晋室面目示人的桓玄，迫不及待地称帝了，五个月后即兵败身死。渊明因丁忧侥幸地避开了这一险恶漩涡。若渊明一直效命桓玄，恐怕不但不会有后来新兴势力的召唤，大约还免不了某种形式的可怕清算。桓玄死了，轮到刘裕把自己打扮成兴复晋室的英雄了。渊明不禁对天下再生希望，并再生功名热望。只是，他很快就会感受到丛林的无情。丛林里，有狮虎等猛兽，有狐狸有鼠辈，还有鹿与野兔。渊明这种野兔级别人物，如果不保持对丛林法则的敏感，那就太危险了。野兔的生存路径别无选择，一是自觉保持沉默，二是随时准备退却逃跑。404年夏天，渊明入刘裕幕，不足一年，到第二年三月就转入刘敬宣幕。这时，刘敬宣向刘裕自求解职。刘敬宣之父刘牢之在桓玄势盛时降桓玄，不久又谋讨桓玄，事败自缢身亡。刘敬宣已经成为猛兽级人物，对进退却极为小心，自求解职即出于自保。大约就在此时，渊明趁机脱离刘敬宣幕，转求边缘职位彭泽令，并旋即去职。彭泽令这一职位显然比其他职位更易摆脱。渊明应当有一个对自己退却的设计。刘敬宣后来被部下杀害。在丛林里，谨慎亦常常无法避祸。
“平安着陆”的陶渊明心生巨大喜悦。这就是我们从《归去来兮辞》中感受到的喜悦。此后，他还会时常把无功名视为愧对祖先及子孙后裔的憾事，但绝无再求功名之念了。他要活着，离开所有人，所有热闹，活出他的理由和仁德。渊明先后仕于桓玄和刘裕的事实，既有渊明诗文为证，亦为古今学者特别是当代学者一再揭明。不少古人对此却往往加以回避或修饰。原因在于，陶渊明当世及死后较长时间虽默默无闻，后来却名声大振，成为士人某种楷模，在把“忠”视为天字第一号道德的人看来，“忠”在陶渊明身上自然不能缺席。其实，自从曹魏政权把忠这一面纱撕破，后来的晋及南北朝，将皇位篡来篡去的统治者，实在难以拿忠作幌子了。刘裕比桓玄等枭雄有耐心得多，到420年始篡晋建宋。427年去世的陶渊明，却既无明显晋遗民情结，当然更谈不到有作为刘宋新朝臣民的半点喜悦。对社会的无道，他深深憎恶，对皇室，他又基本取漠然态度。“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是不得志士人心理常态，渊明内心可说无此麻烦。梁启超《陶渊明》一文中就说，把陶看作忠于哪一家，那是看低了他。但陶渊明是多么“忠诚”的人啊。
陶渊明对生命的忠诚以极质朴方式进行表达。他拒绝道家求长生的诱惑，不接受佛门高僧的召唤，不抛弃亲人遁入山林。他的确时常需要一杯酒的支持，但不纵酒不佯狂不颓废，他追求在不离世俗中脱俗。田园是他表达生命忠诚的最好处所，唯一处所。“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这首诗作于其五十二岁，归隐已十二年，可称为陶子田园诗巅峰之作。诗里有一个独一无二的陶子，浑然静穆的陶子，非凡的陶子。但这是陶渊明的巅峰状态，而非日常状态。
日常状态的陶子有许多纠结、酸楚、痛苦。人之立世，必有其主位思想，主位人格。陶子主位思想为儒，主位人格却是隐。这二者的融合就是那颗非凡又亲切的“田园魂”。肉身需地址，灵魂要家园。田园意味着自然、自由、自足、避世。唯有田园能安顿陶子的肉身与灵魂。之所以有这次彻底撤退，就因为他的灵魂从前亦从未离开过田园。
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二
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
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
——《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这些诗皆作于四十一岁前出仕行役途中。陶子对“做官”真是不敬业呀。不念官命在身，念念不忘的却是田园、田园，是赶快扔掉这顶萦拘我的官帽，去做那高鸟与游鱼。他把田园之外的社会称作“人间”，为了田园，他可轻辞这“人间”。陶子总是强烈地意识到，他的出仕是被动的、无奈的、暂时的，每次出仕都如蜻蜓点水。归田园则是宿命的根本的，他之不能离开田园，就像鱼儿不能离开水。陶子的田园，具有“非人间”气息。
渊明一生大部分时间在田园，虽屡次出仕，合起来也不过数年光景，四十一岁赋《归去来兮辞》之后，则再没离开田园。那么，生活在田园中的陶子该是满足、喜悦、静穆的吧？并非如此。
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
——《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悠悠待秋稼，寥落将赊迟。逸想不可淹，猖狂独长悲！
——《和胡西曹示顾贼曹》
这两例为彻底归隐前丁忧家居时的作品。
那个时候，安静的田园，常闭的柴门，就常常令陶子苦不堪言了。三十九岁这年年末，孤独、寂寞、贫穷一齐来到陶子的田园。“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你听，寂寞丝丝有声，孤独铮铮作响啊。转眼来到了四十岁，恶劣的情绪仍然存在，并且又出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情况：陶子无酒可饮了。对陶子来说，饮酒是一件大事，无酒则是一件更大的事。无酒是一种危机，乃至一种绝望。“每恨靡所挥。”陶子说到饮酒，总爱用“挥”这个字。陶子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人独饮。真好饮者必喜独饮。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想象陶子独饮的样子：他总是没必要地大幅度挥动那只沉默无辜的酒杯。用一杯酒热情款待自己，这是陶渊明式的奢侈。现在，穷到无酒可挥了，这如何是好？那就“猖狂独长悲”吧。他的“猖狂”只有自己能看见。要知道，陶子性格是内敛温和的，在人前的言行是不会有什么“幅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