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君”所指，自是崔涤；“魏夫人”，则非道教上清派的始祖魏华存莫属，其人其事，家喻户晓，丹丘子身为道门之徒，自然了如指掌；那么——“斯人”又是指谁？
魏夫人名华存，字贤安，山东任城人，东晋司徒魏舒的女儿。据《南岳志》所引《南岳魏夫人传内传》云：此女幼时便熟读“庄老之书”，“笃意求神仙之术”，发誓不嫁。不过到了二十四岁上，还是奉亲命遣嫁南阳刘文，诞二子，长名璞，次名瑕。即使如此，魏夫人仍常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纳气液，摄生夷静，且“闲斋别寝，入室百日不出”，专务修道。缘此虔诚致志，感格于天。西晋太康九年孟秋，忽一日，天上降来了四位仙君，授之以《太上宝文》、《八素隐书》、《大洞真经》、《灵书紫文八道》、《神真虎文》、《高仙羽玄》和《黄庭经》等三十一卷真经，此即上清派原始文书。
其中，《黄庭经》草本除了开篇六句之外，皆为“七言韵文”——在当时，“七言”别为一体，若非里巷歌谣，就是识字开蒙之书，尚且不曾被视为诗之一格。以七言韵文，作长篇论述，也是极其罕见的事。
“七言”日后之成为诗之大宗，《黄庭经》更可以视为另一关键。魏夫人据其草本，殷勤注述，用意显然是传道，可是却于无意间借由道教传播力量，推动了这种形式的诗作。
此须别加解注——
《汉书·艺文志》说《史籀篇》是周时史官教学童的书，又著录“史籀十五篇”。本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矣。”魏晋以下此书全失。段玉裁推测：“其书必四言成文，教学童诵之，《仓颉》、《爰历》、《博学》实仿其体。”
至于《仓颉篇》，世传丞相李斯作；《爰历篇》，世传中车府令赵高作；《博学篇》，世传太史令胡毋敬作。“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从此定型为小篆。汉初，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统称《仓颉篇》；《仓颉篇》流行直到东汉。
而在有汉一代，司马相如改创其体，更易其制，创用“七言”。相对于之前《史籀篇》、《仓颉篇》的四言。汉赋大家（广义的诗人）司马相如最重要的改革就是引进了民间歌谣的“七言”，成就了《凡将篇》。比起没有用韵的前代之作，司马相如更知道国风风人的潜移默化之功，系乎简单而有力的记诵，也就是经由民间歌谣所擅场之体，让蒙童得以更有效率地识字见义。
其后，西汉元帝时代，黄门令史游以《凡将》为蓝本，另作《急就篇》，也大部分使用七言。可见在当时七言大概正是众口相沿的阳阿薤露之调，如：“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
此外，从东汉的镜铭上也可以看到许多七字韵语，似亦可复案昔时“七言”流行的程度。司马相如和史游在七言诗发展史上乍看不具任何地位，但是注意并运用民间歌谣形式，推动普及教育，却不期而然地为七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两汉书以及其他成书于汉季的史料上，还可以发现一种两汉人用语的习惯，那就是七字句。“欲不为论念张文”、“关西孔子杨伯起”、“五经无双许叔重”、“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楷模李元礼”。这些个品评人物的单句七字用语断读几乎全是“四三”（二二三）。
在残存汉魏以降的字书之中，“七言”之堆砌罗列大体如此。《凡将篇》：“淮南宋蔡舞嗙喻”（见《说文》二上）。“钟磬竽笙筑坎侯”（《艺文类聚》四十四）。“黄润纤美宜制禅”（见《文选·蜀都赋旧注》）。其他杂有脱漏之文之例直到唐代都还出现过，文气亦颇雷同：“乌喙、桔梗、□芫华”、“款冬、贝母、木蘖萎”、“苓草、芍药、桂漏卢”、“白敛、白芷、□菖蒲”（见《陆羽茶经》下）。
