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潘师正这一群弟子中，有“龙马狼驴”之目。“龙”是龙潜，“马”即司马承祯，“狼”为郎岌，“驴”则是卢藏用。
庆州龙潜，字于渊，据闻此子天资颖慧，于学无所不窥，追随潘师正最早，能观星，擅术数，惜其年寿不永，曾无一文传于时，很早就过世了。
卢藏用的叔祖卢承庆曾任度支尚书，父卢璥，官至魏州司马，世为士族，又是进士出身，以文章名家；其学辟谷、炼气之术，极为时人所重。中宗神龙中，卢藏用任礼部侍郎，兼昭文馆学士，数度隐居于长安近郊的终南山，人讥为“随驾隐士”。此公最为后世所周知乐道者，是他曾经指着终南山，对司马承祯说：“此中大有佳处。”而司马承祯则答以：“以愚观之，此乃仕宦之捷径耳。”用这一段对话作为卢藏用的谥注，似乎有些冤枉。卢藏用工书法，书体酷肖右军，与陈子昂、赵贞固交游极密，情谊佳好；而陈、赵年寿不永，都早早地过世了，卢藏用为此二友抚孤以至于长，可见风义。
至于狼，在龙马狼驴四子之中，年齿最长，他也是崔湜夫人的传道师郎岌。
此人原籍定州，年幼时尚未修习道法，已擅占气候，名动两京，潘师正众徒之中，他是唯一受访顾而得以相与接谈的。一谈之下，潘师正惊为天人，向不以弟子视之。
郎岌弱冠之年，便常应达官贵人的礼聘，为土木风鉴之资。可是，一方面由于天赋异禀，他一向视研读道经、修炼丹药等为余事，不甚措意，是以积学不能厚，言事便不能深。也由于少年得意，性情排奡不羁，落落寡合，常直言忤人，所以交游虽广，也颇惹忌惮。
传闻：郎岌曾在东西两京之地到处游观多年，身后时时有一班衣冠人物追随，听其指顾，随口谈吐些个灾祥休咎的言语，当下以为说笑无稽，可是日后往往征应不谬。这是他被崔湜看上，迎入府邸、奉为上宾的根柢。
崔湜密邀郎岌入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有个一向潜心习道的妻子魏氏。崔湜的盘算是，倘能市之以恩，赂之以惠，有朝一日若得尽收郎岌之术，成其内眷私学，则自己在风云诡谲的官场之上，容或还能由于透达的识鉴，持续他“先据要路以制人”的势力。
令崔湜大喜过望的是，老郎岌居然一口答应，入府不数日便设施典仪，行授业之礼。郎岌受拜之际，看着九炷香烟，忽然叹了一口气，对新收的女弟子道：“年外或将有不可测之大故，吾等且勉乎哉？”这话令崔湜若有所悟：原来郎岌之所以答应入府，并非图报于崔湜的笼络，而是为了能及时得人传授了自己的道法。
至于那“大故”为何，郎岌不说，谁也没敢问下去。这是中宗景龙三年初的事，正当时，宗楚客拜为中书令，萧至忠为侍中，崔湜也由于私侍上官昭容的缘故而得以为同平章事，实际上掌握了相权，然而为期不长——崔湜的父亲崔挹任国子监司业，私收选人贿赂，而崔湜不知，反而把给了钱的选人给汰除了。那人不服，前来理诉，道：“公所亲受某赂，奈何不与官？”崔湜怒道：“所亲为谁？当擒取杖杀之！”那人冷笑道：“公勿杖杀！杀则来日便要戴孝也。”为了这桩丑闻，崔湜被外放到襄州为刺史，行前郎岌笑着对崔湜说：“春荣到襄，秋实返秦，安之。”半年不到，中宗行郊祀礼，果尔放还。
不过，这还谈不上什么“不可测之大故”，论及彼一“大故”，仍须从前事索寻。
先此，武后久视元年春天，成州有身长三丈、面色如金之人，夜半现迹，有人说那就是佛；佛还留下了话语，谓：“天子万年，将有恩赦！”于是改元“大足”。
当时郎岌便与崔湜说：“深恩不可测，大狱或将兴。”中宗皇帝当时复为皇太子，皇太孙李重润则受封邵王，果然在这一年，邵王和他的妹妹永泰郡主、妹婿魏王武延基由于议论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与武则天的宫闱秽事而遭赐死。
这桩惨案，留下了一个伏笔，直到中宗继位，虽然追封李重润为懿德太子，仍心有不惬；而李重润的生母韦后，更对中宗的庶长子李重福常怀嫉恨，以为当年赐死之事，乃是李重福与张易之兄弟联手构陷所致。中宗遂先贬李重福为濮州员外刺史，再徙之于蜀中合州，复迁往湖湘之均州。非仅奔波于万里程途之间，在地且不能兼领权柄，直似流人而已。
景龙三年，中宗祀于京师南郊。崔湜当时更由于攀附上安乐公主的缘故，奉召入陪大礼，风闻将有大赦，可是郎岌却力持反议，笑吟：“帝气三千界，悲风下邵陵。”此处的邵陵，所指乃为邵王陵寝，语意明显：基于皇帝对李重润的凄恻追思，李重福断无逢恩被赦的机会。
流人遇赦而放还的事所在多有，偏偏李重福总不能沐此天恩；他郁怀惨悄，陈情上表：“陛下焚柴展礼，郊祀上玄。苍生并得赦除，赤子偏加摈弃。皇天平分之道，固若此乎？”其悲愤可知。然而，纵使有这样一封书信，也没能得到回复；日后——也就是在中宗驾崩之后，相王李旦即位之初——李重福终于发动了一场兵变，而这一场迅速被扑灭的兵变所牵连动摇者，将应于多年之后洛阳的天津桥畔，是时李白在焉。
然而，就在中宗行郊祀礼的当天，郎岌在京中遥望南郊气象，反而流露出哀凄的神色，同崔湜道：“昔言‘不可测之大故’，今可测矣，崔郎宜早订计。”
崔湜一向服其神算，听这语气，更不像平常那般坦易从容，遂跟着慌张起来。郎岌推算了整整七昼夜，才道：“太阴、岁星犯紫微，大丧数定；非有巨力，吾等亦将不免，噍类无遗矣！”
帝星有故，大宝易主，这是常例。不过，郎岌却推看出更多的细故和变化。首先，帝星之灾，居然变自中宫，也就是显然指向了韦氏与安乐公主；其次是二度履储君之位的相王，其家也有异状。那是在长安城东、隆庆池北，相王的五个儿子——分别是寿春王李成器、临淄王李隆基、衡阳王李成义、巴陵王李隆范和彭城王李隆业——列第于此，广宇连栋的宅邸，朱甍碧瓦之上，郁郁然缭绕着帝王之气，连日更盛。仅此二象，便教崔湜更加不安了。
崔湜向所倚附，不外韦后与安乐公主之党，兼以旁通上官昭容，私侍太平公主；若说太阴、岁星所指确为外戚，则不免涉嫌篡逆，如此一来，崔湜的麻烦可就大了。郎岌也顾虑及此，遂议：“并从二象，而定于一策之间，唯入相王府耳！”
相王李旦性懦而多惧，敬鬼畏神，疑风惑影，常到处寻访术士以求前知，总想逆料天命，趋吉避凶。尤其是从母亲武后那里承袭一事，常着迷于字卜，无可自拔。所谓“字卜”，遇事随机见字，便以该字为该事征兆，几乎无处不可行之。非密迩之人，不知相王积习如此，还当他一意着迷于文字训诂之学。
郎岌所定之策，是先与相王家人私语：崔湜之妻早岁即得异人传授秘法，能占气候，且擅以经卷字句为卜，恰是以此术观得隆庆池北的五王宅第森森然有帝气，堪信仍有可以深入参详的机宜，何不召之过府，详询底蕴？
此番夤缘布画，还有另一筹在其中——郎岌得以老仆之身，随侍在侧，暗中指点。这样预着地步，一方面可以亲近相王，一方面还可以让崔湜本人避于嫌疑之地，以免招韦氏一党耳目。
这时节，正逢临淄王李隆基罢潞州别驾之职，返回京师，到处结交豪杰、阴聚才勇。一旦闻知隆庆池北帝气之说，自然也平添了十分兴味，随即择日将魏氏、麻姑、璞娘、瑕娘并郎岌等一行主仆十多人都辗转迎去，先在临淄王府盘桓竟日，所图无他，就是仔细观瞻王府地理。一时哄传崔湜献妻，临淄王与崔湜则从未为这秽闻做过只字片语的辩解。试想：有这样绘声绘影的闲话，以为遮掩，岂不比什么托辞都来得有效，且不落痕迹。
在临淄王府，李隆基摒去闲杂人等，仅万骑军果毅葛福顺、李仙凫随同侍卫，引魏氏、郎岌周游王府。随行的，只有当时正在王府做客的西城、崇昌两位县主——她们都是李隆基的妹妹，从小就研读道经、访习道术，执意相从，李隆基也不能峻拒。
那魏氏每看一处亭台楼宇或是园林池沼，便回头同那俯首低腰、神情极为虔敬的郎岌肃容相商，声语甚低，旁人但闻窸窣，不能辨解其义；偶然听得零碎字句，不外“北斗”、“紫微”、“太白”、“入犯”等不成片段的话，之后，郎岌才以十分简洁的词汇慎重禀报：“林木佳祥”、“土石安顿”、“觚棱浑穆”。李隆基也只能唯唯而已。直到遍行一周之后，郎岌又同魏氏一阵耳语，忽然讨了手版笔墨、铺纸疾书十二字：“庚子日晡时出玄武见流星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