不消说，这样的句式也都来自民间歌谣七字句。在《凡将》、《急就》等篇问世之后，这个开蒙记诵字句的固定形式，也反证了“七言”在民间的流行地位。像是“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这种事关革天之命的话，也顺理成章利用“七言”，可见其琅琅上口。
然而天下之大事断非成于二三先行豪杰之手；二三先行豪杰若非他故而留名于青史，亦未必然能独于无佛处称尊。接下来一个无心插柳之人也几乎丢失了他在七言诗史上的重要地位——王逸。
古人解注章句，是推崇作品最直接有效的工夫。屈赋也好、《楚辞》也好，都是透过汉人“章句之学”寻摘浸淫，而成为诗三百篇之外的“别祖”。东汉王逸在刘向整理编纂的基础上，把《楚辞》推向一个更崇高的位阶。而在他那个时代，七字句已经是普天之下、率土之滨最流行的一种有助于记诵的语言形式了。
王逸作楚辞章句，经常使用七字句，句句用韵，再于句尾之处加上一个也字，这当然也是为了方便记诵。连王逸自己写的《琴思》，都为后世学者怀疑为“某篇之注”；可想而知，许多王逸自作的诗句或可能也早就被混进“楚辞章句”之中去了——无论如何，王逸大量运用“七言加一虚字”的动机很明显：他了解、运用这个人们长远浸润的记忆形式，统一了注文和原文的文气，借以方便学习者朗读、记诵而流传。
由此可知，汉唐间数百年，“七言”以其调俗而不被视为诗，却又以其易记宜诵而成为流行谣谚的载体。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之中，此体并非一蹴而成就为近体诗格之一、蔚为大宗，居间《黄庭经》之功大矣。
漫摭其句如此：
上清紫霞虚皇前，太上大道玉晨君。闲居蕊珠作七言，散化五形变万神。是为黄庭曰内篇，琴心三叠舞胎仙。九气映明出霄间，神盖童子生紫烟。是曰玉书可精研，咏之万过升三天。千灾以消百病痊，不惮虎狼之凶残，亦以却老年永延。（《上清章第一》）
黄庭内人服锦衣，紫华飞裙云气罗，丹青绿条翠灵柯。七蕤玉龠闭两扉，重扇金关密枢机。玄泉幽阙高崔巍，三田之中精气微。娇女窈窕翳霄晖，重堂焕焕明八威。天庭地关列斧斤，灵台盘固永不衰。（《黄庭章第四》）
诸仙授书于魏夫人时曾吩咐：“此书昔授之北斗坛君、西城总真君，复授之南华生，今以付子，且语以存思指归行事口诀。”这话中的“指归”二字，隐隐然像是在北、西、南三个方位之外，另示以东行之宿命。
独得秘卷之后，魏夫人益发专笃修行。刘文早卒，时当司马氏天下裂解，不能复合，魏夫人独见时衰，推知人力无可挽救，遂携子随晋室东渡。两个孩子扶养成立之后，魏夫人随身仅一婢子，名曰麻姑，就在晋大兴年间来到南岳衡山，在集贤峰下结草舍而居。
相传此一期间，西王母曾约魏夫人到朱陵山上共食灵瓜，并赐《玉清隐书》四卷，“时年八十，仍颜如少女”。这一段安静修真的日子，长达十六年，终于在东晋成帝咸和九年白日升天。传闻当时她闭目寝息，饮而不食，一连七昼夜，之后才由西王母派遣而来的众仙迎接飞升，时年八十三岁。
升仙之后，魏夫人还被天帝封为“紫虚元君”领“上真司命南岳夫人”，与西王母共同治天台山、缑山、王屋山、大霍山和衡山等地之神仙洞府，侍女麻姑也列入仙班，弟子女夷受封为花神，主掌百花开落之事。古来华夏女子修道，向称始于魏夫人。
三十年后，时在东晋哀帝兴宁二年，魏夫人真仙再度下凡，以扶乩降笔之法，亲授琅琊王司徒舍人杨羲《上清经》，命以隶书写出，此据《真诰》卷十九《真诰叙录》所载，其事极异，推验不能复证；时移事往，湮远难以深疑。杨羲将《上清经》再传护军长史许谧、上计椽许翙。无论这部经书的来历如何，经由扶乩降笔一节，魏夫人便为后世上清派尊为第一代天师。
但是在司马承祯的话里，“魏夫人”三字一出，崔涤感觉有一张模模糊糊的脸孔，从无限遥迢的岁月之流中濯浴而出，逐渐清晰了起来；他一面抬手挡着骤雨，一面不敢置信地嗫嚅以对：“真君所言，乃某家一向所深讳之事乎？”
“一家之事，亦不免牵连一国之事。”司马承祯双眉一皱，念力微聚，居然让面前看似紧闭着的木门应声而开；厅中榻上给蓦然惊醒的是个野人——吴指南一张困惑万端的脸迎向乍然欺入的雨声和天光。